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改革是蘇共拯救蘇聯社會主義的最後一次嘗試，在短短6年多的時間裏，蘇聯的改革跌宕起伏，不僅深深影響了蘇聯，更震驚了世界。
戈爾巴喬夫
時光倒退到1985年3月，只有54歲的戈爾巴喬夫終於打破了蘇聯老人病夫治國的局面，成爲戰後蘇聯歷史上最年輕、文化水平也最高的黨和國家首腦。他躊躇滿志，準備把蘇聯帶出停滯狀態，重振大國的雄風，但是，出乎他自己和所有人的預料，蘇聯卻在戈爾巴喬夫手上解體了，一日之間就不復存在了，這讓許多人不解，探索蘇聯解體這一世紀之謎成了熱點。
戈爾巴喬夫爲什麼要改革?
戈爾巴喬夫如果不改革，按照蘇聯的體制和戈爾巴喬夫的身體狀況，也許他現在仍是蘇共的書記、蘇聯的最高領導人，但他卻發動了一場針對蘇聯體制的改革，結果是自己失去了權力。如此看來，如果從戈爾巴喬夫個人的利益出發，他實在不應該改革。
從當時蘇聯的情況看，改革是必然的。正如俄國學者所描述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後，蘇聯不僅在對內政策，而且在對外政策方面都朝着保守主義甚至新斯大林主義的方向迅速倒退。黨的機關工作人員那種在凍結體制下過太平日子的夢想開始實現了。泱泱大國如同發動機出了故障的大船，已操帆停泊。愈來愈顯而易見，世界第二超級大國完全依靠核武器維持自己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根據其他指標，它已迅速接近三流國家。”
黨的上層是一些老腐昏庸者，民衆沒有影響社會進程的可能，一些對社會無望的人，借酒精麻醉自己，酗酒成風，蘇聯男子的壽命因此在1970年代從66歲下降到了63歲，酒精中毒死亡率達到千分之一(世界平均水平爲萬分之一)。80%的惡性犯罪與酗酒有關，“約有90%的曠工與縱飲無度相關。1986年蘇聯進過麻醉品成癮學習班的酒鬼人數多達400萬之衆，每年進醒酒所的人將近900萬。”因酗酒而造成的怠工、曠工帶來的經濟損失更是難以統計。
正如俄國曆史學家德米特連科所說：“到80年代初蘇聯社會幾乎所有階層都無一例外地因無自由而痛苦，經受着心理的折磨。知識分子想得到完全的民主和個人自由。大多數工人和職員需要更好的組織和勞動報酬，特別是公平地分配社會財富。一部分農民指望成爲自己的土地和勞動成果的真正主人。但是，最終完全是另外的力量決定蘇聯體制的方向和性質。這一力量是蘇聯的在冊權貴，他們也受制於共產主義的條件，其個人的幸福取決於其供職的狀況。”“這樣，到80年代初，蘇聯的極權體制事實上在社會上失去了支持，不再有合法性。它的崩潰只是時間問題。”
戈爾巴喬夫是在蘇聯的體制下步步升遷的，他看到和體會到了體制的問題，作爲一個有知識、有責任、想有所作爲的領導人，他早就盼望有機會施展自己的才能，改變國家的現狀。在安德羅波夫當政時期，戈爾巴喬夫積極參與了安德羅波夫的革新，但安德羅波夫當政只有短短的15個月，人們剛燃起的希望又被契爾年科澆滅了，在契爾年科執政的13個月裏，人們要求變革的願望更迫切了。在國際上，蘇聯面臨美國里根政府“星球大戰”的壓力，東歐不穩，在阿富汗戰爭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蘇聯面臨嚴重的內外危機，任何一個有健全思維的人上臺，都必然進行改革。
由於蘇聯只有一個黨執政，並對社會進行了嚴格控制，其改革不可能“從下邊”開始，人們期待着“從上面”發生變化，並準備予以支持。許多人認爲蘇聯社會無法變革是因爲領導人因循守舊，戈爾巴喬夫的上臺，給了人們希望，他激發了人們實現變革的願望。
蘇聯爲什麼沒有選擇中國模式
與中國的漸進式改革不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被認爲是激進式變革，許多人從中國的成功和蘇聯改革的失敗中得出結論：蘇聯如果採用中國的漸進性改革，情況會好得多。但戈爾巴喬夫本人並不同意這種說法，一些俄國學者也不接受這樣的看法，本人也認爲不能把中國與蘇聯簡單類比，兩國情況有很大不同，中國採取的措施在蘇聯未必行得通。
