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自古以來就是國家極其重視的大事，稍有規模的疫情必然被史官記錄在冊。那麼，在科技和醫療保障措施都不先進的情況下，古人如何“戰疫”呢?
當時，北方大旱造成大面積饑荒，百姓四處尋找能吃的東西，樹皮、草根吃完了，飢不擇食的人們就捉老鼠吃。要命的是，無處覓食的老鼠體質變弱，自身攜帶的病菌較平時增多;加上當時天氣乾旱，鼠洞裏溫度升高，鼠疫桿菌大量繁殖。於是，鼠疫爆發，僅1644年北京一地就有30%的人口喪生。
《周易》雖不是醫書，卻最早提出了“隔離避疫”的理論，其中很多卦辭都涉及這方面內容，如：
“離卦之九四爻辭：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大意是瘟疫突發，一定會造成嚴重傷亡，令人恐懼，人們紛紛避開。“節卦第一爻辭：不出戶庭，無咎。”“豐卦六二爻辭：往得疑疾。”大意是瘟疫發生後，只要不出門，疾病就不會傳播，也就沒有危險;如果不隔離而前去，就可能染上可疑的疾病。
《論語·雍也》中也講了一個隔離的故事。有一天，孔夫子的得意門生冉耕病了，孔子前去探視，然而，到了地方，孔子只是隔着窗戶跟他說了會兒話就走了。這可不是孔夫子搞形式主義、敷衍了事，而是懂得防疫—冉耕的病可能傳染，目前正在家中“自我隔離”。
《黃帝內經》中把這種防疫隔離理論闡述得更加具體。
黃帝曾問岐伯：“我聽說五疫發病，可互相傳染，不論大人與幼兒，症狀都一樣，若不用上法治療，怎樣能使它不互相傳染呢?”岐伯回答：“要想不被傳染，首先要做到正氣存內、增強抵抗力;其次是避其毒氣，避免接觸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其中鼻子是最重要的地方，很多傳染病都是通過呼吸傳入的。”
也因此，“養內避外”成爲古代應對疫情的重要理論依據，一旦發生瘟疫，人們對染疫者通常都要先執行隔離，然後再進行治療。
爲了防疫，居家隔離的做法逐漸演變爲一種制度。
西晉時有一項規定，如果大臣家裏感染瘟疫的人數超過3人，即便他自己沒有發病也不能上朝，必須在家隔離，時間不少於100天。
這個隔離期實在太長，誰都會覺得憋得慌。當然，個別算盤打得精的官員就比較樂觀了—拿着俸祿不幹活，豈不是美事一樁?這樣一來，大家都帶薪休假去了，公務就沒人管，以致耽誤了不少要緊事。直到吏部尚書王彪之提出縮短隔離期的建議，這個100天的超級長假才宣告終結。
不過，居家隔離雖然便利，但要做到嚴格執行，必須有其他措施予以保證。在這方面，充滿智慧的古代中國人早就建立起疫情報告制度。
秦朝時規定：鄉里如果出現了疑似的傳染病病例，典甲，即秦朝時的鄉長，有責任調查和迅速上報朝廷，朝廷會根據疫情派來醫生進行檢查和治療，並對相關人員採取隔離措施。不僅如此，當時還有關於防治“毒言”的立法。“毒言”指的是患有烈性傳染病的人，意思是，知情者應主動斷絕與“毒言”者接觸，不與患者一起飲食，不與患者用同一器皿等。
到了西漢，還出現了專門的公立“傳染病醫院”。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朝廷闢出空宅，把病人集中起來給予公費醫療，不僅如此，還賜安葬費以便及時安葬死於瘟疫的人，一方面減少疫情傳播，另一方面撫卹活着的人。
南北朝時期，面對疫情，齊太子蕭長懋等人設立了專門的病人隔離機構—六疾館，用來收治需要隔離治療的病人。到了繁盛的唐代，官辦醫療機構更加發達，朝廷設有養病坊，在各州府也設置有類似機構，負責各地醫事管理和疾病診療，當大的疫情發生時，也承擔臨時性收容和隔離救治任務。
宋朝的將理院、元朝的廣惠司、明朝的惠民藥局等，也都是承擔隔離治療的官辦醫療機構。明朝時，各州、府、縣普遍設立惠民藥局，抵禦疫病的能力大爲增強。
除此之外，民辦防疫機構也發揮了作用。
爲應對疫情，歷代朝廷都做了很多努力，但傳染性疾病集中爆發後，需要隔離治療的人成千上萬，僅靠官府力量難以應付。於是，各路民間力量就參與到共同救治的行動當中。
唐朝時，許多寺院也參與到隔離防疫的救治中，其機構一般稱爲“悲田養病坊”。宋朝以後，細化爲“福田院”“居養院”“安濟坊”“安樂病坊”等，承擔着防疫、治疫的使命。
1089年，蘇軾剛任杭州知府，杭州地區就爆發了一場大瘟疫，一些藥鋪、醫館趁機囤積居奇、哄擡藥價，大發不義之財。人們四處求醫，卻在高昂的醫藥價格面前望而卻步。這位大文豪意識到，必須儘快創辦一家“貧民醫院”以解百姓之苦。但辦醫院需要大筆資金，沒有錢寸步難行，蘇軾便拿出自己平時節省下來的“辦公經費”2000貫錢和多年積蓄50兩黃金作爲啓動資金。可這還是不夠，他決定搞一次募捐。蘇夫人首先站了出來，賣掉陪嫁的首飾力挺老公。在他們的帶動下，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終於建起一所安樂病坊，集中收治病人進行隔離治療。
於是又一個問題來了：“隔離期”怎麼過?被隔離起來的病人應該注意什麼呢?對此，古人也有辦法。
飲食宜清淡。
晉代醫學家葛洪認爲，隔離治療的病人，在飲食方面要特別注意，他在《肘後備急方》中指出：“一家合藥，則一里無病，凡所以得霍亂者，多起飲食。”而清代醫學家王學權在《重慶堂隨筆》中則提出：“宣氣之法，不但用藥爲然，如衣被宜潔淨，飲食宜淡泊。”兩人的觀點都是說飲食要清淡。
通風得做好。
有些病人一旦被隔離，就關門閉窗，把自己捂得嚴嚴實實。實際上，古代醫學家早就認識到這樣做是不對的。明代醫學家謝肇淛在《五雜俎》中指出：“閩俗最可恨者……不知此病原鬱熱所致，投以同聖散，開闢門戶。使陽氣發泄，自不傳染。而謹閉中門，香菸燈燭，焄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
接觸要減少。
一旦被隔離，爲減少傳染，病人儘量不外出。清人鄭光祖在《一斑錄》中指出：“歷觀時疫之興，必甚於儔人廣衆往來之地，罕至人家深庭內院，故養靜者不及也。”
探視須謹慎。
傳染性強的病人，隔離期間應禁止醫生以外的人員探視;對於病情稍輕的，也儘量不去探望，非去不可時，一定要做好防護。清代醫學家陳耕道在《疫痧草》中列出了“五宜六不宜”：凡去患病者家中探視，宜飽不宜飢，宜暫不宜久，宜日午不宜早晚，宜遠坐不宜近對。即使去爲病人看喉，也不宜與病者正對，宜存氣少言，夜勿宿病家。
從中不難看出，疫情雖然自古以來就有，但在“戰疫”方面有不少方法是相通的，再加上今人的智慧和力量比古人高出了太多，所以無論遇到什麼困難，今人一定可以更加勇往直前，取得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