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意義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標誌着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辛亥革命之後的中國社會，不可避免地發生現代社會的“身份解構”現象，也就是把帝制時代不平等的“臣民觀念”去除，進而確立新的具有平等身份的同樣的人。在這種新舊身份制度和觀念的更替過程中，人們往往會發生文化意義上的身份認同危機。
一般而言，人們的身份認同往往是由其所處時代佔統治地位的思想觀念決定的，而晚清時期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潮同樣也影響到袁世凱的身份認同。1895年以後，民族主義觀念逐漸在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中佔據主導地位。作爲清廷內部具有改革思想的漢人高官，袁世凱的政治觀念也深受民族主義的影響。作爲政治家的袁世凱，“其世界觀基本上是民族主義的。與大多數同時代人一樣，他的民族主義源於社會達爾文主義，儘管他可能根本沒有聽說過達爾文、赫胥黎或斯賓塞爾”。近代民族主義觀念源於西方，袁世凱對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的接納說明他的思想中有西化的一面。然而，中國傳統文化通過袁世凱的家世、地緣及其社會經歷等因素所形成的“文化關係網”仍然在發揮着作用，併成爲袁世凱精神世界中最複雜的一面。
袁世凱所處的時代是一箇中西文化交匯，新舊觀念雜糅、並存的過渡時代。自1880年代開始，袁世凱駐節朝鮮12年，與英美日俄等國外交官折衝樽俎。對袁世凱而言，這段出使經歷也是一次深入而持久的跨文化交流體驗。1895年回國之後，袁世凱奉命小站練兵，仍然進行翻譯西方現代軍事書籍的跨文化交流活動。簡言之，我們不能把袁世凱視爲一位純粹的傳統政治人物，他的跨文化體驗以及由此引發的身份認同焦慮，也是不應忽略的。事實上，由於西方文化的影響而造成的袁氏文化認同問題，並非一個獨特的個體現象，而是20世紀中國歷史中一個突出的普遍性問題。如蕭邦奇所說，“幾乎在整個20世紀的巨大挑戰和曲折地探索新的政治和文化正統的過程中，中國人的身份問題始終居於中心地位。……而激劇的革命變遷所造成的相當的政治與人身不安全也使得個人必須面對身份問題，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必須建構或重構身份”。革命是一種政治秩序的重建，在此過程中人們的政治觀念、文化觀念和生活習俗都將發生某種轉變，這些轉變的結果就會造成人們的身份認同問題。
1912年2月16日，已經當選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悄悄地剪去辮子。此前一日，孫中山從南京致電袁世凱，稱讚袁氏爲“中華民國之第一華盛頓”。袁世凱在民國初年的身份選擇，不僅是他個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在更廣闊的國家和文化認同層面上，還是一個全球化時代以來日益凸顯的文化認同問題。袁世凱的身份認同危機，放置在清末民初的中國，還是一個東方儒家文化與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融合與衝突問題。有鑑於此，本文嘗試考察袁世凱在清末民初的身份轉型及其文化認同。
