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覺”是“佛”，《後漢書·西域傳》最早記載：西方有神，名曰佛。古代的神是具有超人能力的存在，天地萬物的創造者和統治者，人間統治者服從於“神”，西方神即“東方神”。佛教是當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的地位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都是比較高的，中國本土宗教道教遠不及它。道教、佛教和儒教並列中國，儒教一代強過一代，鮮有衰敗，因爲這是中國統治者統治中國的基礎和根本，動搖不得;道教和佛教則是你衰我漲、你強我弱的局面，兩者似乎在較着勁，但是誰也沒徹底壓倒誰。佛教文化博大精深，從秦漢時期傳入中國後的兩千多年間，佛教兼容幷包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儒家和本土宗教道教，佛教完成“去異國化，成中國化”，這樣的轉變並非一蹴而就和一帆風順的，由於各方面的原因佛教屢次遭到浩劫。
唐朝初期尊道抑佛，武則天上臺執政後大改大唐李姓皇族尊道教創始人老子爲祖先的風格，開始壓道揚佛。佛道之爭延續千年。中國歷史上，只有“滅佛”之舉，而鮮有“滅道”之行，有也只是順帶。佛教經過多次“消滅”，卻怎麼滅都滅不掉，好比大火燒過的野草，春風一吹再次生長，迸發出勃勃的生機。滅佛不但是中國宗教史、中國佛教史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國古代史中的重大事件。北魏太武帝滅佛是最狠的一次，下令禁斷佛教，還頒佈“沙門無少長悉坑之”的詔書，這不僅是佛教和當時百姓的災難，也是我華夏文明的大災難。
北魏太武滅佛之背景
中國自西漢始，封建社會的思想基石和統治基礎都在”儒家“，作爲西來文化的佛教思想理念與儒家倫理綱常相違背。例如儒家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佛教提倡“遁入空門，不問世事”。這種文化衝突背景下，佛教在中國大地上肯定是不會順風順水度過千年的。佛教有時與奉承儒家文化爲信條的封建地主階級產生利益衝突，佛教常常是取得一時之大勝，而後面臨毀天滅地的災害。“佛”在西漢時與道教中的黃老方術並列一體，或者說佛家依附道教黃老，熱衷他們的僅有西域使臣商賈，士大夫階層對其沒多少感觸，也不願意去接近了解，隨着時間的推移，佛教逐漸與中國傳統文化思想、道德理念、習俗政治等等融合，開始變成“中國的佛教”，被百姓和士大夫所接納。
魏晉南北朝是佛教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歷史淵源在晉篡魏統一天下，不少讀書人士人逃避現實，開始好山樂水，不敢問政事不願聞政事，佛教恰好給他們一片能夠得到片刻安寧的精神天地，佛教從這時候開始真正影響中國文明。魏晉之後的南北朝，爲後來隋唐佛教形成中國化奠定基礎。當時南朝佛教崇尚玄學義理(魏晉士人影響)，北朝佛教則重視宗教行爲。佛教教義正是在這一段時間得到拓展發展，不再小家子氣，而是囊括天地萬物。佛教人士的民間行走讓其思想逐步被中國百姓認可接納、深入瞭解，士大夫階層也因此逐漸靠近佛教。
佛教教義同時在影響着中國大地上的建築，修寺造像積攢功德，追求下一世的幸福，大同雲岡石窟與洛陽龍門石窟是最好例子，若不是心中有所圖謀的利益，怎麼會花費傾國之人力物力財力修建。北魏鮮卑族入主中原大地黃河流域，爲鞏固統治所以標榜華夏正朔，建立起儒家的倫理綱常秩序。北魏統治者拓跋氏因特別需要儒家文化鞏固自己在黃河流域的統治，漸漸漢化，其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瞭解到佛教。由於北魏社會的極端分裂，統治者不滿足於巨大的物質享受還需要彌補內心空虛，被統治者被壓迫極深生活中沒有絲毫樂趣和希望。這時佛教理念深深吸引着他們，讓他們不再死氣沉沉、充滿絕望，而是信奉佛教，修善積德期待來世。
北魏初期是給予佛教特別多的尊重的，不過也將佛教納入國家管理範圍內，可同時舉行的措施是大大利於佛教發展的。北魏太祖道武帝親下詔書：“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縱遺軌，信可依憑。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正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北魏對佛教的管理是寬鬆的，甚至不算一種管理，而是一種隱性提高、變相尊爲國教。官府禮遇佛教僧人，協助修建寺院(幫助佛教徒有所禮佛的場所)，加封任命出佛教領袖法果爲道人統(又稱沙門統，官職名)總攝僧徒。後來大興滅佛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即位之初對佛教也是支持政策的，統治階層和佛教僧人的關係頗爲融洽。但是過了不久，爲什麼又要大動干戈地去滅佛呢?這就涉及到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佛教已經成爲一個龐大的具有宗教、政治、經濟性質的社會組織，一旦有不臣之心，上逼天下，下挾臣民，有很大的威脅和隱患。
