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古代是如何抗疫的?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最近國外有評論說，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用了古老的辦法。除去翻譯問題，這個說法不是沒有一點道理。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國的殷商時期，甲骨文上就有關於瘟疫的記載，“疾年”“瘧疾”等詞已記載在祭祀占卜活動中。而歷史上有詳細描述的“大疫”共258次。
周朝1次，秦朝13次，魏晉17次，隋唐17次，兩宋32次，元朝20次，明朝64次，清朝74次。(鄧拓《中國救荒史》)。
而從南北朝起，政府已承擔徵集、實驗與發放藥方給百姓免發放防疫湯藥，減輕瘟疫的危害烈度。與中國南北朝幾乎同時，西方的拜占庭帝國遭受瘟疫的毀滅性打擊。
從公元541年到599年，從君士坦丁堡到地中海沿岸的大量城鎮，先後爆發了五次嚴重瘟疫，至少造成兩千五百萬人死亡，歐洲人口因此下降了降近一半，史稱“查士丁尼大瘟疫”。
這場大瘟疫不僅徹底毀掉了拜占庭重建羅馬盛世的夢想，也對歐洲地緣政治與社會演進產生巨大影響。而公元前430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雅典人與斯巴達人血戰正酣，一場瘟疫不期而至，很快超過了流血戰爭，一度視爲驕傲的雅典社會治理體系，在浩劫中崩潰。
斯巴達人則撤回戰鬥的軍隊，他們不冒險與患病的敵人作戰。雅典人則有一半人口死於瘟疫。至於這場瘟疫是怎樣結束的?
人們發現雅典的鐵匠很少染病，意識到熾熱的火焰可以驅除瘟疫，於是活着的雅典人都舉起了火炬，使整座城市燃燒，瘟疫終於散去。無論如何，我們今天也這樣認爲：當溫度升高後，病毒會逐漸消失。這次大瘟疫，也成爲人類有史以來有詳細記載的第一次瘟疫。
而中國到了北宋時，雖然政府不重視軍備，但很文藝，也很仁義。當時朝廷收集編訂《集驗方》《簡要濟衆方》《慶曆善救方》《聖惠方》《四時攝生論》等中草藥方集，當某地(如臨安)發生瘟疫時，由皇帝下令和劑局，研製防疫湯藥，免費發給百姓。
而且宮中太醫也會被派往疫區，帶領並指導當地醫生救治百姓，到明朝，嘉靖二十年京城暴發“疾癘”，明世宗懂中醫，自己研製了《濟疫小飲子方》“頒下所司，遵用濟民，”並令官員向民間印發藥方。
明萬曆十五年，京城大疫，明神宗將太醫院醫生全部調出在北京城內及周邊開診，免費醫治患者。這個特殊的時候，往往會顯示出帝國的防疫體系和動員機制，在救助百姓於大疫上的仁心和作用。而當時的手段，只是中醫藥和隔離。
清朝滿洲人進入中原，畏懼天花如畏魔鬼，隔離措施極嚴。順治、康熙皇帝都下過死命令：“凡民間出痘者，移之三四十里外，防傳染也”。在承德避暑山莊也有“避痘”之意。
到了民國，西學西醫漸入，有了疫情除隔離，還推進戴口罩。但當時國人不習慣，“各匠人戴口罩，十有九位都戴在了下巴上”。
這是1936年10月4日，北京《益世報》上的一篇文章《衛生與口罩》所載，文中“匠人”指理髮店員。可見好的衛生習慣養成不易，而長期陋習要改變，是很難的，比如濫食野生動物，不拿出霹靂手段，是很難改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