辛亥革命期間，以孫中山爲代表的南方革命勢力所關注的中心問題是如何“推翻清朝”。此一問題對清廷及袁世凱而言，又具有兩種不同的政治意義:對清廷而言，這是一場決定清王室生死存亡的改朝換代;而對於南方革命勢力的潛在“合作者”袁世凱而言，這似乎更是一場關乎其政治命運和文化認同的“身份革命”。在以亨廷頓爲代表的西方學者看來，辛亥革命屬於“東方型革命”，其顯著特點是會出現一個“雙重權力”的漫長時期，在此期間，革命者與舊政府在政治參與、政治制度、政治權力以及政治文化上展開激烈的博弈。簡言之，東方型革命所帶來的“雙重權力”競爭也是一個漫長的“新舊衝突”問題。辛亥革命不僅造成了中國政治文化上的“新舊衝突”，也給袁世凱帶來了身份認同的革命變化。
袁世凱一生交遊甚廣，然最能瞭解其人心理者，恐怕非徐世昌莫屬。1915年12月20日，袁世凱特頒“嵩山四友”令，徐世昌名列嵩山四友第一，足見徐世昌在袁世凱心目中地位之隆。辛亥革命爆發之後，袁世凱因徐世昌之保薦，順利復出。關於袁世凱最終傾向共和的心路歷程，徐世昌曾這樣說：
袁氏世受國恩，在本人不肯從孤兒寡婦手中取得，爲天下後世詬病……所以，最初他在表面上維持清室，其次始討論君主、民主，又其次乃偏重民主，最後清帝退位而自爲大總統。……不料南方先選舉孫中山爲總統，項城的總統且由孫中山推薦，非項城所逆料也。
辛亥革命之後，既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羣龍無首，各種政治勢力競相角逐。在這種複雜的矛盾下，政治局勢的演變非常人所能預料，袁世凱亦然。關於國體問題，袁世凱本意是力主實行“君主立憲制”。當北方全權代表唐紹儀離京南下時，袁世凱告訴唐氏會談宗旨“以和平解決爲主”，故而南北會談時“曾議召集國會，舉君主民主問題付之公決，以爲轉圜之法”。但是，孫中山的突然回國，改變了這一協議，也打亂了袁世凱既定的政治計劃。
武昌起義爆發時，孫中山正在美洲遊歷，得黃興密電，方知武昌起義爆發，遂由歐洲返國。行至香港時，孫中山從謝良牧等革命黨人那裏獲悉國內情形後，偕胡漢民等徑馳上海，籌劃組織“統一之政府”。1911年12月27日，唐紹儀致電袁世凱，告知:“默察東南各省民情，主張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勢。近因新制飛船二艘，又值孫文來滬，正議組織臨時政府。”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進而加劇南北雙方關於“國體”問題的爭執。孫中山當然清楚其突然擔任臨時大總統，自有許多不合手續之處。故而他在1911年12月29日致電袁世凱，解釋說:“問其理由，蓋以東南諸省久缺統一之機關，行動非常困難，故以組織臨時政府爲生存之必要條件。文既審艱虞，義不容辭，只得暫時擔任。公方以旋轉乾坤自任，即知億兆屬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雖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
1911年12月29日，袁世凱與《大陸報》訪員有一番談話。袁說:“餘今決計反對民軍所定召集國會辦法，因民軍之要求爲一方面之主意。似此集會不足代表團體，將與戲劇無異。故餘主張召集此會，其會員須實有代表各省之性質。”袁還表示“仍主張君主立憲，謂民主共和恐不易成功”。在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前，袁世凱還是“比較相信南方在清帝退位後選舉他做大總統的約定”，所以他此時仍然對外以清朝的“忠臣”自居。但是，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袁感覺到“南方的推舉是不太可靠了”。孫中山認爲，袁世凱若要繼任臨時大總統，其前提條件就是袁氏首先能夠“斷絕與清政府之關係”，然後“變爲民國之國民”，乃能“舉爲總統”。
