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0年的一天，湖北通山縣令井浚詳的師爺唐孫鎬突然宣佈辭職，並告訴東家，自己將赴上級衙門遞交一封呈詞。井縣令要來這封慷慨陳詞的文章，讀罷膽戰心驚：跟隨他數年的幕僚竟寫出如此犯上之詞。
事情緣起於《大義覺迷錄》刊發之前，雍正曾下過幾道諭旨，命令全國的讀書人討論對呂留良的處理意見。如今我們已經難以忖度皇帝的真實用心究竟是爲了“引蛇出洞”，還是僅僅彰顯一下他兼聽則明的帝王風度，但那些投機的士人看到了機會：如果響應皇帝的號召，便很可能得到青睞，一步登天。於是一個叫諸葛際盛的福建泉州士子跳了出來。
載有諸葛際盛檄文的邸報送到了通山縣，身爲師爺，唐孫鎬也有機會讀到這封落井下石的檄文—攻擊呂留良及其後人私藏日記、詆譭大清，並找出歷史上姓呂的壞蛋，以此否定呂留良的人格。唐師爺反駁說，如果他事先就得知呂留良私藏逆書，爲何當時不檢舉，單要等到朝廷通告天下才跳出來討伐?而且他同樣找得出品德俱佳的呂姓之人，來證明呂留良的可貴。
唐孫鎬在呈詞中提議要和諸葛際盛在勤政殿前當面對質，希望皇帝最終能夠赦免呂氏一門，焚燬呂的邪說，保留餘著，那麼上自公卿下至庶人，必定同聲稱快!他最後說，自己爲呂留良辯護，並非因同鄉之誼，而是出於道義和一個士人的良知。他以古代諍臣仲山甫和魏徵自勉，表示寧肯與儒雅的呂氏父子同歸地府，也不願與無恥的諸葛際盛並活於世上。
在後來寫給湖廣總督邁柱的報告中，井縣令描述唐孫鎬讀罷邸報，“忽然瘋狂大作”，嘴裏號呼喊罵，無所不至。井縣令再三勸告，也毫無用處，接着便發生了辭職事件。大概井縣令覺得唐師爺是瘋病發作才能解釋此事的不可思議，當然也可以稍稍緩解他作爲僱主的壓力。畢竟，全國的官吏、讀書人皆具結贊同皇帝的看法—呂留良罪大惡極，必須開其棺戮其屍;而唐孫鎬，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師爺，未受朝廷升斗之粟，卻不顧惜身家，以一己之力，解救呂氏一門，如果不是偏執型精神病，怎麼解釋這種“非理性”行爲呢?
至此，井縣令必須處置唐孫鎬。他向湖廣總督邁柱報告，並附上唐師爺的揭帖抄件。邁柱大爲震驚，向皇帝上了密摺，同時下令將唐孫鎬押解到武昌審問。皇帝命令將其祕密處決，比如杖斃，此事就當作沒有發生，上奏的事也不要告訴縣令，但如果井把唐的揭帖傳播出去，則必嚴懲不貸。
邁柱的回奏頗有意味，他說擔心杖斃招人耳目，恰好唐孫鎬在監獄中患病身亡，這真是天不容這等逆天大罪，至於唐的揭帖原稿，已經就地銷燬。邁柱自以爲工作做得極爲到位，皇帝必能領會他的妙意。但唐師爺死亡的真相還是流傳了出去，他是被人用沙袋壓殺於獄中的。
一年以後，《大義覺迷錄》已經頒行天下，浙江天台秀才齊周華再次上疏，爲呂氏鳴冤。官府仍使用同一手段，“始以言誘，繼以威脅，終命以瘋自承”。他拒絕配合，於是被囚禁在獄中，受遍酷刑，直到乾隆即位纔出獄。1767年，齊周華又鬧出一場大慘劇，被凌遲處死。
呂留良曾經批評：自秦漢以後，士大夫爲了取悅統治者，不僅在邪惡面前保持沉默，而且主動同流合污，迎合主子，擴充自己的野心。事實上，有清一代，帝王收“治統”與“道統”於一身;士林遑論教化帝王，且被“帝王經學”緩慢地消解着對“道”的尊奉和理解。通過政治高壓、大興文字獄等一系列治理設計，士大夫階層的精神日益衰敗。而師爺唐孫鎬，一如大戰風車之堂吉訶德，以一己之力反抗士文化的萎靡敗落。作爲“被精神病”的一位底層知識分子，他雖然最終冤死獄中，卻也昭顯着士精神的執著與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