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海戰，中國人不應該忘記，中國軍人更不應該忘記!
，面對日本挑釁頻出，中日紛爭不斷，戰鼓由遠及近，我們有必要回望當年那場海戰，思考一個東方大國海軍何以殞歿黃海，導致中國由此衰弱至歷史谷底?而那時人所稱“蕞爾小國”又何以由此步步緊逼，一再中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今天，我們能否以史無前例的革新進取精神戮力強軍，真正穿越近代以來橫亙在中國強國強軍道路上一道道無形的歷史障壁?
三大歷史積弊阻礙中國強國強軍
1867年，時爲曾國藩幕客，極力推動曾國藩興辦洋務、強國強軍的趙烈文，私下推斷大清國不出50年就會滅亡。曾國藩聽了，無奈嘆道“我日夜望早死”。他不願看到國家“抽心一爛”、“土崩瓦解”的局面。1894年，大清國在甲午海戰中慘敗，次年被迫簽訂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泱泱中華從幾度威儀萬邦，衰落到遭受幾乎所有外來列強的欺凌;從當了日本一千多年的先生，衰落到被這個東方“蕞爾小國”打得一敗塗地。趙烈文憑什麼推斷大清國很快會亡?他看到了什麼?甲午戰敗爲什麼在國內引起比當年鴉片戰爭還大的震動?中國人反思、省察到了什麼?
甲午海戰慘敗，宣告了曾國藩、李鴻章等洋務派凡30年興辦洋務、致力強國強軍的種種努力徹底失敗。它以最冷酷的現實，集中暴露出大清國外強中乾的極度虛弱性，暴露出阻礙中國救亡圖存、強國強軍的種種歷史積弊。
第一，高層“改革惰性”。1876年，李鴻章與日本駐華公使森有禮有過一次耐人尋味的交談，他對日本想與東亞傳統決裂表示不解，認爲日本人以西裝換掉古老民族服裝是不敬祖先。森有禮卻說：“如果我們的祖先還活着，他們無疑會做我們全部做過的事……大約一千年前，他們改穿中國服，因爲他們發現中國服比自己原來的穿着要好。”這場關於服裝的辯論，反映了兩國改革者完全不同的變革取向：森有禮主張變革必須徹底;而李鴻章則堅持洋務派“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基本立場，說中國決不推行日本式改革，決不用歐俗，只是認爲“軍器，鐵路，電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
無疑，“中體西用”嫁接，是一種極不徹底的改革。中國改革之所以採取這種方式，與其說爲強國強軍提供了一定空間，毋寧說從另一方面，反映了改革派的不利處境，反映了清廷上層反對、拖延全面改革勢力的強大。後者政治上極端反動，思想上極度保守落後。當改革與舊制稍有衝觸，大小保守派官僚、文人便一擁而上，斥之“以夷變夏”、“亂臣賊子”、“漢奸賣國”。上層極度缺乏改革共識，使最高當局在看待改革問題上，總體呈現出一種心猿意馬、三心二意、一再拖延的“改革惰性”。這種惰性，致使發展“軍器，鐵路，電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的工商實業步履維艱，體制變革一誤再誤。李鴻章雖然組建起亞洲最大、裝備先進的北洋艦隊，但是，其它配套軍事管理體制、作戰思想、訓練方式等，卻遠遠沒有跟上。對此，覬覦中國已久的日本軍國主義當局早已全盤掌握，並以此爲重要依據加緊籌劃對中國開戰。
第二，國民“一盤散沙”。傳統中國，朝廷爲樹立君父權威，建構了一種家(老百姓)對國承擔單向倫理義務的社會治理體系。因而，從傳統中國歷史看，由愛家到愛國，對於百姓來說，存在着一個巨大邏輯斷裂：以一姓之家壓萬姓之家，二者多數情況下互爲異己，老百姓的家與一姓王國除了倫理關聯，很少有實質性的權益關聯，無法結成真正的命運共同體。國破未必(老百姓的)家亡，只是更換王朝姓氏而已，民衆不存在把國(朝廷)作爲自身利益代表來熱愛和捍衛的必然性。這就決定了傳統中國內在地存在一種政治性、體制性渙散。若非遇到巨大的國破家亡危機，人們的精神旅途通常歸於家而終止，民族魂消散在家的細胞中，無法上升爲整體國家民族精神。
清朝晚期，由上述家國關係內在斷裂決定的國民“一盤散沙”局面更加突出。表現在軍隊中，將領不負責任，嚴重腐敗，基層官兵厭戰怯戰，戰場上臨陣脫逃現象十分普遍，充分暴露出體制性渙散對軍隊作戰造成的嚴重後果。
第三，文化“積弊難返”。清帝國後期，不論國家還是軍隊，轉型變革至少面臨三大阻力：一是思維定式。清廷上下，以習慣、常識、經驗等爲基本要素的思維定式，以及與此有關的行爲方式，如固守冷兵器時代“十八般兵刃樣樣精通”的訓練、作戰方式，無視新式熱兵器對改進訓練和作戰樣式的新要求，成爲影響清軍包括北洋海軍軍事理論、訓練作戰、風紀管理的重要文化模式。二是“潛規則”。無孔不入的人情交往模式，衍生出一系列複雜的“關係網”、“人情網”、“小圈子”，致使用人上不正之風盛行。比如，李鴻章爲北洋海軍選擇統帥時，國內海軍軍官學堂已畢業幾屆學生，首屆赴英國海軍留學生也陸續回國，但這些人都被他排除在統帥人選之外，而丁汝昌雖然出身陸軍，不懂海戰，卻被選任爲艦隊司令官。其中原因，不外乎丁出身淮軍，與李同鄉，對李唯命是從而已。丁不諳航事，導致海軍訓練針對性、實戰性不強，在甲午海戰中付出慘痛代價。三是部門利益。如有些軍中後勤保障部門權力過大，又缺乏相應制約，隨意壓減、扣發前線部隊軍餉和彈藥。甲午海戰中，有的軍艦嚴重缺乏炮彈，只好用訓練彈向敵艦射擊。
以史無前例的革新精神戮力進取
