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曹操的銅雀臺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曹操完成北方一統之後，開始在他的政治中心鄴城建造代表自己政治地位的銅雀臺，但是他不僅只建造了銅雀臺，同時還建造了金虎臺和冰井臺，合稱爲“銅雀三臺”。三臺中以銅雀臺最爲著名，不管在當時還是現在，大家歌頌和描繪最多的還是銅雀臺，這就讓後世很多人只知道銅雀臺，卻不知道其他兩臺。可以說“銅雀三臺”是三國時期一個偉大的文化象徵，現今在河北省臨漳縣還有“銅雀三臺”的建築遺址，雖然時隔千年，但是那種文化底蘊和雄偉的氣勢一直猶存。其實，“銅雀三臺”與當時曹魏的政治密不可分，也很少有人討論這一面，所以今天我就來給大家一起探究一下“銅雀三臺”與曹魏政治有什麼關係?
銅雀臺遺址
要想搞清楚“銅雀三臺”與曹魏政治的關係，我們就要先從它們的建築時間來說。我們先從銅雀臺來說，銅雀臺的建造時間《三國志·武帝紀》中只有簡單的幾個字，“(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陳壽這次貌似有點偷懶了，對於這麼重要的時間，左右簡單的五個字就草草的結束了。那《三國志·武帝紀》中記載的是建好的時間，還是開建的時間呢?《三國志·曹植傳》中也有記載：
《三國志·曹植傳》對於銅雀臺的記載
這裏說了銅雀臺建好後，曹操帶着兒子們一同登臺作賦，但是並沒有時間上的記載，這就讓人很煩惱了，難道銅雀臺的建造的準確時間就沒有記載嗎?
是有的，魏文帝的《登臺賦序》中有這麼一段：建安十七年，春遊西園，登銅雀臺，命餘兄弟並作。我們在對照陳壽的記載，那麼我們就可以把銅雀臺起訖的時間完全弄清楚了。建安十五年冬曹操下令建造，直到建安十七年春建造完成，實際建造時間一年有餘。
銅雀臺繪圖
上面銅雀臺的時間已經清楚了，那麼接下來就是金虎臺和冰井臺了。金虎臺的建造，同上《武帝紀》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也只有如下六個字的簡略記載:九月，作金虎臺。
此處的“作”，如果比照上面所引“作銅雀臺”的措辭來理解的話，應當是開始修作的時間，而非修作竣工的時間。至於冰井臺的建造，《三國志》中完全沒有提及。考《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輯錄的晉人陸翽《鄴中記》記載:
銅爵、金鳳、冰井三臺，皆在鄴都北城西北隅，因城爲基址。金鳳台，初名金虎，至石氏改今名。冰井臺，則凌室也。金虎、冰井，皆建安十八年建也。
陸翽《鄴中記》，《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的“史部”有著錄，標爲“晉國子助教陸翽撰”，後來散亡。該書被《經籍志歸人紀實的“地理之記”一類，而陸翽所在的晉代也去曹魏不遠，所以引文中關於金虎臺、冰井臺的敘述，可信程度很高。按照《鄴中記》所言，冰井臺的建造與金虎臺是同時的，均在建安十八年。如果將《鄴中記》“皆建安十八年建也”的“建”字，同樣理解爲開始修建的話，那麼冰井臺開始建造，也在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
三國時期“銅雀三臺”遺址
但是，金虎臺與冰井臺竣工於何時，現今已難以稽考。對於“銅雀三臺”的宏偉壯麗，西晉文學家左思的名篇《魏都賦》，其中有生動的描繪(據李善注本):
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以崢嶸。亢陽臺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霤，下冰室而恆冥。周軒中天，丹墀臨猋。層構峨峨，清塵飄飄。雲雀踶甍而矯首，壯翼摛鏤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皎日籠光於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十“濁漳水”的記載，則偏重於細緻的寫實(據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本):
城之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爲之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中曰銅雀臺，高十丈，有屋百一間南則金虎臺，高八丈，有屋百九間。北曰冰井臺，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五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凡諸宮殿、門臺、隅雉，皆加觀榭、層甍、反宇。飛檐拂雲，圖以丹青，色以輕素。當其全盛之時，去鄴六七十里，遠望苕亭，巍若仙居。
據文中記載，“銅雀三臺”是在鄴縣城牆的堅固基礎之上，再起高峻的三座樓臺。金虎臺在銅雀臺的南面，冰井臺在銅雀臺的北面三者排列聳峙。居中的銅雀臺高達十丈，約合今24米;南北拱衛的金虎臺、冰井臺均高八丈，約合今20米。每座高臺都有上百間房屋，雕樑畫棟，其宏偉壯麗，不僅當時無與倫比，而且在此前和此後相當長的時代裏也極爲罕見。
古鄴城博物館
衆所周知，建造“銅雀三臺”的建安年間，是一個戰火紛飛、民不聊生的悲慘年代。“銅雀三臺”的宏偉壯麗，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情景，形成極大的反差。同時曹操生性節儉，大力提倡樸素生活。愛子曹植的妻子違背曹操的規矩，穿上錦繡衣服在私家後院活動，並未到外面去顯耀，曹操在高臺上恰好望見，大爲震怒，立即將其賜死，事見本書卷十二《崔琰傳》裴注引《世語》。他起初下令開工修建銅雀臺，已經是一筆不小的財政開支。之後竟又接連修建金虎臺、冰井臺，其耗費更是巨大。在羣雄割據的戰爭時代，鉅額財富不用於軍國的急務，卻耗費在這樣的項目之上，不僅顯得缺乏明智，而且還與他的節儉品性完全衝突。曹操爲何要建造如此宏偉壯麗的“銅雀三臺”?或者說，曹操建造“銅雀三臺”的真正動機何在?
