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午兵變在當時被認爲是一起叛亂事件而被否定，朝鮮高宗曾表示：“……六月之變，失信鄰國，貽笑天下。國勢日以岌嶪，賠款至於鉅萬，寧不寒心?日人之入我國，何曾虐我侮我，有乖和好?而特以軍民之妄生疑阻，積懷忿怒，有此無故而先犯。爾等思之，其失在誰?” [45] 在當代，朝鮮根據馬克思主義觀點和主體思想，對這一事件進行重新評價並高度肯定，將其上升到“朝鮮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封建反侵略的起義”的高度。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著的《朝鮮通史》(下卷)這樣評價道：“朝鮮人民通過這次士兵起義，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腐敗無能和賣國的本質，沉重地打擊了封建統治階級和外來侵略者，充分顯示了自己的愛國精神和革命鬥志，進一步提高了民族和階級的覺悟。”1982年，即壬午兵變爆發100週年之際，朝鮮歷史學家李鍾賢在朝鮮《歷史科學》雜誌上撰文稱壬午兵變“是封建統治集團的極端腐敗墮落和日本侵略者的橫暴干涉而日益激化了的社會與民族積憤的大爆發;是開港以後，穿着軍服的農民和城市貧民爲打擊封建壓迫、保衛民族主權而展開的第一次大規模反侵略反封建鬥爭。”“參加暴動的軍人通過給予日本侵略者和閔妃反動統治集團以巨大打擊來擺脫封建和民族的奴役，保持人的尊嚴，從而表現了自己堅定決心和意志。但是，因爲沒有得到先進思想和正確戰略戰術的指導，以致軍人暴動沒能擊退內外反動勢力的反革命攻勢，遭到敵人的殘酷鎮壓”。還對壬午兵變中的大院君評論道：“大院君在遇到決定自己政權命運的危急情況時，不是採取打退外來侵略勢力的有效措施，而是打算依賴封建中國的勢力來擊退日本的侵略陰謀。……大院君的被綁架，是他想依賴大國來維持自己統治權力的事大主義所產生的悲劇性結果。這一事件是一個歷史性論據，它表明一個人如果搞事大主義，就要像大院君那樣變成一個傻瓜。”
韓國史學界則對壬午兵變的評價並不是那麼高，因而對這一事件的稱呼沿襲了帶有貶義的“壬午軍亂”(????)。韓國史學界的主流將壬午兵變作爲“開化與守舊的衝突”之一環。代表韓國官方觀點的《韓國史》寫道：“壬午軍亂是韓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城市底層民衆展開的抗爭，因此儘管是暫時的政權更迭，也產生了極大的變化。同時壬午軍亂對當時朝鮮所處的國際局勢產生巨大影響，也是政治史上的重要的事件。”並指出：“城市下層民衆的抵抗運動並沒有發展爲從根本上改革社會的變革運動，而只是停留在依賴保守的大院君政權的層面上。與提出新的近代的理念與改革案的運動相比，(壬午軍亂)只在破壞中世社會體制方向上發揮了作用;雖然顯示出短時間推翻政權的強硬力量，但與近代社會體制形成的契機相比，(壬午軍亂)只是促進中世社會體制崩潰、解體的運動。”韓國曆史學家李泰鎮則認爲壬午軍亂打斷了高宗推進的開化政策，“軍亂的漩渦中興奮的軍人火燒了日本公使館，乘這個機會日本對朝鮮實行強壓政策。……中國以搜捕主謀爲由派遣軍隊，實際上它不想讓逃出其影響圈，反而要使朝鮮成爲中國的屬邦。軍亂造成了一下子多出兩三個甚至更多敵人的非常困難的局面，這與君主高宗和輔佐他的官僚們的期待完全不同。”朝鮮和韓國之所以會對“壬午兵變”有這種不同的評價，是因爲朝鮮是站在革命史觀的立場，而韓國則是從現代化史觀的角度進行評價的。
日本最初稱這次事件爲“朝鮮事變”，後來由於朝鮮的變亂實在太多而改稱“壬午事變”。日本認爲壬午兵變不僅是朝鮮政權的內鬥，更是一次類似中國義和團運動的排外騷亂，嚴重侵犯了日本的尊嚴，亦是近代日本對朝鮮半島用兵之始。現今日本對此事件評價較爲中肯。堀本禮造、鈴木金太郎等13名被朝鮮起義士兵和市民所殺的日本人被供奉入靖國神社。
中國近代著名評論家王芸生評價壬午兵變說：“中日之戰，一以韓亂爲導火線，而光緒八年之舊黨犯闕，爲韓亂之初作，亦即中日戰爭之序幕。中國於此一幕，以敏捷之手腕，勘平韓亂，與日本未成正面衝突。然自此中日兩國各駐軍於朝鮮，成露刃對立之局。且以中國屯兵監政之故，使日人得以自主獨立之說構煽朝鮮君臣，因有光緒十年甲申之變，因而演成甲午之戰。論者成以此役爲中國之勝利，而不知其即馬關結盟之種因也。故此役關係近代中國之命運大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