在南北兩方關於清帝退位問題的交涉上，袁世凱非常精明地扮演了“居間溝通”的角色。此舉爲袁世凱解決了身份轉型的困境，使其實現了從“臣民”到“國民”的體面轉變。其中的微妙關係，正如時人所言，“袁世凱若不贊成議和，必無南北議和之事，議和亦無如是易成也”。雖然南北議和涉及諸多議題，但是其中真正能化解袁世凱身份轉型困境的議題，則是“國民會議公決國體”。袁世凱主張，要解決“國體”問題，必須“普徵全國人民意思以爲公斷，自應用各國普通選舉之法，選出國會議員，代表全國人民意思而議決之，始能收效”。國民會議公決國體，既可以給清廷一個“體面的臺階下”，也可以讓袁世凱不必擔負“勸退”的責任，並在形式上維持了君臣之道。相比之下，南方革命黨人作爲中國新興政治勢力的代表，就沒有袁世凱那種“身份認同困境”，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旗幟鮮明。1911年12月31日，唐紹儀致電袁世凱:伍廷芳謂共和國體與蒙人有益，譬如“免爲奴才、免其進貢等事，一經解說，彼必忻然信從”。伍氏此言雖是針對“蒙古王公”可以“免爲奴才”而言，其意也是在敦促袁世凱儘快擁護共和制度。
袁世凱終究在意的是大總統的職位，他絕不會因“國體之爭”與南方決裂，他需要用南方革命勢力脅迫清廷退位，以實現當選總統的心願。1912年1月1日，袁世凱接見德文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餘出山之初，即思與民軍和平解決，以免戰禍，故有此次與民軍議和及暫時停戰之事。……餘爲愛自己之國起見，一再設法，冀達君主立憲之目的，然而今亦力竭矣。”然而，在表面上還是要顯示出對南北議和的不滿，袁世凱先是在1912年1月2日致電唐紹儀，“準其辭任”，其後由其本人與南方代表伍廷芳直接通電商談南北議和問題。1912年1月4日，袁世凱致電北方各軍及督撫，指示“頃聞上海革黨有決裂之意，望即嚴備，如革軍前進，即行痛剿”。同日，袁又致電南方議和代表伍廷芳，指責說:“乃聞南京忽已組織政府，並孫文受任總統之日，宣誓驅滿清政府，是顯與前議國會解決問題相背。特詰問貴代表，此次選舉總統，是何用意。”袁世凱急於謀得總統位置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見一斑。同時，袁世凱開始積極逼迫清廷退位。袁氏所用辦法大致有五條:一、以軍費脅迫親貴王公;二、以駐外公使電奏退位脅迫清帝;三、以內閣合詞力奏恫嚇要挾隆裕皇太后;四、動用前線軍官脅迫清廷退位;五、用優待條件誘導清室。就這樣，袁世凱將“帝位去留”問題交給清皇室宗親抉擇，而他則以“邦家存否，非總理大臣職任所能擅斷”爲由，把自己推脫得一乾二淨。
在清帝遜位問題上，嚴重的財政危機成爲壓垮清廷的最後一根稻草。1912年1月7日，日本駐華使館翻譯官高尾拜訪袁世凱，高尾從談話中得知，清廷財政情況“極端窘迫，軍費奇絀，依然如故。日前，皇太后雖已撥出內幣充做軍費，然而杯水車薪，無濟大局，其它皇族尚在躊躇中，不能指望有何貢獻”。一方面清廷因財政難以爲繼，軍費無着，另一方面袁世凱故意利用“南方革命軍”的存在給清廷施加壓力，其辦法是下令北軍與南軍“不可開戰”，以“繼續議和”爲由，達到用南方革命勢力拖垮清廷之目的。1912年1月9日，袁世凱致電其心腹湖廣總督段祺瑞，指示:“望閣下亦電飭各軍隊一律遵守。尚恐彼此電報到有先後，須兩方同時通知漢口領事，託其轉至兩方軍隊，並切實申明前令，非接有和議決裂，戰事重開之通告，不可開戰。”袁世凱的這些舉措雖然祕密，但終究引起外界的猜忌。於是，圍繞袁世凱對於“共和”與“帝制”的態度選擇問題，引發各界對袁氏政治身份認同的“猜測”，各種不利於袁氏的謠言也鋪天蓋地襲來。
