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1913年宋教仁被刺後，殺害宋的幕後元兇一時之間成爲了熱門話題。第一個懷疑對象當然非袁世凱莫屬，因爲當時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勝，宋教仁也即將成爲一個難以對付的對手，袁世凱怎能不萌生殺意?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當袁世凱得知宋教仁被刺後，立即致電江蘇都督要求迅速緝拿兇犯。
1913年3月20日晚十點，宋教仁在黃興、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來到滬寧火車站準備北上組閣。就在衆人走到檢票處的時候，斜刺裏突然躥出一條黑影，只聽“砰”的一聲槍響，走在隊伍前面的宋教仁表情痛苦，他扶着身邊的鐵柵欄，忍着痛叫道：“我中槍了!”
在一片驚呼聲中，兇手卻身手敏捷，一轉眼便消失在迷濛的夜雨之中。這時，宋教仁已經歪倒在地上，手還緊緊地捂着受傷的腰部，等被送到附近的鐵道醫院後，已經是奄奄一息。經檢查，子彈系從背後擊入並斜穿到腰部，腎臟、大腸均被擊中，更要命的是，這顆子彈上竟然有毒!
由於宋教仁剛剛領導國民黨贏得國會選舉的勝利，毫無疑問，這是一樁精心策劃的政治暗殺，目的就是要置其於死地。
經手術後，子彈雖被取出，但此時的宋教仁已經是臉如白紙，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便呻吟着對陪護的于右任口授遺囑：一是將他在南京、北京及東京寄存的書籍全部捐入南京圖書館;二是他家中一向貧寒，老母尚在，希望在他死後請黃興及各位故人代爲照料;三是諸位同志要繼續奮鬥救國，勿以他爲念而放棄責任。
言畢，宋教仁痛苦至極，他一會雙手抱肩，一會合成十字，似乎有說不盡的苦況，旁邊一班送死的友人，也都爲之惻然落淚。在第二次縫腸手術後，宋教仁的傷情更加惡化，他還呻吟着說：“我爲了調合南北，費盡苦心，可是造謠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真死不瞑目。”
宋教仁
捱到3月22日凌晨四點，在黃興、于右任等人的圍侍下，宋教仁在輾轉苦痛中氣絕而亡，年僅三十二歲。臨終前，宋教仁雙目直視不瞑，雙拳緊握不張，眼眶中尚有淚珠，足見他對這個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戀和不捨。
宋教仁，字遁初，號漁父，湖南桃源人，他出身於一個耕讀世家，曾考中過秀才，後與黃興等人成立華興會並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04年底，宋教仁在長沙起義失敗後流亡日本，並於次年參與了同盟會的組建，成爲革命黨早期的重要領袖。
武昌起義後，宋教仁在南京臨時政府中任法制院院長，協助孫中山制定法令。但在政治體制問題上，宋教仁主張責任內閣制，與孫中山主張的大總統制發生衝突(之後頒佈《臨時約法》卻又改成責任內閣制，以限制大總統袁世凱的權力)，好在後來南北議和成功，首任內閣總理唐紹儀又提名他做農林總長，但這個職位顯然滿足不了宋教仁的大志。在唐紹儀辭職後，宋教仁也辭去內閣職務。在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並獲得國會選舉的勝利後，宋教仁極有希望出任新的內閣總理，但誰也沒有想到，最後竟然會是這樣的結果。
誰是殺害宋教仁的幕後元兇?
第一個懷疑對象當然非袁世凱莫屬，因爲他有太多理由要殺宋教仁。袁世凱曾經很欣賞宋教仁，並試圖將他拉進自己的隊伍中，譬如宋教仁在準備回湖南老家省親時，袁世凱曾贈予其一本50萬元的交通銀行支票，讓宋教仁隨意支用，可宋教仁除用了二三百元外，將支票基本原物退還。另外，袁世凱還爲宋教仁訂造西裝，連尺碼都量得非常準確，足見其用心良苦。可是，在袁世凱的親善拉攏下，宋教仁卻是如此的“不識擡舉”，他在各地演說中曾毫不忌諱地攻擊袁世凱政府並言動一時，由此引起袁世凱的惱怒與仇恨，似乎也在話中之意。如今，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勝，宋教仁也即將成爲一個難以對付的對手，袁世凱怎能不萌生殺意?
