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定一一貫忠於黨、忠於人民。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努力學習、研究和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具有高度的黨性，顧全大局，一切服從黨的安排，把畢生精力奉獻給黨的宣傳思想和教育文化事業。他尊重知識，愛惜人才，對知識分子熱情關懷，對黨外民主人士坦誠相待。他擔任兩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爲人民政協事業和黨的愛國統一戰線做出了貢獻。他作爲早期從事青年工作的老同志，始終十分關注共青團的工作，對青年一代寄予了無限期望。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陸定一歷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八路軍前方總部野戰政治部副主任，領導《新華日報》華北版的工作。1940年底，陸定一奉命回延安。延安整風運動期間，1942年4月，他負責編輯《解放日報》的《學習》副刊，撰寫了《從實際出發》等比較有影響的文章。同年8月，擔任《解放日報》總編輯。他撰寫的《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一文，強調新聞要堅持唯物論的反映論，堅持新聞的本源是事實，提出新聞的定義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同時，他在該文中提出了“把尊重事實與革命立場結合起來”，新聞事實必須置於革命立場的統帥之下，正確的“無產階級新聞觀”應該使發佈新聞的快慢完全服從於黨的需要。以上觀點給中國的新聞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1945年，陸定一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爲中央委員。
1946年1月11日《新華日報》發表了陸定一的文章《報紙應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文章指出：“戈培爾的原則，就是把所有報紙、雜誌、廣播、電影等完全統制起來，一致造謠，使人民目中所見，耳中所聞，全是法西斯的謠言，毫無例外。到了戈培爾手裏，報紙發生了與其原意相反的變化，謠言代替了真實的消息，人民看了這種報紙，不但不會聰明起來，而且反會越來越糊塗。看德國，不是有成千成萬人替希特勒去當炮灰麼。”文章指出報紙有兩種："一種是人民大衆的報紙，告訴人民以真實的消息，啓發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聰明起來。另一種是新專制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前者，對於社會，對於國家民族，是有好處的，沒有它，所謂文明，是不能設想的。後者，則與此相反，它對於社會，對於人類，對於國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刀。"
1947年1月，他發表了《對於戰後國際形勢中幾個基本問題的解釋》一文，透徹地闡述了毛澤東同志關於當時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關於美國反蘇戰爭口號的實際意義是侵略美蘇之間的中間地帶、關於世界規模的統一戰線等戰略思想，在全國和世界上引起廣泛注意。1947年3月胡宗南進攻陝北時，陸定一兼任中央直屬隊政委，隨同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同志轉戰陝北，做出了出色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陸定一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員會副主任。在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他當選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爲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1957年，他作爲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團員，隨毛澤東同志赴莫斯科參加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1958年倡導創辦新中國第一所農村職業中學。1959年，陸定一任國務院副總理。1960年，他作爲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團員，隨劉少奇、鄧小平同志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81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1962年，他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65年，他兼任文化部部長。
在1962年的廣州會議上，周恩來和陳毅等提出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都已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不應該再戴“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開始毛澤東對此沒有表示不贊成，但中央有一些人不贊成，主要是陸定一明確表示反對。陸定一說知識分子沒有什麼變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就不能摘。他和周恩來就此爭論的很厲害，僵持不下。陸定一當時是中宣部長，主管這方面的事情，中央尊重他的意見，就把爲知識分子“摘帽”的事情放到一邊去了。
陸定一長期負責黨的宣傳文教工作，爲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建設和發展黨的宣傳文化教育事業，推動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傾注了畢生的精力，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文化大革命”中，陸定一遭受林彪、“四人幫”的嚴重迫害，被關押近13年之久。
1979年6月，陸定一在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被增選爲副主席。同年9月，在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上被補選爲中央委員。1980年3月，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顧問。1983年6月，在政協第六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爲副主席。在黨的第十二、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爲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