南北議和期間，中外各方勢力在“清朝帝位”去留問題上，競相博弈，局勢變幻莫測。在這種混亂的政治形勢下，袁世凱仍然以清朝的“臣民”自居。故而，袁氏關於國體的態度一度力主“君主立憲”。還在1911年11月22日，立憲派領袖梁啓超的親信羅惇曧謁見袁世凱，探察他的政治態度。袁說:“我自出山即抱定君主立憲，此時亦無可改變。”在羅氏追問下，袁氏又說:“我主張系君主立憲共和政體。”然而，袁世凱對於“君主立憲”及“共和政體”並非真的如此關心，他真正在意的是“外界勢力的態度”以及他能否如願當選總統。當時的情況是，各國公使的意見“皆贊成中國君主立憲”，列強的這種態度直接影響了袁世凱，使其傾向於採納君主立憲制。根據羅氏的觀察，當時外人揣測“袁將爲總統”，但袁世凱的心思還是讓羅氏捉摸不定。羅氏在給梁啓超的信中寫道:“昨見袁時，氣度極閒暇，言下似甚有把握，不知其心如何。竊謂總統當非其所利耳。”這段談話隱約說明，中外勢力此時開始懷疑袁世凱擁護“君主立憲制”的誠意了。換言之，袁世凱刻意維護的清朝“臣民”的身份認同已經遭到外界質疑了。
在“臣民”與“國民”的身份選擇上，袁世凱格外謹慎。袁氏不敢輕易放棄“臣民”身份，還由於他對中國國情的判斷。1911年11月23日，袁世凱在接受《泰晤士報》記者採訪時，言談之間讓《泰晤士報》記者覺得:“袁之語氣，似深信中國人民有十分之七仍爲守舊派，其與改革表同情者不過十分之三。即使共和成立，將來或再有他項之守舊黨起而革命，謀設專制政體，亦未可知。如此則內亂連綿，或亙十數年不能平定，則中國與各國將同受其困矣。”正是出於對“守舊黨”的恐懼，袁世凱不敢輕易接受“共和”，也不敢表明他的“國民”身份。然而，南方革命勢力力主共和，在南北議和期間逼迫袁世凱表態，更欲讓袁世凱迫使清帝退位。這讓袁世凱極感困難，一籌莫展。
在民初政局中，最能瞭解袁世凱心思的人，張謇算是一位。張、袁早年曾有“師生之誼”，張謇深知袁世凱是一個“趨利避害”“見利忘義”之人。故而，張謇知道袁世凱的清朝“臣民”身份認同是礙於時勢所迫，其所真正在意的是“權力”。張謇在1911年12月下旬致電袁世凱，授以“逼宮妙計”：
謂非宮廷遜位出居，無以一海內之視聽而絕舊人之希望。非有可使宮廷遜位出局之聲勢，無以爲公之助，去公之障。在鄂及北方軍隊中，誠鮮通達世界大勢之人。然如段芝泉輩，必皆受公指揮。設由前敵各軍以同意電請清政府雲:軍人雖無參預政權之列，而事關全國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持，自爲水火。擬呈辦法，請政府採納批行，否則軍人即不任戰鬥之事云云。如是，則宮廷必驚，必界公與慶邸爲留守，公即擔任保護，遣禁衛軍護送出避熱河，而大事可定矣。
這是現今所見辛亥革命期間張謇與袁世凱密商“軍人干政”的重要材料，揭示了軍權在決定中國國體的性質上最終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儘管有張謇的催促，袁世凱仍不敢輕言共和。1911年12月26日，袁世凱對駐俄公使陸徵祥的來電批示道:“查出使俄國大臣陸徵祥等電奏，語意趨重共和。以出使大員立論亦復如此，臣竊痛之。擬請留中，毋庸降旨。”然而，孫中山隨後在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給袁世凱造成新的政治壓力。袁世凱必須在“君主制”與“共和制”之間迅速做出抉擇，以改變不利於他的政治形勢。袁開始面臨政治身份的抉擇。1912年1月1日，德文報記者採訪袁世凱時就發現:“袁世凱談論時，頗有煩懣之態，令人一望而知其操心過度。”關於袁世凱糾結於臣民與國民的微妙心態，張國淦有一段經典論述:
在袁世凱方面，對於未來的總統本早由唐紹儀與南方代表互有默契，而袁彼時所處地位對清廷及北方尚有種種做作，表示他謀國之忠、用心之苦，以掩飾其逼脅“禪位”之真面目。不料孫中山已洞燭其隱，完全給宣露出來，叫他不能躲閃，更無從兩面玩弄手段，且使知“事已垂成，位無他屬”，亦可料其不能就此翻臉。