令人無語的是，宋教仁在臨終之前還請黃興代筆致電北京，向袁世凱報告了被刺經過，他說：“竊思自己受任以來，束身自愛，從未結怨於私人。如今國本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鑑納。”
臨死之人，殷殷期望，章士釗說他是“至死不悟”，聞者何嘗不心酸?
袁世凱得知宋教仁被刺的消息後，也是十分的驚詫，他隨即致電江蘇都督程德全，要求迅速緝拿兇犯，按法嚴辦，以維國紀。在宋教仁身亡的凶訊傳來後，袁世凱更是發佈命令，要求國務院從優議恤，並稱：“前農林總長宋教仁，奔走國事，締造共和，厥功至偉。適統一政府成立，贊襄國務，尤能通知大體。擘畫勞苦，方期大展宏猷，何遽聞慘變?民國新建，人才難得，該兇犯膽敢於衆目睽睽之地狙擊勳良，該管巡警並未當場緝拿致被逃逸，閱電殊堪髮指。凡我國民，同深愴惻。”
就當時而言，似乎還不能認定袁大總統就是幕後兇手。道理很簡單，如果在國會選舉結束的敏感時期將宋教仁刺死，袁世凱的嫌疑無疑是最大的，按他通常的辦事手段，斷然不會出此下策。所以，當時的國民黨人雖然心中懷疑，但至少在表面上沒有表露出來。
宋案發生後，江蘇都督程德全下令上海地方立刻緝拿兇犯，公共租界當局、滬寧鐵路局也都紛紛懸賞緝捕，空氣爲之一緊。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那些滬上的巡警、包打聽們紛紛出動，四處尋找破案信息。和以往刺殺案懸而未破相反的是，刺宋案的破獲卻是出乎意料地順利，令人難以置信。
就在宋教仁被刺的第三天，古董字畫商王阿發到英租界捕房報案，聲稱一週前因賣字畫曾去上海青幫大佬應夔丞(即應桂馨)家中，應桂馨當時拿出一張照片，說願出酬金1,000元將照片上的人刺死，當時王阿發沒有答應。宋案發生後，王阿發見各報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應桂馨給他照片上的那個人，所以趕緊前來報案。
在得到報案後，公共租界的巡捕隨即在一妓院中將應桂馨抓獲，並立即前往應家搜查。弔詭的是，巡捕們在搜查應家的時候發現其中一人神色緊張，而此人正是殺害宋教仁的兇手武士英。更令人不解的是，在巡捕將應桂馨抓獲的時候，武士英也在妓院，並應一友人之託前往應家報信，結果被鬼使神差地一舉抓獲。
按常理，如果武士英是殺人兇手的話，在應桂馨被捕的時候應該立刻逃之夭夭，何以會在應家自投羅網?而武士英被捕之後，立刻直言不諱地承認了刺殺宋教仁的行徑，他供稱自己真名爲吳福銘，山西人，曾就讀於貴州某學堂，後在雲南軍營中做過管帶，現因軍伍被裁，來滬一遊，在茶館飲茶的時候遇着一陳姓朋友，經他介紹認識了共進會的應會長(即應桂馨)，應桂馨請武士英暗殺一人，說這人是無政府黨，殺他就是替四萬萬同胞除害，並答應事成之後酬勞一千大洋，於是武士英便答應前去。
行刺那天，陳姓朋友告訴武士英說那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車，正好去收拾他。說完，他便給了武士英一把五響手槍，又另招了兩人前往火車站。等他們買了月臺票進站後，正好碰到宋教仁進招待室，陳便把目標指給武士英看，讓他隨後動手。過了一會，宋教仁等從招待室出來，走至半途的時候，武士英便開槍打了一下，隨後便逃回應家報功去了。應桂馨得知宋教仁確實被刺後，還稱讚武士英能幹，並承諾將來送他出洋遊學。武士英則把手槍繳還，後來在應家搜到。
