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可自我表明爲官方的意識型態或羣衆(非政府)運動，並以公民、人種、文化、宗教、或意識型態上的言詞加以表述。民族的自我定義用於區別民族主義的種類。然而這樣的區分並不全然互斥，許多的民族主義運動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若干或全部的區分元素。民族主義運動亦可以範圍與地區作爲區分的準則。
若干政治學家主張，區分民族主義的型式爲假議題。在任何型式的民族主義中，大衆都相信自身擁有共同的文化，且文化也不能全然外於種族淵源(ethnicity)。例如說，美國的貨幣與效忠誓詞(Pledge of Allegiance)上都有“上帝”，並明定出若干被認爲促進文化偏向的法定假日。美利堅合衆國具有身爲美國人的種族理論(即本土主義，nativism)，甚至在衆議院中成立委員會(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以調查非美國人的各種活動。
公民民族主義
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又稱civil nationalism)爲國家由公民主動參與，產生“全民意志”而取得法統(political legitimacy)的民族主義型式。此論一般認爲源於盧梭，特別是自其1762年的著作“社會公約”(The Social Contract)而得名的社會公約論(social contract theories)。公民民族主義來自理性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傳統，在民族主義上與種族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相矛盾，因其認爲公民國家(民族)之成員身份應從自決而來。公民國家(民族)理想化了美法等國之代議政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在發展中所具有的影響力。
種族民族主義
種族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以種族來定義民族。種族以先人的血緣世系爲要素，也包含羣體成員與其祖先之間文化共享、語言共享的觀念。
民族之成員身份爲自遺傳而來。國家政府因爲是種族羣體之祖國、有能力保護國內族羣、以及促進文化與社會生活爲一體而取得法統。族裔觀念極爲古老，但現代的種族民族主義受約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及提倡人民 (德語：Volk)觀念的約翰·戈特弗裏德·馮·赫德的影響極深。種族民族主義現爲主要的民族主義型式，通常就被直接簡化爲“民族主義”。學者安東尼·史密斯使用“種族民族主義”一詞當作非西方觀點的民族主義，以對照出西方以地理範圍定義民族的的觀點。(此處的volk除一般意義上的人民外，尚有基於地緣與血緣關係上的意義，中英文皆無對等詞彙，日譯基礎集團。
浪漫民族主義
浪漫民族主義(Romantic nationalism)(又稱有機民族主義(organic nationalism)、身份認同民族主義(identity nationalism))爲種族民族主義之一型，政府因自然("有機")結果與代言(expression)國內民族而取得法統。浪漫民族主義反映浪漫主義的理想，反對理性主義，強調符合浪漫理想的種族文化，民俗發展爲浪漫的民族主義概念。格林兄弟受赫德著作之激勵，創作出一連串理想化的傳說，標明爲德國人的故事。史家朱爾·米舍萊以之爲法國浪漫民族主義者之前例。
文化民族主義
文化民族主義以共享的文化定義民族主義。作爲民族一員之身份既非自願(文化無法傾刻而得)，亦非遺傳(民族成員之子弟若成長於其他的文化中，會被視爲外族)。中國民族主義爲文化民族主義之一例，部分是因爲中國境內有許多的少數民族(中國民族主義者包含身處臺灣內部，反對大陸政府的統治而主張反攻大陸的人士)。
國家民族主義
國家民族主義爲公民民族主義之變形，通常與種族民族主義結合，意味着民族爲貢獻於國力與國家主張者之共同體。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爲最佳範例，體現於墨索里尼的口號中：“一切爲國家;無所自外於國家;無可反對於國家。”。其與自由主義中，個人自由的觀念以及自由民主之原則相左並不令人意外。雅各賓俱樂部(Jacobin Club)之建立單一且中央集權的法國政府通常被視爲國家民族主義之濫觴。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時代的西班牙，以及現代的凱末爾主義(Kemalism;土耳其民族主義)則爲新近的例子。
然而，“國家民族主義”一詞通常用於民族主義發生衝突時，尤其是分離主義運動發生於已建立的民族國家時。分離主義者的說法是，國家民族主義因較不可信與較不民主而敗壞國家的合法性。法蘭德斯(Flanders)分離組織稱比利時民族主義爲國家民族主義。巴斯克分離組織與科西嘉分離組織同樣分稱西班牙與法國爲國家民族主義。反過來說，這些國家則稱這些分離組織爲恐怖主義。其間沒有無可爭議的準則來判定孰是孰非，而其結果通常爲人民因效忠對象不同而分裂。