袁世凱既想當“忠臣”，又想做總統，孫中山的確是“洞燭其隱”。1912年1月4日，孫中山致電袁世凱:“君之苦心，自有人諒之。倘由君之力，不勞戰爭，達國民之志願，保民族之調和，清室亦得安樂，一舉數善。推功讓能，自是公論。文承各省推舉，誓詞具在。區區此心，天日鑑之。若以文爲有誘致之意，則誤會矣。”從1月2日開始，袁世凱取消唐紹儀的北方議和全權代表資格，並與南方議和全權代表伍廷芳“直接電商”，南北議和從公開談判進入袁世凱與伍廷芳“直接電商”的祕密談判階段。袁世凱此舉的一個主要考慮就是預防消息泄露，因爲這一階段商談的主要內容就是“清帝去留”問題。但是，袁世凱與伍廷芳的祕密談判還是引起了外界的猜疑，各種不利於袁世凱的謠言紛紛出籠。而泄露內幕的恰恰是南方總代表伍廷芳。
當時，《民意報》刊登伍廷芳致武昌各省都督各軍隊公電，宣稱“停戰延期，實因清帝有退位之議。前此祕密磋商，未便先行宣佈。今已議有頭緒，大約再過數日即可決定”(9)。伍電發出之後，立即起到“搖惑”輿論的效果。社會上紛紛流傳“朝廷有遜位之舉，大臣有贊成共和之說”的謠言。北方的蒙古王公致電袁世凱表示“堅持君主立憲”，袁世凱迫於壓力，只得表示“亦決必不避艱險，追隨諸君之後”。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治下的東北軍也開始組織“勤王軍隊，預備開拔”。其中，“東三省全體軍人”致電袁世凱內閣，宣稱:“又傳聞朝廷將有遜位之舉，大臣有贊成共和之說。可驚可怪，莫此爲甚。在軍人等，亦明知國家不可一日無君，縱時事艱危，鈞閣政見亦萬不至出此。然中外議論，人心惶恐，大局益以搖動。懇請鈞閣亟有以表示之，以釋羣疑而靖謠言。”東北八旗子弟也表示，如果革命黨“仍不反正”，將決定“組織決死隊，附入北軍，定期南征”。
更嚴重的是，以載澤爲首的滿清皇族少壯派還組織“宗社黨”堅決反對清帝遜位，他們現在擁護鐵良掌管北方軍隊，對南方革命軍採取積極的仇視政策，並開始對袁世凱採取威脅行動，而袁世凱及其親信也做好了各種應急措施。據報載，鐵良是“策劃暗殺袁世凱的主謀”，由此造成袁世凱在北京的處境非常危險。正是在此背景下，1912年1月16日，袁世凱途徑北京東安門外丁字街時，“有人擲放炸彈，將衛隊管帶炸傷身死，兵警亦傷數名”。1月18日，袁世凱與民政大臣趙秉鈞副署上諭，宣佈:“現在人心不靖，京師地方重要，著責成民政部、步軍統領、順天府、軍統馮國璋、提督薑桂題，設法保護地面，平安秩序，毋稍疏忽。”1月21日，袁世凱在給樑鼎芬的信中，透露了他的困境:“內之則主少國危，方孤立於衆謗羣疑之地;外之則交疏援寡，羣欲逞其因利乘便之思。正不徒共和獨立之警言，日盈於耳，炸彈手槍之恫喝，鹹與爲仇已也。險象環生，棘手萬狀。”
隨着各種不利於袁世凱的謠言在北方軍民兩界繼續四處傳播，袁世凱的政治地位有動搖之虞。爲了消除謠言的影響，袁世凱採取緊急應對措施，一是公開表明他的政治身份認同，此即“亮相”;二是採取各種闢謠措施，控制輿情。1912年1月23日，袁世凱正式表明他的身份認同。這一天，袁世凱授權“美聯社”發表一項“聲明”:
本人所有行爲的出發點只有一個，即爲了全中國老百姓的最大利益，而非革命黨人的利益或者擁護帝制的那些人的利益。本人從不爲一己私利出發，希望能夠繼續擔任總理大臣，直到可以創建國會，選舉產生議員，或者爲大多數中國人探索出一條合適而正確的出路。
考慮到革命黨領袖的態度，普選看來不可能完成。因此，希望能夠儘快創立某種形式的負責任的政府，爲中國人民帶來和平。如果任何人有能力並且願意爲全中國人民的利益尋找出路，他願意辭職並且移交政府權力。
此間一些外國使館督促本人負起責任，希望本人繼續主持國政，這表明他們對現政府是擁有信心的。