青幫大佬應桂馨是上海灘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當時有兩個頭銜，一是中華民國共進會會長，一是江蘇駐滬巡查長。陳其美在上海謀劃革命的時候與應桂馨結識，陳本人還經常住在應桂馨提供的自家住宅，這裏也成了當時革命黨人的祕密據點，于右任等人也曾住過。在這個時期，陳其美與應桂馨相互加入了對方的組織，在上海光復之戰中，青幫成了革命黨人的堅定盟友，他們自告奮勇地組織了敢死隊，在攻打江南製造局等武裝暴動中便有幾千幫會成員參與戰鬥。
上海光復後，陳其美建立滬軍都督府，當時也得到了青幫的鼎力支持。在革命的最初，青幫和革命黨曾有過一段蜜月，譬如應桂馨被任命爲陳其美的諜報科長，當孫中山回到上海後，應桂馨又被陳其美派去直接負責接待和保衛孫中山。孫中山前往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時，便是由應桂馨組建衛隊，隨同前往南京。
本來應桂馨在革命成功後應該有個不錯的政治前途，但此人身上江湖氣、流氓氣太重，他當上孫中山的衛隊長後，在開始的時候對前來拜訪孫中山的親朋故友還比較客氣，但後來人來得多了，應桂馨就看人下菜，有時還對客人惡語相向。孫中山見他不適合這種工作，由於將他改調臨時政府庶務長，但應桂馨又在日常工作中有貪賄行爲，因此孫中山在臨時政府即將解散時將他打發回了上海。
陳其美
1912年6月，在上海都督陳其美的支持下，應桂馨當上了中華民國共進會的會長，這是一個由上海青幫、洪門和公口聯合建立的一個準政黨組織，也是幫會組織公開化的產物。在武昌的革命黨人試圖發動南湖馬隊暴動推翻黎元洪時，應桂馨也代表共進會參與其中，後來因事敗而被通緝，並倉皇逃回上海。
由於辛亥革命中有衆多的幫會參與其中，這些人員的素質普遍不高，在社會上造成了很大的混亂，因而袁世凱上臺後便採取措施解決幫會問題，以維持地方穩定。當北京政府得到應桂馨參與到武昌的暴動時，便派出內務府祕書洪述祖，希望取締共進會，並妥善處理好幫會與地方治安的問題。
洪述祖這個人也不簡單，他是清代著名學者洪亮吉的曾孫。此人有才無德，雖然科考不順，但他後來通過捐納的方式進入官場，並曾在劉銘傳、俞廉三和張之洞等人手下做過幕僚。但是，洪述祖爲人貪慾甚旺且膽大妄爲，每次都是在任用一段時間後被逐。武昌起義後南北雙方議和，這給了洪述祖一個天賜良機，因爲當時南北代表均在張之洞的首席幕僚趙風昌那裏議事，而洪述祖與趙風昌不僅是老相識，還有親戚關係。由此，洪述祖在南北議和中成爲了袁世凱的眼線，並立下大功。
清廷倒臺後，唐紹儀本打算讓洪述祖出任國務院祕書，但考慮到他之前的種種劣跡，後將他改任內務部祕書。洪述祖與袁世凱及其內務總長趙秉鈞的私人淵源並不深，因而當他傍到袁、趙這樣的新主子後是格外的賣力，爭寵立功的心情非常迫切。
洪述祖在上海也曾是幫會中人，因此很快便與應桂馨一見如故，他在代表北京政府處理青洪幫共進會的問題上，最後採取了收買的方式，並幫助應桂馨解除對他的通緝令。應桂馨在革命後受到革命黨人的冷遇，於是也很快見風使舵，投靠了袁世凱集團。與此同時，應桂馨也沒有割斷與陳其美等人的關係，頗有點“雙面間諜”的味道(畢竟當時上海還是國民黨的天下)。
對於應桂馨的投機行爲，陳其美等人也早有察覺，特別在破獲宋案時，國民黨人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揭發和抓獲應桂馨、從應家搜到應桂馨與洪述祖及內務總長趙秉鈞的大量密電函等，背後都有陳其美勢力的影子。
