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恢復高考前，美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教授給中科院寫信，要求快速恢復發展科技和教育，他的這一提議獲得了當時兼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國務院副總理方毅的贊同。
1978年3月9日，全國各地21名少年經過千挑萬選，組成了首個“少年班”，被送入位於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國科技大學學習。“少年班”的出現，見證着百廢待興後，人們對知識與人才的重視，也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時社會對人才需求的焦慮。
這21位被選中的少年中，最大的16歲，最小的只有11歲，他們被稱作新中國歷史上，“知識荒原上的少年突擊隊”。
在這些孩子裏，有三人進入學校不久，已然成爲家喻戶曉的三大“天才神童”，他們分別是寧鉑、謝彥波和干政。
然而，被裹挾在時代洪流中的個體，在羣體的聲浪前，毫無招架之力。幾十年後，寧鉑出家爲僧，謝彥波和普林斯頓導師鬧翻，干政患上精神疾病，一個時代自此落下帷幕。
40年的風雲變幻中，少年班不乏人才輩出的學生，超過70%的校友活躍在全球經濟、IT、金融和製造領域。直到現在，整個社會對少年班的討論仍未中斷，但每每提起這三位“神童”的命運軌跡，都格外引人深思…
1
寧鉑：25年的漫長逃離
1978年年初，13歲的江西“神童”寧鉑與方毅副總理下了兩盤圍棋並獲全勝的傳奇故事，被全中國電視、報紙和雜誌鋪天蓋地地報道，一度成爲當年最吸引讀者的新聞之一。
寧鉑
整個國家對科學的熱忱，使得全社會對寧鉑的各種讚美也達到了最高峯，所有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家長，無不熟記着寧鉑這個名字和他的事蹟。
在媒體熱烈的報道中，寧鉑在中科大校園葡萄架下讀書的照片被廣泛刊載，甚至連學校的葡萄架都成爲新生和外來客必去瞻仰的地方。
翻閱當時的紀錄片資料，還能看到寧鉑率少年班同學仰望夜空、爲同伴們指點星象的鏡頭，這一畫面也一度留在了很多人的記憶中。
然而對寧鉑來說，伴隨着天賦而來的，還有來自國人的希望和時代的使命。他身上的這份“天賦”不僅屬於寧鉑自己，還屬於家庭、家族、學校與社會。
面對來自教育界、媒體、社會的簇擁，寧鉑被推到了一個他的年齡無法承受的高度。這一切，讓寧鉑喘不過氣來，其後從1978年入校到2004年元旦後離開科大，他在這25年間不斷想要離開，卻始終沒有成功。
寧鉑與副總理下棋
多年後，寧鉑在接受一次媒體採訪時曾說，自己是時代需要的產物。如果青春可以重來，他決不會再讀少年班。
雖然在輿論中無比風光，但入學後的寧鉑過得並不愉快。當時，他被安排攻讀中國科學界最熱門的領域——理論物理，但這並不是寧鉑的興趣所在。他對班主任汪惠迪說：“科大的系沒有我喜歡的。”
汪惠迪打了一份報告，請求按照寧鉑自己的興趣，轉到南京大學學習天文。“但是科大不願意放走這個名人。”
在校期間寧鉑一直想逃離但又無計可施，不得不服從人們安排好的所有事情。在對天文學的求學之路阻斷之後，他很少做物理學科的研究，而是轉向了對“星象學”的研究，把大量時間用於圍棋、哲學和宗教。
多年後，寧鉑私下裏回憶說，自己當時的痛苦還來自於輿論的過分渲染。
“在很多場合，人們要求我七步成詩。那時我只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小孩，長期接受的教育又是順從、克己復禮，因此痛苦充溢着我的內心。那些年我就是在壓抑自己的個性中度過的。‘神童’剝奪了我許多應該享有的生活和娛樂的權利。”
本科畢業後，19歲的寧鉑拒絕了研究生考試並留校任教，成爲全國最年輕的講師。不過，這已經是他能創造的最後一個記錄了。沉浸於練氣功、吃素的寧鉑，已經與他人常見的生活軌道漸行漸遠。
1998年，寧鉑受邀參加央視的《實話實說》欄目，“節目錄制期間，寧鉑頻繁搶過話筒發言，語速很快，情緒激烈，猛烈抨擊神童教育”。
坐在臺下的很多年輕人早已不認識他，他們對眼前這位嘉賓的舉止感到怪異，併發出陣陣鬨笑。
神童的肺腑之言無人聆聽，屬於他的時代也正煙消雲散。4年後，38歲的寧鉑於五台山出家爲僧。
寧鉑
2
謝彥波與干政：考入美國普林斯頓，卻鎩羽而歸