袁世凱的這份聲明之所以選擇通過“美聯社”發佈，顯然是有超越南北政爭、凸顯其“國家”立場的考慮。袁世凱通過美國的通訊社宣佈他的政治認同:不是“革命黨”，也不是“宗社黨”，而是中國的“國民”。袁世凱明確地將自己視爲全國人民利益的“國民代表”，而不是某個“黨派代表”。至此，袁世凱終於亮明瞭他的政治身份:一個超脫於各黨派利益之外的“國民代表”。在“宣示國民身份”之後，袁世凱開始對孫中山採取“以退爲進”的策略，迫使孫中山在談判中讓步。
1月26日，袁世凱給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發出一封密電，表示:“本大臣現逼處嫌疑之地，倘和議仍不能成，即決意引退，決不願見大局之糜爛。惟各君主黨意見憤激，急而走險，如借用外兵等危險之舉，恐難免於實行。應請互相遷就，以維大局，是爲至要。”隨後，袁世凱就加緊對清廷施壓，逼迫清帝退位。清廷此時仍寄希望於“籠絡”袁世凱，使其保持“清廷臣民”的身份。故而，清廷在1月26日特意褒揚袁世凱的“效忠精神”，稱讚他“公忠體國，懋著勤勞。自受任以來，籌畫國謨，匡襄大局，厥功尤偉。著錫封一等侯爵，以昭殊獎，毋許固辭”。1月27日，袁世凱上奏清廷，一方面懇請收回“封爵成命”，一方面表示自己不得不放棄“君主立憲”主張的苦衷:
臣入朝之初，抱定君主立憲宗旨，冀以挽救大局。雖近畿軍隊漸就範圍，山東一省取消獨立，方謂初衷可期勉遂。乃漢口甫下，海軍繼叛，漢陽既克，金陵復失。友邦出而介紹，以尊重人道、息戰和商爲請，於是遣派代表討論大局，磋商兼旬，迄無效力。民黨堅持共和，毫不通融，而順直、河南諮議局從而和之，腹地各省，時虞不靖。近則庫倫、伊犁、呼倫等處亦相繼告變，以數百年之屏翰，亦有倒戈之形。臣苦慮焦思，深恐大局決裂，貽憂宗社，不得已瀝陳實情，仰蒙慈聖召問王公大臣，詢謀僉同，遂奉召集臨時國會公決國體之旨。臣之初志，既已背馳，然尚望國會開成，或不至偏重共和，尚存君憲之望。乃召集地點及正式選舉法，皆不克議行，而紛紛電請者，不獨素著時望之紳衿、曾立事功之督撫、洞達外勢之使臣，即各埠之商團、公會等，亦多堅主共和。臣獨坐深思，每爲涕下。誠不知人心何以如此乖離，國勢何以竟難維挽。
毫無疑問，袁世凱這份奏摺柔中帶剛，既是他逼宮計劃的重要一環，也是他向清廷“決裂”的告白書:放棄大清王朝的“臣民”身份，改做共和國的“國民”。其後的事情就很清楚了，袁世凱借用各方勢力，逼迫清廷退位。不過，袁氏在“臣民”情結的影響下，在與南方的談判中儘可能地在清帝遜位的“政治優待條件”上維護了清皇室的利益。1912年2月12日，清廷頒佈三道詔書。第一道詔書同意在中國建立立憲共和國，由袁世凱任大總統;第二道詔書表示接受新的中華民國在清帝退位後爲皇室所作的安排;第三道詔書聲明希望在全國恢復和平。這三道詔書以極爲含蓄的方式表達了袁世凱努力解決其身份認同衝突的微妙心理，即用詔書的方式證明他的大總統位置是清帝主動“禪讓”的，而不是袁世凱依靠武力“非法”獲取的。通過這種方式，袁世凱似乎找到了他從“臣民”到“國民”的身份轉型的託詞。
袁世凱對“國民”身份的選擇，更多的是出於一種功利性的投機主義的選擇，而非實質認同國民身份所代表的西方民主政治文化。從袁世凱剪掉其拖了幾十年的“辮子”的時間、場合，即可體會到袁世凱在政治上精於算計的微妙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清廷早在1911年12月7日已經降旨，“臣民準其自由剪髮，改用陽曆，着內閣妥速籌辦”。只因清廷當時被風起雲涌的革命運動弄得焦頭爛額，結果不了了之。儘管清廷大勢已去，袁世凱也沒有立即剪去自己的辮子。一直到1912年2月15日，南京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之後，袁世凱纔在次日下午剪去辮子。當日，負責爲袁世凱剪辮子的，並不是職業理髮師，而是他的心腹祕書蔡廷幹，在場圍觀的只有他的兒子袁克定。顯然，袁世凱是在一個非常私密的空間裏剪去辮子的。