密電函是破譯刺宋案的重要證據，蘆笛先生在《“毀宋酬勳”考》一文中作了獨到的分析，思公先生在《晚清盡頭是民國》一書中也對此重點關注，應該說這個問題已經弄得比較清楚了。在這些密電函中，主要是應桂馨與洪述祖之間的情報交換，而在宋教仁領導的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勝利在望的時候，兩人的電報開始出現“激烈文章”的字樣。對此，歷史學家有兩種解釋，一是認爲應、洪二人打算對宋教仁行刺，二是認爲應、洪二人謀劃從日本購買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的劣史，以在報紙上對革命黨人進行醜化。
進入3月份後，應、洪的電文中出現“毀宋”的字樣，而這個“毀”也是同樣有兩種解釋。更糟糕的是，內務總長趙秉鈞也與應桂馨通過兩封密電，雖然是例行公事，但在洪述祖與應桂馨的其他電文中透露出袁世凱和趙秉鈞是知道“毀宋”一事的。
從電文分析來看，最開始“毀宋”的含義應當是通過媒體醜化孫宋等人，但由於應桂馨拿不出實質性證據(即所謂“劣史”)，而洪述祖又提高了相當的價碼，於是應桂馨決定鋌而走險，“毀宋”變成了“去宋”，也就是要除掉宋教仁以獲取鉅額報酬。就這點而言，這件事只有洪述祖和應桂馨知道，而沒有直接證據證明趙秉鈞與袁世凱瞭解或參與此事。
令人奇怪的是，武士英在一星期後的法庭上卻將之前的供述全部推翻，聲稱自己此次殺宋教仁，完全是自己一個人的意思，並否認自己曾經見過應桂馨。不僅如此，武士英還聲稱自己是爲北京政府除害，似乎有意爲應桂馨脫罪並將人們的視線轉到北京政府。由於武士英前後的供詞翻得太離譜，這就不得不讓人懷疑有人在幕後串供、故意唆使了。
更奇怪的是，武士英在被捕後一直表現從容，絲毫沒有畏懼的罪犯心理特徵，他在出庭受審時還沾沾自喜地說：“我生平未曾坐過汽車，此次因此案而坐公車，也是一樂。”武士英前後反覆的行爲讓人百思不得其解，而且他的背景也一直沒搞清楚：他的被捕很奇怪，他的供詞很荒唐，而他的死更是一個謎。
武士英和應桂馨開始被分別關押在英法租界，後來均被引渡到中國法庭，但就在預審的前一天，身體強健的武士英卻突然死亡，而整個事件一點線索都沒有。由於沒有記載有外來者接觸犯人，因而武士英被看守者毒殺的嫌疑最大。更要命的是，兇手幹得非常漂亮，竟然沒留下任何痕跡，以至於當時都沒有留下什麼有價值的證據(當然，證據也有可能被看守毀滅)。
目前史論認爲袁世凱將武士英殺人滅口，這很可能是“因人歸罪”的無稽之談。武士英的經歷和背景與北京政府沒有一點聯繫，說袁世凱殺人滅口非但在理由上站不住腳，而且從技術上來說也幾乎沒有可能。當時上海是國民黨勢力的大本營，當時的破案、審判等工作基本都在國民黨控制下。武士英被引渡到中國法庭後被關押在上海海運局滬軍六十一團的軍營中，而該部隊是滬軍都督陳其美的老部隊改編而來的。如果說殺人滅口，最大的可能反是來自應桂馨的幫會系統或者陳其美勢力。至少，武士英的口供以及被突然滅口，在這個幕後黑手被徹底揭露出來之前(唆使武士英翻供並將之滅口的很可能是同一主使人)，宋案永遠只能是一個謎。
應桂馨被捕後在“二次革命”期間趁亂逃跑，他躲到了青島的德國租界裏。在袁世凱擊敗革命黨人後，應桂馨犯了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他居然不甘寂寞地跳了出來，並在1913年底公開向北京政府發出請求“平反冤獄”的通電。應桂馨打着爲刺客武士英平反的藉口，說什麼“宋教仁是主謀內亂之人卻死有餘榮;武士英爲民除害反冤沉海底”，實際上是爲自己鳴冤求功。