此前大致有兩種解釋。一從生活着眼，認爲曹操此舉，主要因爲自身遊觀享樂的需要。二從軍事立論，認爲此舉是要在曹操自己的政治中心鄴縣，加強城池的軍事防禦體系，三臺相互呼應，形成堅固防禦和制高據點。兩種看法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在難以釐清的矛盾。如果是爲了自身遊觀享樂，只修一座銅雀臺也就足夠了，何須再建造兩座形制雷同的金虎臺、冰井臺呢?再說此時正是頻繁對外用兵之時，軍費開支非常巨大，節約兩臺的建設經費，用於掃滅羣雄，儘快統一天下之後繼續完成之，那時隨意享樂再無眼前之憂，豈不更爲合理?
銅雀三臺遺址公園
至於軍事防禦，確爲曹操所考慮的因素之一，從上面所引《水經注》中，“又有粟窖及鹽窖，以備不虞”兩句記載，即可得知一二。而在當時，確實也流行過修建樓臺羣體作爲防禦屏障的軍事理論，即所謂的“百樓不攻”。盤踞幽州的公孫瓚，就是這一理論的信奉者。《三國志》卷八《公孫瓚傳》及裴註記載，他與袁紹決戰河北，敗退易京(在今河北省雄縣西北)。在此修建上千座高樓，又在外圍修建十層圍牆、塹壕，其中儲存軍糧三百萬斛，然後誇口說:
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蓄谷。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谷，足知天下之事矣。
但是在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紹包圍易京之時，採用一種極爲巧妙的戰術，即挖掘地道到達高樓之下，在底部挖空地層，暫時以木柱支撐上面的重量，待到底部地層大半被掏空，再撤出人員放火焚燒所有木柱，高樓底部失去支撐，立即整體倒塌而被摧毀，樓上守軍或死或傷完全失去戰鬥力。這一戰術，被公孫瓚驚歎爲“袁氏之攻，似若神鬼”。公孫瓚的勢力，就此被消滅在他的高樓羣體之下。這一前車之鑑就發生在十年之前，以曹操非凡的軍事才能而論，他絕對不會在自己的根據地鄴縣，再去重複公孫瓚的愚蠢之舉。因此，修建銅雀臺如果有軍事上的考慮，也只是防備臨時發生的短時間突然變故而已，並非將其作爲軍事上長期據守的防禦體系來經營。而爲了防備臨時發生的短時間突然變故，也只需建造一座銅雀臺即可;接連建造三座高臺，反倒與公孫瓚的愚蠢之舉頗爲相似了。
總之，僅僅從生活享樂或者軍事防禦的表象着眼，都難以點到要害。要想找到準確的答案，首先要對當時曹操的政治意圖和宣示方式有所瞭解。曹操的政治意圖和宣示方式是什麼呢?