中蘇改革最大的不同在於，中國的改革實際上是從下面開始的，正是安徽農民冒險簽下承包土地的協議，開啓了中國改革的大門，之後每一項改革措施的出臺，背後都有民衆強烈的訴求。蘇聯的改革則不同，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革命。這源於兩國的國情不同。
中國當時仍是一個農業國，農民和農業人口占80%，生產力主要還靠人力，農民渴望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鄧小平給了他們這樣的權利，農村形勢馬上改觀，甚至連那些極度懷疑的人都被迫承認，改革取得了成功。在農業改革成功後，中國又開始在工業和經濟等其他部門實行改革。
戈爾巴喬夫面對的卻是另一種不同的局面，重工業和軍事工業是蘇聯經濟的基石，爲了刺激經濟並使其多元化，蘇聯必須大幅度壓縮並改造重工業和軍事工業，這需要大量的投資和技術設備更新。蘇聯的農村人口只佔1/4左右，且多是無法到城市謀生的老弱婦孺，戈爾巴喬夫提出把土地出租給他們50年，卻沒人願意承包，因爲他們無錢投資購買機器，靠人力有宅旁園地就夠了。
中國實行計劃經濟的時間比蘇聯短得多，當時懂得商品、市場爲何物的人還健在，許多民族資本家用補發給他們的錢去辦商業企業了，返城的幾百萬知青難以就業，只能自謀出路，發展個體經營。蘇聯則不同，搞了60多年計劃，涵蓋了生產和消費的各個環節，懂得市場和商品經濟的人幾乎不存在了，因此，其改革只能圍繞如何完善計劃工作搞，自然難見成效。
中國是在極度貧困的情況下尋找出路，10年內亂剛結束，改革的阻力相對小。蘇聯是世界上的超級大國，儘管存在很多問題，但人民的生活相對穩定，比中國好得多，出現了既得利益集團和既得利益階層，掌握着國家經濟大權的企業領導人和部委領導，缺少改革的動力，擔心影響自己的利益。戈爾巴喬夫等領導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受到黨內保守派和軍方的抵制，經常難以落實，因此，戈爾巴喬夫不得不在經濟改革沒有取得成效的情況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以打破“阻塞機制”。
但民主化和多元化動搖了蘇聯政權的基礎，削弱了將蘇聯公衆與社會凝聚起來的力量。結果，蘇聯陷入了政治局內的自由派與保守派、聯盟中央和各共和國之間、各加盟共和國中的各民族之間的激烈爭鬥之中，陷入了政治和經濟動盪的惡性循環之中，嚴重干擾了經濟改革。
兩國改革的國際環境也不同，蘇聯作爲冷戰的一方，與西方發達國家處於對抗的狀態，全世界都在聲討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對於戈爾巴喬夫提出的外交新思維，西方持懷疑態度，在經濟上爲蘇聯的改革製造了許多困難，石油降價大大加劇了蘇聯的危機。同時，蘇聯雖然放棄了取代資本主義的大目標，但仍然堅信自己制度的優越性，沒有把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提上日程。中國則與美國結成針對蘇聯霸權主義的戰略同盟，中國改革一開始就把目光投放到日本、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尋找外部資源，也得到了外部世界的積極響應。對外開放推動中國的改革步步深入。
此外，領導改革的領導人也不同。領導中國改革的鄧小平經驗豐富，有極高的威望，能夠放手進行大膽的改革;戈爾巴喬夫則缺乏領導者的魄力和經驗，開始只能在既定的、有限的政治和經濟框架內進行嘗試。
戈爾巴喬夫改革進程如何?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經歷了複雜的過程，大致經歷了這樣幾個階段：從1985年3月~1986年，實施“加速戰略”;1987年~1988年年中，進行經濟體制改革;1988年6月~1990年初以完善蘇維埃爲核心的改革;1990年3月~1991年8月，實行以總統制和走向市場爲核心的改革，但被8•19事件所打斷;1991年8月~12月戈爾巴喬夫努力保住聯盟。
戈爾巴喬夫
