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驚世界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爲信史，並由此將中國的歷史向前推移了數百年。直至今日，它依舊被視爲人類文明史上最重大的發掘之一。 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名字———李濟。
我們關於商代的知識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濟給我們劃定的。他領導的安陽發掘，對20世紀整個下半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影響———包括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夏鼐、臺灣中研院史語所所長高去尋在內的中國考古學界領袖人物，都是在安陽接受的考古學訓練。
已故的考古人類學大家張光直以臺灣中研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教授的權威身份，曾對自己的導師李濟做過評價：近60年的歲月裏，一開始作爲中國考古學之父，隨後又作爲中國考古學掌門人，他的學術思想一直在中國這門學問的發展中佔據支配地位。 如果不將張光直所說的“中國學界”縮小爲臺灣學界，那麼他的判斷顯然過於樂觀了。李濟在1948年年底隨史語所遷臺，這一選擇很難以優劣論，但其所造成的尷尬局面卻是顯而易見的。
1959年，以《考古》雜誌爲代表的大陸考古學界對李濟發起了猛烈的“圍剿”。李濟的兒子李光謨甚至還收藏了當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濟。此後，和許多政治上選擇錯誤的著名學者一樣，這個名字逐漸消逝在我們的閱讀視野中。
不知道李濟對於此種“圍剿”的反應如何，但他曾對1949年後大陸的考古發掘報告提出過嚴厲的批評，認爲其中缺乏實際材料，充滿了政治術語，對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內容居然都號稱“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貫的標準，這些根本都夠不上考古學。”李光謨感嘆道。
直到後來西安半坡遺址的發掘報告出來以後，李濟對大陸考古學的印象纔有所改變，他自己的文章中也開始引用大陸學界的資料。
李濟去世後，人們回憶：“他是一個被上級、同僚、晚輩、學生害怕的人，但他對待真心爲學的人則給予最大的幫助。”其實豈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簡直就是可惡。臺灣名人李敖就曾寫過文章，稱李濟爲“最後一個迷人的學閥”。李濟因固執而獲罪爲“學閥”，但饒是刻薄如李敖，也從不否認他身上“迷人” 的一面。 李濟人生最輝煌的一頁是在殷墟，此後，考古學家和他發掘的遺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陸的李濟，晚年心中是否牽掛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樣一番滋味? 這些問題，由於長期的兩岸阻隔，甚至連李光謨也無法回答，但他說：“1977年，李濟生前最後一本著作是《安陽》，可見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