曹操雕像
曹操開始建造銅雀臺的兩年前，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他所控制的東漢朝廷宣佈廢除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改設丞相，而出任丞相者，就是曹操本人，事見《後漢書》卷九《獻帝紀》。大體上說，丞相一人執政，更容易壟斷朝權。因此，東漢後期朝政衰敗而權臣出現，爲了獨攬朝政，或者會增設與丞相類似的相國，從而架空三公，比如董卓;或者會乾脆廢除三公，只設丞相，曹操此舉，正是這種情形。
曹操自任丞相，是他對東漢朝廷權力達到有效控制的標誌。但是從後來歷史的發展走向來看，出任丞相控制朝政，並非曹操終極的政治意圖，因爲丞相的權力再大，也只是東漢王朝的下屬臣僚而已。曹操終極的政治意圖，是要爲一個完全屬於自己所有的新政權，開闢道路並且奠定基礎。具體來說，就是要在名義上屬於東漢朝廷的轄地之內，創建出一個曹姓家族所擁有的公國直至王國。
曹操雕像
正常情況下，按照東漢的分封制度，異姓大臣無論功勞有多大，其爵位最高只是到侯爵爲止，其封地最多爲一縣。只有劉氏皇族的宗室近親，才能晉封公爵、王爵，其封地也會擴大到包括若干個縣的一郡之地同姓的公爵、王爵，比之於異姓的侯爵，不僅爵位更高，封地更大，更爲重要者，是公爵、王爵具有更大的政治權力資源。特別是王爵，不僅能夠任命更多的下屬官員，從而形成一個與中央王朝非常類似的軍政系統和政權機器，而且具有自立社稷的特殊政治特權。
據司馬彪《續漢百官志五》所載，東漢侯爵私人所屬的家臣，僅有家丞、庶子兩人;而且食邑不到一千戶者，還要裁去家丞，僅置庶子一人。然而王爵私人所屬的家臣，即有中尉到郎中共計十二種;而且有的家臣，其員額還不限於一名。這十二種家臣，分工掌管軍政的公私事務，儼然如同中央王朝的九卿，形成王爵享有者自己的小朝廷。《續漢百官志五》又記載:“諸王封者，受茅土，歸以立社稷”。此段史文之下，劉昭引錄東漢大臣胡廣的解釋說:
劉昭引錄東漢大臣胡廣的記載
胡廣其人，《後漢書》卷四十四有專傳，他歷經六個皇帝，多次出任朝廷最高級別的三公職務，享年八十二歲，對東漢一朝的典章制度極其熟悉。所以他所作出的這段解釋，可信度極高，是東漢封爵制度的寶貴史料。從中看出:東漢時期受封爵位者，只有王爵能在自己的封國建立社稷祭壇，並且修造宮廷殿堂。至於侯爵，則完全沒有這兩項政治特權。
古代史籍常以“社稷”指代王朝江山。具有自己的社稷祭壇，具有自己的宮廷殿堂，還具有自己的官員系統，這是開創一個新政權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修造銅雀臺之際的曹操封爵，《三國志》卷一《帝紀》建安十五年裴注引曹操下達的令書中，有明確的記載:
三國志》卷一《帝紀》曹操下達的令書
這道令書，後世稱之爲《讓縣自明志令》，下達於當年十二月。而上面已經論及，曹操開始建造銅雀臺，也正是在這一年的冬天可見曹操此時的封爵，還只是食邑一萬戶的武平縣侯。至於當時的武平縣，是在今河南省柘城縣南。
至此我們明白，如果曹操要想爲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新政權，開闢道路並且奠定堅實的體制基礎，他就必須打破東漢封爵制度中，異姓只能受封侯爵的束縛，將自己的爵位提升到公爵直至王爵，舍此別無他途。
而他要想達到這樣的目標，關鍵性的第一步，則是要將自己的政治意圖，以一種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微妙方式，向朝野宣示出去。東漢以來，崇尚儒家政治倫理的世家大族，成爲影響政壇的中堅力量他們的突出代表，例如號稱“東京袁楊”的汝南袁氏、弘農楊氏，世代出任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正是得益於世家大族的強力支持，東漢王朝即便在無道昏君、囂張宦官、驕橫外戚不斷出現的情況下，還能苟延殘喘上百年。
曹操畫像
曹操所在的東漢末期，世家大族的勢力依然不容小覷。要在此時打破朝廷一直嚴格奉行的典制，以異姓大臣受封公爵、王爵，依然是不易實現的“僭越”之舉。即使是兇暴橫逆的董卓，可以殺廢帝，可以立新君，可以燒皇宮和掘皇陵，也可以自任相國、太師，卻也不敢將自己的爵位，即郿縣侯，提升爲某公、某王。何況曹操本人，不僅出自世家大族極度鄙夷的宦官之家，而且起兵創業之時，又是以“舉義兵以誅暴亂”爲政治口號。因此，他要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必須儘量減輕來自世家大族的阻力。