“加速戰略”實際上延續的是安德羅波夫的做法，試圖在原體制下通過加大對機器製造業的投資加速整個經濟的發展，同時提出了公開性和民主化的問題，要建設“帶有人的面孔的社會主義”。由於“加速戰略”行不通，從1987年才真正進入改革階段，提出幹部制度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提出黨的各級領導幹部通過選舉產生(實際上並未落實)。制定企業法，讓企業成爲自籌資金、自負盈虧、自我管理的單位，但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企業的自主權無法落實。工人選舉廠長並沒有選上會經營者，企業利用壟斷地位，通過提高價格獲得高額利潤，廠長通過給工人多發工資獲得工人支持，結果商品短缺沒有解決，通貨膨脹惡性發展，人民更加不滿。政治體制和因循守舊的幹部阻礙着改革，需要動員社會力量給各級幹部以壓力，激發人們的改革熱情，於是，從1988年6月蘇共第19次代表會議開始，把改革重點轉向政治體制。
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把權力從黨的手中轉到蘇維埃手中，開始選舉人民代表，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國家的方針政策。由於商品短缺、生產下降等問題並沒有解決，人們自然把不滿發泄到蘇共頭上，反對派勢力迅速發展，各地罷工風潮不斷。政治鬥爭嚴重影響了經濟改革。與此同時，民族主義組織也迅速發展起來，從要求擴大加盟共和國的自主權，發展成要求獨立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爲了克服混亂，從1990年3月開始，蘇聯的改革進入了實質性變革體制階段，實行總統制，承認多黨制與多元化，開始考慮向市場經濟過渡，改革聯盟體制，給地方以更大的權力。但是，這一改革遭到黨內保守派的抵制，他們於1991年8月19日發動了政變，其結果與事件的發動者願望相反，不僅未能拯救聯盟，反而加速了聯盟的解體，蘇共和克格勃這兩個維繫聯盟的紐帶解散。此後，戈爾巴喬夫的主要任務是如何保住聯盟，儘管他對葉利欽等人做了最大程度的讓步，他們還是不能容忍戈爾巴喬夫的存在，最後，3個斯拉夫共和國一紙協議宣佈了蘇聯的死亡。
從戈爾巴喬夫改革的進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起初並不想改變蘇聯的體制，也不知道蘇聯的改革到底應該如何進行，正如戈爾巴喬夫自己所說，他們認識到了“蘇聯在非常時期是強大的，但在較爲正常的情勢下，我們的制度讓我們處於劣勢”。“我們不得不放棄的東西顯而易見：僵硬的意識形態，政治和經濟制度，與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對抗，不受約束的軍備競賽。”但對用什麼樣的體制取而代之並不清楚，缺少耐心的蘇聯人急於改變現狀，要求進行激進改革的力量迅速發展，推動戈爾巴喬夫不得不往前走，漸進改革之路走不通。
戈爾巴喬夫改革有哪些失誤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未能達到更新社會主義的目的，戈爾巴喬夫自己也不得不提前辭職。造成這一悲劇性後果的原因很多，從根本上說蘇聯領導人長期拒絕改革，積累了太多的矛盾與問題，已經積重難返。但蘇聯並非註定滅亡，戈爾巴喬夫改革的重大失誤，促進了國家的解體和體制的崩潰。
首先，在改革方針的選擇上，戈爾巴喬夫犯了許多錯誤。
改革伊始，戈爾巴喬夫仍把重心放在了加速發展機器製造業上(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蘇聯一直如此)，同時進行反酗酒和與“非勞動收入”作鬥爭，加重了經濟的困難，特別是日用消費品的短缺。直到1987年戈爾巴喬夫才轉入經濟體制改革，在實施經濟改革後他發現，不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就不可能把經濟改革進行下去，不能使改革擁有不可逆轉的保證。這個思路沒有錯，但是它的政治體制改革搞得過激，面鋪得過寬，結果，舊的政治體制被摧毀了，新的又未能運行起來，蘇聯成了隨波漂流的“無錨之舟”。如果戈爾巴喬夫從發展黨內民主開始，實行黨政分開，逐步使蘇維埃成爲名副其實的立法機關，理順黨政關係，蘇聯還會重新振興。但是，戈爾巴喬夫教條主義地提出所謂“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這一脫離實際的口號，把立法和行政權都交給這個人數衆多、意見分歧嚴重、工作沒有章法的組織，讓它承擔起領導和管理國家的重擔，顯然是不可能的。戈爾巴喬夫的政治體制改革並沒有起到促進生產力發展和克服經濟危機的作用。