北魏太武滅佛之原因
王朝滅佛，其原因自然不可能是簡單的一方面兩方面，肯定是全方面的。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 年)少數民族政權開始滅佛。上文略微提到佛教之組織龐大，北魏太武帝不放心這把利刃不在自己手中。北魏滅佛的根本的原因就在拓跋燾擔心佛教勢力聯合起義反叛勢力威脅北魏王朝，這種擔心不是無端放矢的，當時的起義軍已經威脅到北魏政權，而且北魏鮮卑族統治者是外來者入住黃河流域的。一次偶然，發現長安種麥寺發現大量弓矢矛盾等兵器，還藏着各種各樣的財富，與各地郡守富人關係匪淺，更有“沙門飲從官酒，與貴室女私行淫亂”。
三綱五常是封建王朝和王朝皇帝統治天下的理論基礎，但是在拋棄人世間所有情感和義務的眼中佛教徒，這些什麼都不是，“君爲臣綱”是不可能被認可的，“孝道”和“宗族”是不存在的，這是非佛教信徒的統治者中萬萬不能接受的。儒家反佛教，中國本土宗教的道教也不例外，都是宗教，矛盾自然會被激化，而恰好太武帝也在反佛教。
此次滅佛不是突然開展，其實是有所前奏的，“尋以沙門衆多，詔罷年五十以下者”，這是拓跋燾的第一次抑佛記載。佛門中人衆多，已經嚴重影響到國家的正常運轉，賦稅源、兵卒源和徭役源不足。效果不太明顯，八年後再次下詔不允許王公之下的官吏權貴蓄養僧人，違令者滅門殺僧，再次限制佛教徒人數。但是，成果沒有他想象的那麼斐然，即便他的詔令下的如此嚴苛兇殘。
公元446年滅佛正式開始：詔誅長安沙門，禁破佛像，敕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
北魏太武滅佛之舉措
此次滅佛就像打仗，還不是一個月兩個月的，而是時間長達六年之久的，乃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廢佛事件。上文原因處提及拓跋燾兩次詔書限制僧人數量均沒有多少成效，正式滅佛後他採取了更加嚴厲殘暴的措施抵制佛教。佛教寺院無一例外被廢除，其中的佛教經典和佛像全數搗毀，佛教僧人不論老幼一律坑殺埋于山中。少數的漏網之魚得以逃生南方，還是北魏太子仁慈延遲宣佈的詔書，才保留下一點火種，北魏境內僧人皆被殺之。“有司宣告徵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那些寺廟外的佛門經書也不能放過，全部得焚燬。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滅佛真就這麼順利嗎?當然不是，詔令執行上有着些許阻礙，地方郡守富商不敢阻礙太多，中央監國太子拓跋晃屢次諫言“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拓跋燾不聽，但還是默許太子暗地裏包庇一些佛教僧侶和經論。拓跋燾從開始的親佛到後來的滅佛，有着信奉道教的因素，因而一步步對佛教的措施一步步嚴厲起來。
拓跋燾沒有采取什麼其他的措施，直接一刀切地舉起屠刀，就好像一位行走江湖多年的決定刀客，面對強敵直接是單刀直入想一刀斃命，殊不知對方也是強者，內功強者，給自己留下隱疾。
總結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攻滅胡夏、北燕、北涼，征伐山胡，降伏鄯善、龜茲、粟特等西域諸國，驅逐吐谷渾，攻取劉宋河南重鎮，統一中國北方，遠逐柔然，飲馬長江，國內厲行漢化改革等仁政，本是明君賢主、千古一帝的人物可是因爲不分是否對錯的全國滅佛，導致歷史評價沒有本應該的那麼好。滅佛的確讓國家強盛、社會安定、統治和諧，可是拓跋燾的做法過於殘酷激烈，實在難以讓人接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的虞世南評價：俱有異人之姿，故能闢土擒敵，窺覦江外。然善戰好殺，暴桀雄武，稟崆峒之氣焉。至於安忍誅殘，石季龍之儔也。
個人以爲這是最恰當的。身爲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滅佛之舉卻是得做，但是“大興殺戮”的理由，晚年的拓跋燾因此常常感到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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