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歆(約公元前四六年至公元后二三年)字子駿，漢哀帝時爲應誠緯而改名秀，字穎叔。劉向少子，西漢皇族，沛(今江蘇沛縣)人。西漢著名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西漢古文經學的真正開創者。是中國儒學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也是頗有爭議的人物之一。
劉歆少年時通習今文《詩》、《書》，後又治今文《易》和《穀梁春秋》等。以能通經學、善屬文爲漢成帝召見，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漢成帝河平三年(前26)，受詔與其父劉向領校“中祕書”(內祕府藏書)，協助校理圖書。劉向死後，繼承父業。哀帝時，劉歆負責總校羣書，在劉向撰的《別錄》基礎上，修訂成爲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圖書分類目錄《七略》。
自西漢晚期開始，古文經學的振興是與劉歆的積極倡導分不開的。他在長期校理中祕書籍的過程中，接觸到大批外人無法看到的古文經籍，從而產生了濃厚的研究興趣，並做出了空前的成績。具體地說來，有以下幾點。
劉子駿集第一，重新排列了六藝的次序，把《易》經提到首要的地位。同時，協助劉向將內朝祕藏中發現的《古文易經》校對當時通行的《易經》各種隸書本，把費氏《易》定爲古文經典。自孔子以來，六藝次序總是以《詩》、《書》爲先，然後一般是《禮》、《樂》、《易》、《春秋》。劉歆認爲，“六藝之文，……《易》爲之原”。他對《易》頗有研究，認爲《易》經由上古伏羲、中古文王、下古孔子三位聖人才完成的，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因此，六藝之首當推《易經》。從此以後，歷代志書和目錄關於六藝的次序，均以劉歆的說法爲準。至於《易》的流傳，西漢施氏、孟氏、梁氏、京房、費氏《易》、高氏《易》等等，都是隸書的抄寫本子。劉向、劉歆父子發現了戰國遺存的古文本，用來校對各種隸書本，結果只有費氏《易》與古文本相同，於是確定費氏《易》爲古文經典。
第二，首次披露了《古文尚書》和《逸禮》的來歷，將祕藏的古文經本傳出內朝，使更多的士人有機會學習。魯恭王從孔子舊宅中發現了古文《尚書》與《逸禮》，後由孔安國獻給朝廷，藏於祕府。向、歆父子整理時，發現古文《尚書》比今文本多出十六篇，並對歐陽氏、大小夏侯氏三家今文本作了校覈，發現了一些脫字之處。劉款在《移讓太常博士書》中，首次披露孔壁古書的事實，使朝野士人都知道還有《古文尚書》與《逸禮》的存在。這對推動古文經典的廣泛流傳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首次把《毛詩》歸於古文經典。劉歆少時通習今文《詩》學，後來纔讀到《毛詩》。他根據內朝祕府的資料，知道“又有毛公之學，在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漢書·藝文志》)。 第四，首次把《周官》稱爲“經”，列入古文經典。《周官》名稱，始見於《史記·封禪書》，原來不稱“經”，與儒家經典沒有什麼關係。劉向、劉歆整理時，開始歸入“六藝略”禮類，稱之爲《周官經》六篇。 第五，重新整理《左氏春秋》，探求全書的義理。從漢初直到漢成帝時，傳習《左氏春秋》的有北平侯張蒼、賈誼、趙人貫公、張禹、尹更始及其子尹鹹、翟方進、房風等人。由於“《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訪而已。”劉歆校“中祕書”時，看到《左氏傳》古文本“大好之”。遂向丞相翟方進和亟相史尹鹹學習《左氏春秋》，質問大義。史稱，“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漢書·劉歌傳》)值得注意的是，這裏決不能理解爲劉歆開始附加上解經的評論(如歷代某些今文經學家所認爲的)。其實，《左氏春秋》流傳至戰國末期，已逐漸地加上“禮也”、“非禮也”、“君子曰”、“仲尼曰”之類評論。至於《左傳》中所謂五十凡例，也是原有的，並非劉歆僞造。這就是說，劉歆改變了過去只注意文字訓詁的局面，進而着重“發明”即闡發全書的微言大義;不僅件”章句”，而且講“義理”。這樣，《左氏傳》經由劉歆的引傳解經，“章句”與“義理”皆備，成爲漢代《春秋》學的一家，可與《公羊傳》和《毅樑傳》相抗衡。劉歆還強調左丘明這個傳說人物的可靠性，說他“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漢書·劉歆傳》)這當然沒有什麼真實的根據，不過是用來擡高《左傳》在六藝書中的地位罷了。
劉歆對“五經”古文經典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所特別愛好且最有研究的是《左傳》。漢哀帝即位時，劉歆建議將《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下沼徵詢臣下對立《左傳》博士的意見，同時讓劉歆去跟今文經博士們討論經義。今文博士“不肯置對”，拒絕設立古文經博士的建議。這使劉歆十分惱火，寫了一篇駁斥太常博士的書文。劉歆的《移讓太常博士書》，是漢代經學史上一篇重要文獻。它首先肯定了孔子與六藝的關係，認爲孔子正樂、《雅》、《頌》，修《易》，序《書》，制《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夫子薨而微言絕，經歷戰國和暴秦”，“道術由是遂滅”。漢興七八十年間，雖然經書頗出，廣立學官，建置博士，但是，“離於全經，固已遠矣”。接着，書中披露了孔壁古文《尚書》與《逸禮》發現的事實，介紹了祕府所藏左丘明撰的《春秋》古文本，指責太常博士們“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最後強調指出，根據漢宣帝廣立《毅樑春秋》、樑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的成例，“義雖相反，尤並置之”，應當將古文經列爲學官。“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嫉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漢書·劉歆傳》)。劉歆的言辭甚切，引起太常博士們的怨恨。大司空師丹大怒，“奏歌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儘管漢哀帝袒護劉歆，以爲“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漢書·劉歆傳》)但劉歆終究得罪了當權大臣，又爲今文博士們所訕謗，被迫離京去當地方官，數年後以病免官，居家不出。
漢平帝即位，王莽操縱朝政，重新起用劉歆。王莽自比周公，號“安漢公”，追封周公和孔子的後代，追溢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在這些活動的背後，包藏着王莽篡漢的禍心;而劉歆成了五莽政治陰謀的追隨者。《漢書·儒林傳》載：“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但這時倡導古文經學，已經喪失了學術意義，成爲王莽政治陰謀活動的一個部分。壬莽篡漢建立“新”朝後，劉歆成爲國師，號“嘉新公”。王莽改制時，始稱《周官》爲《周禮》，根據《周禮》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專念稽古之事”，如班固所揭露的：“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同樣，劉歆以古文經學服務於王莽的改制活動，建置《周官經》博士，也就無學術價值可言。當時，左將軍公孫祿對王莽說：“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漢書·王莽傳下》)
劉歆陷入政治旋渦後，又想極力掙脫。他謀誅王莽，事泄自殺。劉歆的著作大多已亡散，其《移讓太常博士書》今保存在《漢書·劉歆傳》中，其《七略》今基本保存在《漢書·藝文志》中，其《三統曆譜》在《漢書·律曆志》中也尚存梗概。此外如《爾雅注》、《鐘律書》等均佚。明代人曾輯有《劉子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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