宗教民族主義
宗教民族主義(Religious nationalism)以共同的宗教來定義民族。政府若因嚴守教義而取得法統，就比較是神權國家而非民族國家。其實，有些種族民族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在若干方面具宗教特徵。宗教爲羣體認同的標誌，而非主張民族主義之動機。愛爾蘭民族主義與天主教教義相關，且近一百年來的愛爾蘭民族主義領袖們皆爲天主教徒，但其早期的(18世紀)許多民族主義者則爲基督教徒。愛爾蘭民族主義從未如以神學區分宗教變體、聖母瑪利亞的身份、與教宗的超卓地位等。但對北愛爾蘭的若干基督教徒而言，這些宗教改革之前的學說實際上是愛爾蘭文化的一部分。與之類似的是，儘管有猶太復國主義(Religious Zionism)存在，其主流卻較爲世俗，以種族及文化爲基礎。自從英屬印度分割後，印度民族主義即與印度教相關。在現代印度，現代印度民族主義(Hindutva)已明顯地有包含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與民族衛隊(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SS)在內的追隨者。
海外民族主義
海外民族主義(Diaspora nationalism)(或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說的“長程民族主義”)一般指感覺流離失所(diaspora)的民族主義者，如在美國的愛爾蘭人與美非兩洲的黎巴嫩人[1]。安德森稱此型的民族主義爲，想要有民族連繫，卻又不願離開寄居地者的“幽靈根基”("phantom bedrock")。
國家主義
民族主義運動者在達成建立民族國家之目的後，民族主義並不會就此消失，而是成爲國內刺激政黨與政治運動的力量，通常以民族主義者或民族主義政治家形容之，使用國家主義(nationalistic)一詞或較爲精確。民族主義於此種意義上所從事的政治運動爲：
鞏固國家團結，包含危機出現時拯救國家的運動。
強調國家認同，受文化保守主義(cultural conservatism)及仇外(xenophobia)情緒所影響，排除外來作用。
在民族的生存空間上限制他族，尤其是移民。在極端的例子中，成爲種族清洗。
併吞其認爲屬於祖國之一部分的土地，通稱民族統一主義(irredentism)，源自意大利淪陷區(Italia irredenta)運動。
經濟民族主義，即以經濟政策，尤其是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與反對自由貿易，以促進國家利益。
民族主義政黨與政治人物通常會極其強調國旗等民族象徵。
民族主義一詞也有延伸或隱喻性的用法，以描述某些促進羣體認同的運動，特別是在美國，在文化上用於黑人民族主義與白人民族主義。此種用法或與民族主義的古典義意重疊，如黑人分離主義與泛非洲主義(pan-Africanism)。
民族主義者對自己國家明顯有正面看法，儘管這並不是民族主義的定義。情緒性訴諸於民族主義即使在穩定的民族國家中都清晰可見。民族的社會心理學包含民族認同(個人對羣體的歸屬感)與民族尊嚴(與羣體成功的自我連繫)。民族尊嚴與民族文化與政經力量的影響息息相關，儘管其影響或言過其實。最重要的因素爲共有的情緒。在民族主義與運動上，若國家隊輸掉比賽，全民會有共同的失落感。
情緒影響亦可爲全然負面：共同的危機感可鞏固民族。戲劇性的事件，如戰敗，可影響民族的認同。德國因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凡爾賽條約的屈辱、以及經濟危機與惡性通貨膨脹(hyperinflation)，產生極度仇外心理、復仇主義(revanchism，一種外交政策，主要動機要收回失土)、以及納粹主義的興起。1914年，之前以威廉二世爲民族之父的堅實中產階級愛國者，不再能有所作爲。
美國主義
九一一襲擊事件在美國掀起一陣表達民族主義的浪潮。在國際上譴責暴行的狂潮及對美國的公開支持後，美國的民族主義變得令外人難以接受與理解。在二戰後的西歐，尤其是法國、英國、與德國三國境內，許多美國人認爲炫示國旗爲過激行爲。
許多人相信這場民族主義的衝擊帶起美國國家政策上的許多重大改變。於2001年10月26日簽署成爲法律的美國愛國者法案(USA PATRIOT Act)，雖(許多人表面上相信)是爲反恐而設計，但被許多人認爲系機構性地妨害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這場衝擊可能也幫助喬治·沃克·布什的執政，導致美國入侵阿富汗與美伊戰爭。