今天，當我們回顧120年前那場戰爭，我們毫不諱言，有一系列歷史障壁，導致甲午海戰失敗於無形，羈絆着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救亡自強的腳步。當代中國，儘管從很多角度看，早已不是過去之中國，但歷史遺留下來的種種消極因素，仍然死而未僵，影響着我們追求強國夢、強軍夢的歷史進程。中華民族如何以“闡舊邦以輔新命”的精神，走出一條穿越歷史迷霧的強國強軍道路，仍然是一個重大時代課題。
其一，關鍵在於消除信息社會“時代差”。這個時代差不僅是武器裝備的“代差”，而是一個大的社會時代差。一支軍隊，如果整體上落後於時代基準，如當年大清國軍隊，即使有一些工業時代的武器裝備，必然要打敗仗。近幾十年，我軍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撒手鐗武器裝備發展取得長足進展，但卻仍未能擺脫外部壓力、戰爭威脅，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軍整體信息化水平落後於時代基準。21世紀，在追求“全譜優勢”、“全球即時打擊”的態勢下，軍隊達不到信息化時代基準要求，威脅就會從四面八方涌來。因此，對於我軍來說，重要的不單是在某種關鍵武器裝備上補級差、補代差，而要在整體上消除信息化這個時代差，從而在思想觀念、管理方式、訓練和作戰樣式等方面全面跨入信息時代，形成敵人無法壓制的基於信息系統的體系作戰能力和整體交戰能力。
第二，處理好國家和平發展戰略與軍事戰略的權重關係。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大國在崛起中，無一例外要受到周邊或域外大國圍堵與遏制;無一例外會面臨一個重大戰略抉擇，即如何看待和處理國家戰略與軍事戰略二者的權重關係?當年，中國洋務運動也受到日本忌憚，後者不惜幾十年堅持不懈地籌謀策動，陰謀通過戰爭來破壞、打斷中國現代化進程，而甲午戰爭恰恰達成了這樣一個戰略企圖。
今天，美、日等國甚至一些周邊小國，紛紛從陸地、海洋等方向危害、蠶食中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特別是日本安倍政府，爲二戰軍國主義招魂，頻頻挑釁中國，挑戰戰後國際秩序。
這警示中國——中國的和平崛起，再也繞不過軍事上面臨的挑戰。關鍵是，我們如何看待和處理國家和平發展戰略與軍事發展戰略的關係，既要防止軍事發展戰略超越國家發展戰略，又要積極作爲，隨時準備以一兩場階段性的、有限的局部戰爭，來支撐國家長遠發展。因此，決不能把犧牲“軍事上適當有所作爲”，作爲換取“和平發展形象”的代價。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建設一支與國相稱、擁有遠程戰略打擊力量的強大軍隊，不僅能拒敵於國門之外，而且能讓戰爭的策源地也成爲戰場，徹底改變近代以後侵略戰爭發動國後方總是安全的這一歷史。以此有效遏制戰爭，維護和平，必然成爲我們實現強國夢的重大戰略目標。
第三，打通家與國內在聯結，夯實強國強軍根基。歷史證明，只有把民衆之憂視爲大者，國之憂纔能有人民爲之憂;只有把執政目標契合到人民的訴求、需要之中，纔會有天下“匹夫”甘心與之共擔“興亡”之責。今天，我們把“人民夢”與“中國夢”內在地聯繫在一起，就是以此整合、優化當代中國家國關係，從公民權利與義務相平衡的視角出發，建立基於權益共享、真正保障公民權利的家國共同體，進一步從根本上彌平傳統中國家與國、保家與衛國的權益鴻溝，由此奠定中國人民戰勝一切外來風險、挑戰和不測事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堅實社會基礎和精神動力。
第四，以前無古人的軍事變革及其成果支撐國家現代化。近代中國軍事嚴重落後於西方，當西方軍事完成了從“農業-軍事體制”向“工業-軍事體制”和“商業-軍事體制”轉變後，中國軍事仍然停留在傳統“農業-軍事體制”上。不僅如此，就連軍事領域裏的“人”，也仍然是一羣“傳統人”，演出了“馬拉火車”的歷史荒誕劇，產生出北洋艦隊這樣一個由小農經濟與工業兵器結合的現代化畸形兒。今天，在軍事發展問題上，如果人本身的現代化問題不解決，仍然可能出現“傳統人”扭曲現代體制機制，抑制先進裝備技術效能的“英格爾斯效應”問題。因此，中國軍隊必須全面深化改革，彌平人的差距，推動人從思想觀念到實際能力全面向信息化躍升。
歷史表明，和平發展期不應是軍事發展的停頓期。軍事現代化是軍事發展連續性積累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推動軍隊外部經濟、政治、科技、文化、人力等要素，以及軍隊內部人員、裝備技術、體制編制、軍事思想等要素實現“連續整合”，推動軍事順利實現向現代“軍事-商業體制”“軍事-工業體制”“軍事-高科技體制”的“混合式三級跳”，這注定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偉大軍事變革。在甲午海戰落幕120週年後的今天，只有以前無古人的決心、勇氣和意志，穿越面前一道道無形的歷史障壁，在推進這場偉大變革中建立起無堅不摧的現代軍事力量體系，纔能有力支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