而減輕阻力的有效手段，便是以一種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微妙方式，將自己的政治意圖宣示出去。這樣，既可以減弱對朝廷的衝擊力，避免事出突然而招致激烈的反應，而使自己處於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又可以使朝廷的羣臣，有思考和選擇的餘地，從而表明自己真實的政治立場;更爲重要者，還能爲曹操考察羣臣真實的政治態度，以便縝密考慮分類對付的辦法，提供準確的信息和充足的時間。
雕塑還原曹操府內議事場景
於是，在下令開工修建銅雀臺的同時，便有了《讓縣自明志令》的發佈。這道令書，長逾千字，是《三國志》和裴注中曹操下達文書最長的一篇，也是研究曹操最重要的史料之一。五十六歲的曹操，在令書中詳細回顧自己的從政生涯之後，接下來強調了如下四點:
一是“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早已超過當初人仕時的期望;二是他人在私下將會評議自己“有不遜之志”，其實自己世代蒙受漢朝恩寵，一心想效法齊桓、晉文“奉事周室”那樣，扶持當今朝廷;三是這道令書中所說的，都完全是自己的真心話，即所謂的“此言皆肝鬲之“常以語諸妻妾，皆令深知此意”“顧我萬年之後，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四是作爲具體的證明，我決定辭去三個縣的封地，只留下武平一縣和侯爵封號，以謹守異姓大臣爵位最高只能封侯爵、封地最多隻能封一縣的朝廷典制。
單看文章的表面，其措辭之平易，語調之真切很容易被曹操矇蔽過去，以爲他真是漢朝的忠臣、純臣。但是，深人探究，就會發覺事情並非如此。因爲僅僅一年之後的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正月，曹操就將魏郡周圍的一大片地區，包括河內、東郡、鉅鹿、廣平、趙郡等五個郡的十五縣，一齊劃歸魏郡管轄。據《續漢郡國志二》記載，東漢順帝時，魏郡下轄僅有十五縣。而今併入十五縣之後，魏郡的轄縣一下子猛增到三十縣之多。而《續漢郡國志一》記載，順帝時首都洛陽所在的郡，即河南尹，下轄也只有二十一縣。大規模擴張魏郡的一年後，即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五月，曹操終於在政治上顯露出真實面目，將自己的爵位提升爲公爵，並以地域極爲廣闊的魏郡，作爲自己的封國。鐵的事實證明，曹操當初在令書中自稱是“肝鬲之要”的一番表白，純屬假話虛言。
銅雀三臺遺址
既然曹操並不想當封地僅有一縣的侯爵，那麼他慎而重之，下達令書聲明自己只當武平縣侯，豈非多此一舉?再說當時的東漢獻帝劉協，又完全在曹操的掌控之下，所以對他封以四縣的詔書，理應出自曹操自己的授意。那麼曹操先以獻帝名義頒佈封以四縣的詔書，然後又親自下達令書辭去三縣，就更像是無事找事的政治鬧劇。曹操被陳壽譽爲“非常之人，超世之傑”，他淘神費力進行這樣一番政治表演，定然有其特殊的政治用意。
顯然，如果不先封四縣，就沒有辭去三縣，從而發佈這道令書的機會。可見先封而後辭，其用意正是爲了這道令書的發佈。既然他如此需要發佈這道令書，那麼他的特殊政治用意，就很可能隱藏在令書之中。
首先，他列舉當初袁術企圖稱帝，以及袁紹割據河北、劉表割據荊州的往事之後，感嘆說:“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此處的“國家”，據週一良先生《魏晉南北朝史札記》中的精當考證，乃是東漢習語，係指王朝的皇帝，而非後世理解的中國。因此，曹操的語意是:要是當今的皇帝沒有我，不知道天下會有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話確實是真話，然而此言從曹操口中說出來，不僅顯得傲視一切，而且還話外有音:既然當今皇帝沒有我就當不成皇帝，那麼實際上的皇帝，豈不是我曹操嗎?既然有我在就沒有異姓敢於稱帝稱王，那麼我曹操要封一個在帝、王之下的公爵，也只能算是起碼的回報了。
曹操雕像
其次，曹操又特別援引“奉事周室”的齊桓公、晉文公，作爲自己的榜樣，這也有話外之音。按照周代爵制，齊桓、晉文的爵位雖然比不上周天子的“王”，卻是比周天子僅僅只低一等的“公”，是諸侯國五等爵制當中的最高一等，相當於東漢宗室王公爵位中的“王”。齊桓、晉文既然是我的榜樣，我的爵位也應與之相當纔對，至少也應當升到公爵，號令起天下來才能夠名正言順。
總之，結合當時的政治現實，仔細來品味曹操的令書，就能得出如下的結論:他是將自己的政治意圖，以一種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微妙方式，向朝野公開宣示出去。因此，這一篇《讓縣自明志令》，實際上是曹操政治意圖的宣傳書。此處的“明志”一詞，並非如以往論者所言，是表明他志在做漢室的忠臣、純臣，而應當作完全相反的理解。
參考資料·《三國演義》
參考資料·《三國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