不僅如此，應桂馨在青島找到洪述祖(宋案發生後洪述祖立刻逃到了青島租界)強索報酬未果後，又從青島跑到北京，並寫信給袁世凱索取殺宋的報酬。這個應桂馨當時可謂是頭腦發昏，他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一開口就是索要現金50萬元，而且還要求授予他“勳二位”，兩者缺一不可。
對付應桂馨這樣的流氓，袁世凱還是很有一套的。某日晚上，四個彪形大漢以搜查煙土爲名爬牆進了應桂馨的住所，所幸的是應本人不在。當應桂馨得知這個消息後，他嚇得連行李也不敢去收拾，便倉皇逃往天津，但最終還是不免一死。就在火車開到廊坊附近的時候，應桂馨在車廂中被人亂刀砍死，死狀極慘。
從某個意義上來說，應桂馨的被殺，也算是爲宋教仁報了仇。後來有證據證明，殺應的是北京執法處的郝佔一和王雙喜，而下命令的人極有可能就是袁世凱。這就是一個流氓潑皮前後反覆、言而無信的下場。但反過來說，如果真是袁世凱指使了應桂馨刺殺宋教仁，那倒是有可能祕密給他一筆錢將之打發走;但要是刺殺宋教仁是洪述祖與應桂馨肆意妄爲並讓袁世凱背了黑鍋的話，那袁世凱對應桂馨陡起殺心，就實屬正常了。
趙秉鈞
更讓人頭大的是，在應桂馨被殺死後僅一個多月，在宋案中被攻擊得最厲害的另一個嫌疑犯趙秉鈞也突然死亡，這就讓宋案顯得更加撲朔迷離。在宋案發生後，趙秉鈞辭去了總理之職，並在風聲過去後出任直隸都督。目前很多歷史書都稱趙秉鈞是被袁世凱毒死的，但這種總統毒殺前總理的重大事件，多少會顯得有點離奇。
至少在相關記載中，沒有找到趙秉鈞被毒死的任何確鑿證據。事實上，趙秉鈞的死亡很有可能只是正常的病故，但由於死亡的時間與應桂馨的被殺過於巧合，這大概就是歷史偶然性的魅力了。從歷史記載來看，趙秉鈞早年跟隨左宗棠大軍參加西征，曾經在星星峽戈壁灘遭遇大風雪，結果連人帶馬埋沒雪中三晝夜，由此筋骨折傷，一生多病而且不能近女色，唯與鴉片煙相依爲命。
趙秉鈞爲官多年，在袁世凱小站練兵的時候發跡，並專攻警政。袁世凱出任直隸總督推行新政後，趙秉鈞在天津籌建了中國最早的警務系統，開創中國現代警察制度之先河。趙秉鈞在清末一直跟隨袁世凱，後來還出任過巡警部右侍郎，他常年負責警務、民政，並無什麼特別的劣跡。最有意思的是，至少從表面上來看，趙秉鈞和宋教仁的關係還算親密，在宋教仁北京任職的時候，因爲宋教仁住在城外不便，因而經常留宿趙秉鈞家。在宋教仁退回五十萬支票給袁世凱時，也是委託趙秉鈞辦理並請求趙秉鈞從支票中代爲償付五千債務。倘若兩人關係不好，斷不可能有此委託。
在宋教仁遇刺消息傳來後，趙秉鈞正在主持內閣例會，他聽後大驚失色，一邊繞桌子不停轉圈，一邊自言自語：“人若說我打死宋教仁，豈不是我賣友，哪能算人?”不一會，總統府中電請總理，趙秉鈞即倉皇離去。從當時人留下的現場記錄來看，趙秉鈞的嚴重失態似乎並非故意表演，反倒是因不知情而手足無措，假如他事先得知刺宋計劃，想必不至於如此。但是，趙秉鈞是知道洪述祖“毀宋”活動的，這纔會說“人若說我打死宋教仁，豈不是我賣友，哪能算人”這樣一句話。看來，趙總理雖然在政治上也對宋教仁搞了些小動作，但對於宋教仁的被殺一事，應該是爲管束下屬不嚴而承擔責任。
據記載，趙秉鈞死前一直抱病工作，之前並無什麼異常之事。在凌晨5點鐘的時候，趙秉鈞突然腹中劇痛，他的家人急忙派人將天津最有名的軍醫官屈永秋、徐德順和名醫王延年請來，但這三大名醫也毫無辦法，最後趙秉鈞在當天上午死亡，其家屬、醫生等人也都沒有提出他是中毒而死。由此，認定趙秉鈞是被袁世凱毒死，多少有點過於武斷。
