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流放是重要的刑法之一，它與別的刑法不同，並不對犯人的肉體進行摧殘，而是將犯人遣送到人跡罕至的邊遠地區。那麼也許有人就要問了：爲什麼不像今天一樣將犯人關進大牢，而要大費周章地將他們流放到千里之外呢?
首先，我們要先對流放的歷史有一定的瞭解，這一刑法的起源頗早，在遠古時期出現，到了秦漢時代逐漸形成系統的體系，不過當時的流放者大都是犯法的貴族。隨着時間的推移，到了南北朝後期，流放成爲了僅次於死刑的重刑，而到了隋唐，笞、杖、徒、流、死這五種刑法正式確立。歷朝歷代皇帝的治理方式不同，因此懲罰的方式發生的變化比較大。但是，只有流刑，卻一直在古代刑法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這不禁引起了許多人的好奇，流放比起五刑中的其他刑法來看，似乎要“溫柔”許多，那它又是爲什麼引起了無數人“刑莫慘於此”的感嘆，成爲僅次於死刑的重刑呢?這與古代中國的農耕文化有着密切的聯繫，男耕女織的社會經濟結構使得人們被束縛在土地上，從而形成了安土重遷的思想。即使在今天，喬遷也仍然被當做人們的一件大事，此外，古時候的人們普遍強調家族主義，修建祠堂就是很典型的一個表現。因此，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流放就意味着不能和家人共享天倫之樂，而流放的地點也讓人不寒而慄，古代流放的地點主要分爲極邊、煙瘴(四千裏)、邊遠(三千里)、邊衛(兩千五百里)、沿海附近(一千里)幾種。
極邊是指極南或極北之地，例如海南，唐代著名詩人王勃的代表作《滕王閣序》就是在流放海南的途中所作，此外，嶺南地區，也就是現在的廣州一帶，因爲煙瘴毒氣也成爲了一大“流放聖地”，大詞人蘇軾就是一貶再貶到此，不過恐怕流放到此的人很少有蘇軾“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的心境了。從這一角度來看，流放作爲刑法的懲戒目的基本是達到了，可那它又爲何能夠在衆多刑法中獨獨被歷代帝王所重視呢?
其實，這正是帝王玩弄權術所高妙的地方，我們不妨設想，如果把所有的犯人全部都關進大牢，還要管他們的一日三餐，全國上下所有的犯人加起來，在財政上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而且，如果犯人在牢中遭遇了不測，對統治者也會造成不利的輿論影響。相比而言，把犯人流放就成了一種更聰明的方式。
首先，一般被流放的犯人，基本上都是到人煙稀少的邊疆或荒野之地，這樣做的話，一來可以增加邊疆的人口，二來犯人作爲勞役，他們可以開墾荒地，種植糧食，古代和現在不同，到處是未經開墾的荒地，這樣不僅可以維持犯人的溫飽，也可以爲國家創造價值。如果發生戰事，他們還可以加入軍隊，上陣殺敵，這樣不僅懲罰了犯人，也能夠合理利用他們的剩餘價值。而這也很好地解決了輿論的問題，畢竟不管怎樣，被流放者至少都還是活着，沒有殺死犯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彰顯了統治者的仁慈。
流放，作爲一種刑法，有利於當時社會的穩定，對社會的治安和統治秩序的穩固產生了重要作用。長遠來看，也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多民族的交流與融合以及邊遠地區的開發，只是隨着時代的不斷髮展，逐漸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