袁世凱剪去辮子這件事終究還是被泄露出來，而泄密之人就是剪刀手蔡廷幹。或許，蔡廷幹對他親眼見證袁世凱“剪辮子”這件事太自豪了，所以當天就懷着激動的心情告訴了《泰晤士報》駐京記者莫理循。作爲一名資深記者，莫理循立即意識到這是一條很有價值的新聞。不過，莫理循爲了避嫌，沒有把這個重大新聞告訴他所服務的倫敦《泰晤士報》，而是透露給《每日郵報》。隨後，袁世凱剪掉辮子的新聞開始在歐洲新聞界傳播開來。1912年3月3日，法國最具影響力的《小日報》以挖苦諷刺的口吻做出如下報道:
幾個月來，中國不僅上演着一場政治革命，還經歷着一場習俗的變革。中國的各大城市都在進行着這場聲勢浩大的提倡歐式服裝、抵制中國傳統髮型的運動。我們看到大批中國人聚集在公衆場所，一個接一個莊重地走上高臺，一些手持剪刀的師傅當着成千上萬同胞的面剪掉了他們的辮子。直到目前爲止，袁世凱還一直保留着他的辮子。這個精明的投機分子和謹慎的政客總是想辦法躲避這場運動。在前朝時，他自然保留着辮子;在局勢動盪時，他依然保住辮子，絕不能太過明顯地脫離朝廷的陣營。但是皇帝退位了，皇室放棄了鬥爭，準備流亡。袁世凱突然覺得自己煥發了青春，命人剪掉了自己的辮子。
在法國《小日報》這樣擁有廣泛影響力的歐洲媒體中，袁世凱是否保留“辮子”，集中體現了袁世凱在辛亥鼎革期間政治上的投機本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諸如《小日報》這類西方媒體對辛亥革命期間發生的“剪辮易服”的報道，映射出他們驕傲自大的“西方文明優越論”的世界觀:西方代表人類的先進文明，而中國代表落後文明。在此語境下，來自中國舊制度陣營中的袁世凱及其腦後的辮子，很自然地成爲西方媒體挖苦批判的絕佳素材。袁世凱畢竟在南北議和之後剪掉了他拖了幾十年的辮子，在歐洲人看來，這確實象徵着歐洲文明的勝利。然而，發生在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競爭，絕非如袁世凱剪辮子那樣簡單。在袁世凱剪掉辮子之後，中國的儒家文明仍然顯示出對西方政治文明的強大抵抗力。
表面上看，袁世凱剪掉辮子，是一種順應歐洲文明主導的時代潮流的不得已舉措。實際上，歐洲文明在中國看似佔據上風，卻依然是浮在水面上的，缺乏根基。就如剪辮而言，袁世凱特意選擇在清帝退位之後才剪去辮子，這種時間的選擇當然是一種非常謹慎的政治考慮，同時也說明傳統的忠孝倫理對袁世凱依然有束縛作用。辮子本身無足輕重，但是辮子所代表的中國效忠傳統觀念卻不可低估。袁世凱剪去辮子，當然是一種高度理性的政治抉擇:他要就任臨時總統，必須剪去辮子，與君主專制一刀兩斷。但是，由此引發的來自清朝遺民羣體的抨擊，袁世凱也不得不承受。武昌起義發生之後，時任翰林院編修葉昌熾就怒斥“剪辮易服”之人爲“喪盡天良”的反噬國家之徒。晚清史官惲毓鼎一度認爲，剪辮形同“亡國之舉”，會“惑民視聽”。凡此種種時論，袁世凱身爲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自然需要考慮。上述言論都是從政治文化上着意，說明辛亥鼎革之際的剪辮運動不是單純的政治革新運動，確實帶有新舊文化競爭的意味。新舊文化的衝突落實到歷史當事人身上，最終表現爲一種內心精神世界的抗爭，並引發歷史人物的身份衝突，袁世凱也不例外。