1982年，還只有15歲的謝彥波提前一年大學畢業，在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跟隨於淥院士讀碩士，18歲又跟隨中科院副院長周光召院士讀博士，並被人們看好，有希望在20歲前獲得博士學位。
謝彥波
只是，這段最爲春風得意的時光，卻成爲他人生轉折的開始。
班主任汪惠迪說：“他沒能處理好和導師的關係，博士拿不下來，於是轉而去美國讀博士。”
然而在美國，同樣的事情仍在發生。在普林斯頓的中國同學圈子裏，謝彥波與導師不睦，已是一個公開的祕密。
左一爲謝彥波
師從諾貝爾物理學家獲得者菲利普·安德森教授的他，卻在畢業論文的研究方向上選擇了與導師對立的學派，這讓安德森十分爲難。不久，謝彥波被告知，由於學派問題，學校拒絕同意他以這篇論文在安德森門下拿到學位。
然而，執拗的謝彥波堅決不相信導師會拋棄他，表示要堅定追逐、死不回頭，即使安德森給出建議，讓他轉到另一位導師名下答辯，他也沒有改變想法。
這一槓就是9年，直到轟動一時的北大留學生盧剛殺死美國教授事件發生，人們意識到應該避免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時，謝彥波開始被懷疑爲潛在的危險。中國科技大學一位副校長決定讓謝彥波回國，留學生涯也就此結束。
干政的軌跡與謝彥波有着驚人的巧合，兩人都在完成國內學業後前往普林斯頓攻讀理論物理，也都因與導師關係緊張，鎩羽而歸。
當多年的努力最後化爲了泡影，回國後的干政拒絕了校方繼續讀博的請求。在此之後，干政的精神疾病不斷復發，並長期找不到工作，甚至還有消息傳出——“干政被自己禁錮在與母親共同居住的家裏”。
3
情商，神童無法擺脫的宿命
和寧鉑、謝彥波、干政一樣，許多天賦異稟的“神童”贏在了起跑線上，卻無法“笑到最後”。
10歲考上大學的遼寧神童張炘煬，在碩士論文答辯前賭氣，如果父母不給他在北京買房，就不參加答辯不考博士;
13歲考上大學的魏永康，在碩博連讀期間，因生活自理能力太差、知識結構不適應等原因被學校退學;
14歲考入大學時的王思涵，畢業考試時僅有一門英語及格，也遭遇了被退學的處罰。
事實證明，在學習能力之外，這些過度被“追捧”的少年大學生在人格和身心健康方面存在着一定問題。素質問題的欠缺，在後續的成長中持續影響到了他們的學業和事業發展。也正是這樣的原因，讓一些曾經設置少年班的大學，在後來取消了這項措施。
對於這些天才少年來說，褪去“神童”的標籤，“缺失的情商”成爲了他們無法擺脫的宿命。當年的班主任汪惠迪說：
“人際關係這一課，心理健康這一課，整個班級的孩子都落下了，他們在上學時沒能養成好的心態，沒有平常心。這種缺陷不是一時的，而是終生的。”
美國兒童心理和行爲矯治專家們的一系列研究證實：神童的超常智力，有時甚至成爲他們社交生活中意想不到的一大障礙。儘管這些孩子的智商很高，但“情商”卻未必一定高(在許多情況下甚至還可能低於一般同齡孩子)，心理上也遠未發展到成熟階段。
由於這些孩子展現出的強烈求知慾、廣泛的興趣以及與衆不同的處事方式讓他們更容易遭到身邊人的曲解，反而讓他們會成爲同齡人中不受歡迎的“另類”。
在現實社會中，他們終將面對一個由個人魅力和性格決定成敗的世界。當分數和年齡變得不再重要，“情商”則與成功密切相關，這些變化都讓他們措手不及。
4
“天才養成計劃”，
卻讓天才成爲了受害者
40年來，“少年班”的軌跡如一面鏡子，見證着中國教育的摸索發展。人們由此以這樣“戲劇”的方式注意到，中國社會正從重視少數精英的成長，轉而投入到關注每位學生高品質成長的過程。
與此同時，中國對“神童”們的操作方式，美國也曾實踐過。
20世紀二十年代，美國心理學家特曼L.M.Terman進行了一項大規模的研究實驗，他通過智力測試將智商大於等於140分的孩子劃分爲天才，並以此爲標準篩選出了一千二百名“天才兒童”。
L.M.Terman
隨後，美國政府負責爲這羣孩子提供最前瞻的教育資源、最優質的師資，並對他們精心培養，人們期待着從這1200位孩子中，產生牛頓、愛因斯坦、霍金一般的偉大科學家。
五六十年後，追蹤到的其中800多名“神童”的現狀：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並沒有成爲科學家，而那些被世俗定義爲“成功”的人，反而都是具有堅強的意志品質和良好人格特徵的人。
隨着時代的發展，美國原本的“天才教育”理念也在不斷更迭，某種程度上來說，當人們過於強調神童的特殊性，這種天賦也給他們帶來了不幸。假若忽略了孩子綜合素質和社會能力的培養，必然會使神童教育走向彎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