宋案中最爲陰險狡詐的內務府祕書洪述祖，倒是在宋教仁被刺死後以最快的速度逃到了青島德租界內。但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洪述祖在1917年春跑到上海，結果被得訊趕來的宋教仁之子宋振呂(當時年僅15歲)及宋之祕書劉白認出，結果洪述祖先是被扭送到上海地方法院，後來又被解到北平法院，最終在民國八年(1919年)被判絞刑，而這也是民國第一次使用絞刑。在行刑過程中，不知何故，洪述祖竟然頭頸分離(也許是太胖或者是絞機是不合格產品)，其狀可怖。
洪述祖在獄中時自知難免一死，他曾自作一輓聯爲自己辯護，稱：“服官政，禍及其身，自覺問心無愧怍;當亂世，生不如死，本來何處着塵埃。”既然洪述祖不服氣，那就去陰曹地府見宋教仁、應桂馨辯駁一番罷。
至於另一個重大嫌疑人陳其美，更像是冤冤相報，自食其果。儘管陳其美在革命中表現卓越，但陳其美的個人名聲卻甚爲不佳，譬如個人生活腐化、流氓習氣等等。陳在任上海都督時，由於頻繁出入下流場所，輿論經常攻擊他爲“楊梅都督”。據說，有一次陶成章從南洋募款回來，陳其美向陶成章要錢作爲革命經費，陶不僅不給，還對陳其美說：“上海盡有夠你用的錢，我的錢要給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用。”由此，陳其美也就與陶成章結下樑子。
陳其美這個人，身兼革命家和青洪幫的雙重身分，其爲人一向膽大妄爲，而且心狠手辣，民國多起著名的政治暗殺都有他的身影。比如光復會陶成章被刺一案，便是陳其美一手策劃，其因爲個人利益而在革命同黨身上下如此黑手，實在令人咋舌。更諷刺的是，在“陶案”之後，大家都發表通電抓兇手，陳其美也說要抓兇手，可兇手原不是別人，正是陳其美指使手下蔣介石乾的。
在宋案兩個月後，陳其美又策劃了一場對洪幫大鹽梟徐寶山(當時也參與了革命)的暗殺，使用的手段是特製了一個古董花瓶定時炸彈，然後由冒充的古董商送到徐家，將徐寶山炸死。值得注意的是，宋案中的報案人也是個自稱賣畫的古董商人。
商務印書館的創辦人夏瑞芳與上海守備使北軍將領鄭汝成，也都是被陳其美所策劃暗殺，他還派人暗殺過與他爭上海都督的光復軍領袖李燮和，雖然這次未得手，但也將李燮和從上海嚇跑。陳其美的作風一向獨斷專行，1911年12月12日，他在不經任何法律手續的情況下，將鎮江軍政府總參謀、攻克南京有功的江浙聯軍參謀長陶駿葆槍斃，並打算刺殺鎮江軍政府都督、北伐軍臨淮總司令林述慶(林述慶後來在1912年也是死得莫名其妙)。
在宋案中，陳其美的影子似乎無處不在，但目前又並沒有直接證據證明陳其美到底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在“二次革命”期間，上海檢察廳的很多原始檔案都被陳其美的士兵有意搗毀，真相更是難以查明。也許冥冥中有天意，擅長暗殺的陳其美最後也在1916年被人暗殺，這次的主使人卻是同時參加革命的幫會人物張宗昌，而且是同門。
最不可思議的是，目前絕大多數的歷史書，不管是正史還是野史，甚至是歷史小說，都異口同聲地斷定袁世凱是刺殺宋教仁的幕後元兇，隨後他又殺了武士英、殺了應桂馨、殺了趙秉鈞，還在臨死前的那個月派人刺殺了陳其美。倘若洪述祖早一點被抓被殺，估計也得算在袁世凱的頭上。
陳其美劇照