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戈爾巴喬夫沒有及時糾正價格扭曲的問題，沒有在改革中引入市場機制，在中國改革已經取得很大進展的情況下，蘇聯還視市場和私有是資本主義的，遲遲沒有啓動以市場爲導向的改革，繼續把大筆金錢投到傳統項目上，沒有把解決民衆日用消費品需求的問題放在重要地位上，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沒能讓人們體會到改革所帶來的實際物質利益，動搖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
蘇聯是個多民族國家，戈爾巴喬夫卻沒有給予民族問題以更多的關注，未能積極應對民族意識的增長，沒有及時調整各民族共和國合理的權力與利益關係，未能及時革新聯盟。他後來自己也承認：“我們對共和國聯盟的改革也太遲了。這些共和國已經成了真正獨立的國家，有自己的經濟和自己的統治階級。”對於極端民族主義也未能有效遏制，致使民族利己主義和民族極端主義惡性發展，最終使民族主義浪潮沖垮了聯盟大廈。
第二，沒有依靠蘇共形成領導改革的核心力量。
蘇聯共產黨早已不是本來意義上的政黨，實際上是管理國家的機關，蘇聯的政治體制確實應該改變，但在取代它的機構建立之前，不能輕易把這個機關棄之不用。蘇共也是維繫聯盟的紐帶，它的削弱，必將使國家陷入混亂。戈爾巴喬夫沒有從實現黨的民主化開始，而是從社會民主化開始，不是通過改革黨，使黨更具活力來領導改革。戈爾巴喬夫把黨的幹部看成是既得利益的代表，當成了改革的障礙機制，使黨內阻礙其改革的力量越來越強大，如果說在蘇共27大上全黨都擁護戈爾巴喬夫這個書記，到蘇共28大時已經有許多人站到了反對他的陣營裏了，到1991年4月全會甚至要罷免他這個書記，1991年8月19日他們終於發動了廢黜他的政變。
戈爾巴喬夫沒有建立起堅強的領導核心。在改革初期，戈爾巴喬夫所依靠的葉利欽和利加喬夫，是兩個性格相似——都很固執和不妥協，觀點卻不同，甚至對立的人，領導人之間的政治衝突制約着改革的進行。利加喬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韋傑夫先後在政治局主管過意識形態，但他們各有自己的意識形態觀點。利加喬夫和雷日科夫經常發生衝突，作爲黨的第二書記的利加喬夫要發揮領導作用，作爲總理的雷日科夫希望獨立工作。雅科夫列夫和利加喬夫在1989年關係緊張，1990年雅科夫列夫與雷日科夫關係又趨於惡化。黨內一部分人抱着原有的社會主義模式不放，另一部分人則想對之進行根本改革。黨內的爭鬥不僅導致了黨的分裂，也延誤了改革。戈爾巴喬夫既向保守派讓步，又向激進派的壓力妥協，他允許保守派建立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也允許激進派在俄羅斯聯邦權力機關中佔據決定性地位，最後這兩派都拋棄了他，其改革也在兩派的夾擊下失敗了。
第三，忽視了法制建設。
民主與法制是分不開的，沒有法律約束的民主必然導致無政府狀態，改革需要建立法律規範下的民主體制。但在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蘇聯的各級領導人並沒有真正樹立起建設法治國家的意識，在推行民主化、公開性之後，沒有及時加強法制建設，導致無政府主義氾濫。在決定蘇聯命運和改革的問題上，決定一切的仍是權力。
