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貢學習上的優異，首先體現在他的“言語”水平的高超上。《論語·先進》說：“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予、子貢。 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可見子貢是“言語”方面的優異者，也就是說子貢在說話技巧、演講技能上有獨到之處。據《左傳》等史書可知，在孔子那個時代，外交禮賓人員的語言訓練主要取之於《詩》，這已成爲當時的一種習尚。孔子也曾說：“不學《詩》，無以言”，《詩》已成爲當時語言訓練的主要教本。《詩》就是後來成爲“六經”之一的《詩經》。
在《詩》的學習中，孔子不僅要求學子們搞通弄懂《詩》的本來意義，而且要求他們能對《詩》“活學活用”，在外交禮賓場合能順手拈來以達己意，而這，沒有相當的靈活性和敏銳性是難以做到的。在孔子的門徒中，子貢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論語·學而》曾記載孔子、子貢師徒二人對答，子貢靈活運用《詩經·衛風·淇奧》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詩句來回答老師提問的情形。孔子認爲子貢的回答十分貼切，“斷章取義”恰到好處，故而稱讚子貢：“始可與言《詩》已矣”，而且說子貢“告諸往而知來者”，認爲他對該詩的理解達到了心領神會的地步。
在《論語》中給予弟子“始可與言《詩》已矣”這樣高度評價的還有另一位，那就是子夏，而子夏是“文學”上的優異者，這說明子貢不僅在“言語”上極爲優異，即使在“文學”方面也毫不遜色於 子游、子夏之徒。’《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說：“子貢利口巧辯，孔子常黜其辯”，看來師徒二人經常爭辯一些問題。使子貢在“言語”方面才能大加發揮的當屬他赴齊、吳、越、晉四國的穿梭外交活動了。在這次外交活動中，子貢充分發揮自己的演說才能，使得四國國君對他的利害分析深信不疑，並紛紛採納他的主張。《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具體而言就是：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高超的演說技能和外交能力也在此次外交活動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時人評論
子貢在學問、政績、理財經商等方面的卓越表現有目共睹，有耳共聞，故其名聲地位雀躍直上，甚至超過了他的老師孔子。當時魯國的大夫孫武就公開在朝廷說：“子貢賢於仲尼”。魯國的另一大臣子服景伯把叔孫武叔的話轉告了子貢，但子貢謙遜地說：“譬諸宮牆，賜(子貢)之牆也及肩;窺見家室之好。夫子(孔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手之雲，不亦宜乎?”意思是說：自己的那點學問本領好比矮牆裏面的房屋，誰都能看得見，但孔子的學問本領則好比數仞高牆裏面的宗廟景觀，不得其門而入不得見，何況能尋得其門的又很少，正因如此，諸位纔有這樣不正確的看法。當時魯國的另一個大臣陳子禽聽到子貢的這通解釋不以爲然，他說：“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⒇”意謂你不過是謙恭罷了，難道仲尼真的比你強嗎? 總之，所有這些對子貢的讚譽並非空穴來風，它說明子貢在當時的名聲、地位和影響，確實已不在他的老師孔子之下。司馬遷作爲有遠見卓識的史學家，他在《史記》中甚至認爲孔子的名聲之所以能佈滿天下，儒學之所以能成爲當時的顯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子貢推動的緣故。他在《史記·貨殖列傳》中這樣寫道：“七十子之徒賜(子貢)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佈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執而益彰乎?”孔子得“執”子貢而“益彰”實是不刊之論。試想子貢當年“常相魯、衛”，出使列國，各國待之以上賓，其地位顯赫一時，而且他又有一副伶牙俐齒;每到一處在完成使命之後，每每要附帶宣講其老師的一套理論和主張，儘管孔子的那些理論主張有的與時代相李扦格，但看在子貢的面上，總要聽一聽，這在客觀上就推銷了孔子。孔子的儒學成爲顯學，孔子的名聲佈滿天下，實與得“執”子貢這位高足弟子有關。司馬遷對此看得很準。
尊師重道
儘管子貢有着多方面的建樹與成就，但他在孔子面前卻表現得非常謙。《論語·公冶長》記孔子問子貢：“汝與回也孰愈(誰更強些)?”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門生，子貢對此是深知的，但孔子偏偏向子貢提這樣的問題。子貢相當有涵養，他說：“賜也何敢望回?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其實到底子貢與顏回哪個強，世人有目共睹。子貢與顏回比，就政事言，顏回要交白卷;就生存能力言，顏回連生計也幾乎維持不下去，《論語》說他“屢空”，看來斷炊的事情亦經常發生，而子貢卻是“家累千金”;論彰揚其師之美名，顏回更沒有子貢那樣的巨大能量。至於孔子遇危難、遭險惡時，子貢總能挺身而出，顯其大智大勇。《史記·孔子世家》曾載孔子困陳、蔡，絕糧，情形十分危急，而當時孔子門徒個個面面相覷，不知所措，是“子貢使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子貢是孔門弟子中之最傑出者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