黃興曾在宋案後激憤地說：“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殺宋教仁;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但正如《論語》中所說，“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認定袁世凱是殺人元兇，只因爲袁世凱是個稱帝復辟的壞人，所以歷史便可以不顧證據的鑑別與細節的推敲，只管將屎盆子一股腦兒地扣在袁世凱的頭上，這種各取所用的歷史政治化，又是何等荒唐可笑與不負責任。在宋教仁遇刺案上，歷史又何嘗不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跟隨袁世凱多年的機要祕書張一麟曾對刺宋案做過評語，他說：“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奮勇謂能毀之。袁以爲毀其名而已，洪即唆使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釀巨禍。袁亦無以自白。小人之不可與謀也，如是。”
于右任是宋教仁的好友，他給雕像撰寫的銘文慘烈沉痛。到底是誰殺了宋教仁，衆多史書，衆說紛紜，至少到現在爲止，不得不遺憾地說，宋教仁被刺殺一案仍舊是一個謎。于右任先生在銘文中“勒之空山、期之良史”的願望，至今都沒有實現。
斯人已去，太息長存。4月13日，在宋教仁逝世後的第三週，國民黨人在上海舉行追悼大會，前來爲宋教仁致哀者竟然達到2萬餘人。4月25日，譚人鳳等人請求政府爲宋教仁鑄像並開設公園，以資紀念。1914年6月，公園建成，地址就在宋教仁遇難處不遠(今閘北公園)。宋教仁遺體被遷入墓地的當天，前來送葬者又達數萬人，譚人鳳、王惠寵、居正、章太炎等國民黨要人及其社會名流也都紛紛趕來參加葬禮。
宋教仁墓的頂端塑有鷹鬥蛇的青銅雕塑，墓寢坐北朝南，近似正方形，四周砌有24根圓頭方柱，連成石欄。墓前有一大碑，碑文“宋教仁先生之墓”數字，乃孫中山先生的墨跡。墓區正中，雕有宋教仁的全身西服坐像，像座正面刻“漁父”兩字，系章太炎篆文手跡;背面刻銘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記?爲直筆乎?直筆人戮!爲曲筆乎?曲筆天誅。於乎!九泉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賊人之鐵!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諸天地”，繫於右任所書。
宋教仁的墓園原是鄉間，經幾十年的發展後，如今早已是棲身上海鬧市，在今天的閘北公園，宋教仁墓依然矗立，周圍也有很多人在此健身，雖說熱熱鬧鬧，但憲政主義先行者宋教仁的事蹟卻早已少有人知。在這個被人遺忘的角落裏，宋教仁的雕像多少顯得有點落寞和孤寂。
也許是命運的捉弄，宋教仁太年輕的軀體，可能真的無法承當如此大的雄心壯志。在他即將到達政治生命的頂峯時，黑暗的陷阱卻早已佈下，宋教仁剛剛三十二歲的生命之火和無數人爲之激動的憲政理想也隨之無情熄滅。
時代的巨浪，將這位年少英雄推上了政治的浪尖，但最終的結果卻是無可抗拒地死亡，雖說這是宋教仁的宿命，但又何嘗不是無數國民的宿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