按照南北雙方的事先約定，剪掉辮子的袁世凱作爲“新中國”的國民，自然具有了繼任臨時總統的資格。如果說袁世凱剪辮象徵着從“臣民”到“國民”的身份轉型，那麼剪辮之後的袁世凱在繼任臨時總統之後，則面臨着新的政治認同問題。對袁而言，“大總統”畢竟是一個舶來品，實際上他對於共和制度下的“總統”所象徵的權力、地位、榮譽等政治內涵，也是不大瞭解的。也因對西方政治文化缺乏瞭解，袁世凱只能根據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去想象“總統”的權力邊界。當時擔任袁氏英文祕書的顧維鈞曾批評袁世凱對西方現代民主政治很無知，說:“袁世凱不懂得共和國是個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共和國爲什麼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體優越。”故而，袁世凱最初對總統職務所代表的權力多少有點盲目樂觀。1912年2月11日，袁世凱致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盛讚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共和爲最良國體，世界之公認。”
袁世凱對國民身份的認同一直是在“外力”的強迫下實現的，而不是發自他內心的自我認同。雖然孫中山在清帝遜位後將大總統職位讓給袁世凱，但是孫氏在讓位之前重新確立了“大總統”的職權範圍。原來，南京臨時政府實行的是“總統制”，即大總統負有“實際政治責任，是政府的主持者，它能操縱議案並握有軍權、戰權和設立法院權”。但是，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終究不信任袁世凱，爲了限制袁的政治權力而制訂了《臨時約法》，把“總統制”變爲“內閣制”，也就是讓“大總統”成爲不負實際政治責任的國家元首。事實證明，這不過是革命黨人的一廂情願而已。因爲，袁世凱畢竟屬於實力派，無論如何他都不會安心擔任這個形同虛設的國家元首。
19世紀“歷史法學派”代表人物、英國學者梅因(HenryS.Maine，1822—1888)曾提出一個著名的歷史定律:“迄今爲止，一切進步性社會的運動，都是一場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當然，辛亥革命也是一場進步性的社會運動，它不僅終結了君主專制制度，建立東亞歷史上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而且還由此引發時人的身份變革:從“臣民”到“國民”的身份轉變。
在辛亥革命之前，依靠儒家思想爲基礎所建構的“綱常名教”理論體系，是一個以“等級身份制”爲核心的價值體系。這種身份制度體現的是不平等的人身依附關係，是集體主義壓制個人主義的身份關係。由於辛亥革命的爆發，西方民主制度得以在中國確立，原先的君臣關係被革除，並建立一個在法律上人人平等、尊重個人權利的現代“契約關係”。在這種契約關係中，國民的身份得以生成。在從“臣民”到“國民”的身份變革潮流中，袁世凱也隨波逐流地完成了他的身份轉型。然而，在袁氏身份轉型的歷史深處，還牽涉到辛亥革命時期的政治文化轉型問題。
在清末民初的政治文化轉型過程中，表面上看革命派所倡導的西方民主文化獲得了強勢地位，但傳統的“家天下”和“忠孝”觀念在革命風潮的衝擊下也不會瞬間消亡。在此文化轉型的進程中，像袁世凱這樣的“政治領袖”的文化心態更值得關注，他的文化認同問題直接影響到民初政治發展的走向。辛亥革命發生後，傳統儒家文化系統開始崩潰，由此造成原來隸屬於此一系統的晚清官紳羣體發生文化認同的危機。面對突如其來的革命壓力，他們對原來的“臣民”身份失去了歸屬感，並對新的“國民”身份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袁世凱這時的身份認同問題，亦當作如是觀。
(原文 《“臣民”到“國民”:清末民初袁世凱的身份認同》，安徽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