蘇聯是由多個共和國組成的聯盟，其三部憲法都有加盟共和國有權退出聯盟的規定，這實際上只是招牌，並未真正打算實行。直到90年代初，面對波羅的海三國欲退出聯盟，需要解決如何退出、怎樣退出的問題。1990年4月3日，蘇聯最高蘇維埃才通過了《關於解決加盟共和國退出蘇聯有關問題的程序法》。但是，這個法令沒人執行，沒有一個共和國宣佈獨立和退出蘇聯時走了這個程序，而面對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聯盟中央沒有任何辦法。1990年6月12日，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通過俄羅斯主權宣言，宣佈在俄羅斯聯邦範圍內，俄羅斯聯邦法律高於一切，這明顯違反蘇聯憲法，從此開始了“主權大檢閱”，各個加盟共和國都宣稱在本共和國內本國的法律高於一切。蘇聯憲法和法律制度在這些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和代表的眼裏，一文不值。在民族分離運動中，沒有人想想是否合法。
就重大事件進行全民公決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1991年3月17日，蘇聯全民公決的結果是76.4%的投票者贊成保留蘇聯。但是，葉利欽等人卻置戈爾巴喬夫的努力於不顧，1991年12月8日俄羅斯聯邦、烏克蘭和白俄羅斯3個共和國的領導人簽署的一紙協議，便宣佈了蘇聯這個由15個成員(當時還有9個)組成的聯盟國家停止存在。在這裏起作用的顯然也是權力。
第四，用人的失誤。
戈爾巴喬夫不會識人用人，最大的失誤是對葉利欽和雅科夫列夫。葉利欽是一個虛榮心、權力慾都很強的人，同時也是一個行政組織能力很強的人，戈爾巴喬夫把他調到中央，只安排他當一個建設部長，顯然不會讓葉利欽滿意。後來，戈爾巴喬夫讓葉利欽擔任首都莫斯科的第一把手，本想讓葉利欽成爲推進改革的主要助手，但他並未給葉利欽相應的政治地位，沒有提升他任政治局委員，這對一個首都的領導人來說顯然是不合適的。當葉利欽發難，要辭職而去時，戈爾巴喬夫並未讓他徹底離開政治舞臺。站到戈爾巴喬夫對立面的葉利欽成了一股強大的破壞力量，他們二人的爭鬥成爲導致聯盟國家解體的重要因素。雅科夫列夫一直是戈爾巴喬夫看重和信任的人，也是受利加喬夫等人攻擊最多的人，從他發表的言論看，此人與戈爾巴喬夫的信仰不同，戈爾巴喬夫有社會主義信念，堅信蘇聯應該走社會主義之路，但雅科夫列夫對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採取的是全盤否定的態度。戈爾巴喬夫執政後期所信任和竭力要求蘇聯最高蘇維埃同意任命的亞納耶夫、帕夫洛夫、克留奇科夫、亞佐夫、博爾金跟他的觀點和看法也不同，他們最後發動了反對他的政變，加速了蘇聯的解體。
如何看待戈爾巴喬夫的改革
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
蘇聯改革的進程是複雜的，戈爾巴喬夫的思想也是不斷變化的，表面上看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導致了蘇聯的解體，實際上其根源還在於斯大林體制，是這一體制長期不改革，積累了太多的矛盾和問題。當然，戈爾巴喬夫也犯了一些錯誤，其許多改革措施出臺得過於匆忙，政策改變太快，他囿於傳統思維，遲遲不肯進行價格改革，對私有制、市場經濟也長期排斥。但我們不應該過多地歸咎於戈爾巴喬夫，因爲他也是蘇聯體制的產物。
歷史並不如煙，不能完全以成敗論英雄，戈爾巴喬夫未能保住蘇聯，未能保住自己的寶座，但他開啓了俄國走向政治民主和市場經濟之路，當今俄國的民意也承認戈爾巴喬夫帶給他們的進步，人們有了言論、集會、結社、信仰和遷徙的自由，有了選擇國家領導人、維護自己利益的政治權利，有了擁有財產的權利，沒有人願意再回到原來的模式。
戈爾巴喬夫開啓的俄國社會轉型代價過大，許多損失本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如何在改革中減少保守主義的干擾，抑制極端激進主義的發展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在此，培養民衆的民主素養、公民責任意識和法治意識顯得十分重要。來源：《南風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