跟其他所戰爭一樣，衝突自身在任何國家都會挑起民族主義情緒，非僅止於美國。例如說，包含加拿大人在內的反美民族主義情緒自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後戲劇性達到高峯2006 Liberal Canadian Press Room。隨着傷亡增加，反對繼續佔領並重建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意見持續高漲，並使美國衆議院通過法案促使美國自伊拉克撤軍。2005年末的民調顯示布什總統的聲望爲有史以來最低者之一，導因於高漲的反戰聲音。其他人認爲這場“戰爭”已成爲戰後的佔領，需要長期穩定的警政管理，以及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民主化。這項由雙方提出的主張有似於60年代美國捲入越戰時的民心凝聚。其主要的差別在於美國於越戰是逐步擴大規模，而未能完全驅逐北越的反西方政府。
許多擁戰者將反對這場戰爭與/或重建過程者視爲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自以爲是、僞善。反戰者則引用對民心凝聚的爭論，令人聯想到美國於19世紀昭昭天命的觀念。有些人指控反戰者不愛國，甚至於叛國。若干擁戰的評論員表示，覺得新聞對美國的負面報道因破壞美國軍隊達到反恐戰爭的最終勝利而助長敵人氣焰。因反戰者對此種指控感到憤恨，這項政治爭端造成彼此持續對立。
儘管軍事主力在兩國徹底獲勝，持久自由行動(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在改革阿富汗政治與重建伊拉克上進展緩慢。儘管兩國於2006年一月邁出民主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朝向奠定長期和平、穩定、正義的基礎Afghan Parliament Convenes，Impending Iraqi Nationwide Elections。許多在911後美國情緒高漲的民族主義者們擁護這些未完的改革與重建程序所可能帶來的長期利益。在此緩慢的進程中，關於產生這場國家重建的軍事行動的真正動機，與在倫理方面的爭議，仍在持續，而關於民族主義的爭議爲此中關鍵。例如，美國所領導的軍事行動究竟是否構成帝國主義，或爲審慎互利的新型世界主義。這些爭議的激烈程度與撕裂性或因媒體偏差(Media Bias)導致恐懼的文化(culture of fear)而起。媒體朝向遮掩兩國境內的暴力行爲，尤其是伊拉克因反對外國佔領者與“通敵者”所產生的暴動。
許多反對美國與其盟國入侵伊拉克與阿富汗者將這些軍事行動稱爲帝國主義，以“石油之戰”之名提醒世人石油帝國主義(Oil imperialism)之說。擁戰者們認爲這些主張荒謬，他們視這些軍事行動爲國際合作打倒阿富汗的塔利班與伊拉克復興黨(Baath Party)等專制獨裁政權;支持者們更認爲這些入侵與佔領爲在所謂恐怖主義與護教聖戰(jihad)猖獗之地改革社會政治背景的必要手段。論戰於冷戰期間的反共政策立場互異的鷹派與鴿派之間激烈展開，論戰的中心爲權衡美國及其盟國在民族認同、國家安全、國家主權上與其他國家之間孰輕孰重。
因伊拉克與阿富汗兩國社會政治的發展(選舉、法制改革等)仍在持續，要歷史學家評斷孰是孰非或仍過早。支持兩國戰後重建者以現代西歐與日本的歷史例示中東地區歷經國際託管後可能的結果。儘管曾於二戰後經歷英裔美國人(Anglo-American)實質上的軍事佔領與重建達數十年(參見馬歇爾計劃)，法、日、德等國後來自美國白人的佔領下獨立，今日已成爲具國際影響力的頂尖經濟強權。
種族主義
民族主義並不一定具有本國高於他國之信念，但實際上許多民族主義者的確這麼想。偶爾會有認爲他國可作爲本國範例的情形，參見親英派(Anglophile)。幾乎所有的民族主義運動中都有某種種族主義的影子，通常針對鄰國與種族團體。
種族主義亦爲19世紀末大行其道的殖民主義之特徵。嚴格說來，成立海外殖民地有悖於民族國家的原則，因殖民地所在並非該民族的祖國，而其後裔很明顯既非其種族，也不說相同的語言，沒有相同的文化。實際上，民族主義有時是歐洲自決與亞非殖民化之結合。
明確的生物性種族理論自19世紀末大行其道。民族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於20世紀前半常以此種面目出現。納粹可說是史上與種族思想最相符合的思想，納粹德國各方面的政策都受種族觀念所影響。納粹德國之敗及其種族滅絕政策，包括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於1945年後大大地敗壞種族理論與種族民族主義。
然而種族主義持續影響民族主義。種族清洗通常被視爲種族主義與民族主義兩者共同的特徵。國家爲民族而存在是民族主義的法則之一，但不是所有民族國家皆驅逐境內之少數民族。新近的種族清洗知名案例於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戰爭期間發生;其他的例子有1950年代伏爾加德意志人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以及1915年鄂圖曼帝國的滅絕亞美尼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