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從漢武帝太初二年開始著述《太史公書》，一直到他辭世的前90年的漢武帝徵和三年，他應該專著《太史公書》約有12年時間。按照《史記·太史公自序》的說法，《太史公書》有526500字，副本在京師長安國家圖書館之中，正本藏之於“名山”之中。這裏所說的“名山”，應是指司馬遷的家鄉韓城龍門山一帶。非常遺憾，藏於長安朝廷圖書館中的《太史公書》副本很可能已毀於王莽新朝末期的戰火中了，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但是，也不排除西漢末期能夠出入朝廷圖書館的揚雄大量抄摘了這部副本的《太史公書》，而這些《太史公書》文字，應該就是後來的《漢書》素材之一。《漢書·司馬遷傳》中的“報任安書”，很可能就是揚雄從朝廷封禁的司馬遷或任安犯罪檔案中所私抄出的文字。史書記載，漢宣帝時代，由於司馬遷的外孫楊惲極力宣傳他外祖父的《太史公書》，這樣，可能在民間就有了《太史公書》抄本了。
但是，當時的紙張極其稀少和珍貴，書籍一般都使用竹簡和帛書，所以，526500字數的《太史公書》應是體積龐大和轉抄費用昂貴，即使漢宣帝以降的西漢民間中可能流傳有《太史公書》抄本，但也不會是全本。史家在司馬遷傳記的讚語之中所說的一句沒頭沒腦的話，十分發人深省。《漢書·司馬遷傳贊》中嘆司馬遷生前不能“明哲保身”的話，很可能出自揚雄手筆，因爲，揚雄生前就論證過不少明哲保身的話題。那麼，史家評論說司馬遷的“自傷悼”是指意的什麼呢?
司馬遷的《太史公書》問世以後，曾經遭遇過許多“謗議”，他的第二次災禍，就應該就是來自於他《太史公書》，爲什麼司馬遷的《太史公書》會給司馬遷帶來了第二次災禍呢?《史記太史公自序》【三家注】引張宴話語說：“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將相表，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傅靳等列傳也。”而司馬遷的《太史公書》爲什麼不記載“景帝紀，武帝紀”這兩部重要紀傳呢?根據《西京雜記》所說，這不是司馬遷沒有記載，而是因爲司馬遷所著的“景帝紀，武帝紀”觸怒了漢武帝。
司馬遷最後的死因，應是他的《太史公書》因“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因此再度下獄司馬遷，造成司馬遷死於獄中。司馬遷究竟是被漢武帝下令誅殺還是病死於監獄之中?或是被軟禁於家中致死?這就沒有任何史料說明了。而漢昭帝、漢宣帝時代，由於當朝權臣霍光一直極力維護漢武帝聲望，司馬遷的後人也因此不再被朝廷啓用爲“太史”職，朝廷甚至忌諱朝野“太史，中書”職官們再言論史事，“太史，中書”職官職能也被轉變爲“行文書事而已”。
這很可能就是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在前56年的漢宣帝五風二年因擅自在朝野之中傳播《太史公書》，他被朝廷假借其它罪名而重處喪命的緣故。《漢書》畢竟是東漢官方正史，雖然《漢書》諸作者是讚美司馬遷的，但爲前朝先帝諱，因此，《漢書·司馬遷傳》也就極其罕見地隱匿掉了司馬遷的直接死因了。司馬遷應該生於前150年左右，卒於前90年左右，享年60歲左右。死因應該是因他著作《太史公書》而觸怒漢武帝劉徹後，被漢武帝下令拘禁而亡。
班彪其人其事
班彪(3年-54年)，字叔皮扶風安陵(今咸陽東北一帶)人。班彪二十歲左右時，也就是23年的新朝地皇四年，他遭遇了王莽新朝的崩潰和更始皇帝劉玄登基且率綠林軍攻打焚燒長安的重大歷史變故，當年，天下各地軍閥紛紛自立。王莽死亡後的25年東漢建武元年，劉玄統領的綠林軍和劉盆子統領的赤眉軍發生內證大戰，赤眉軍攻陷長安，劉玄兵敗投降，後被赤眉軍殺害。這場農民軍的內證，造成天下大亂，特別是京城長安一帶更加混亂。
班彪的父親和班氏家庭本是劉漢和王莽新朝的屬臣，在這場新莽敗亡和農民軍造反的內證中，年輕的班彪已無法在京城安身，所以，班彪大約在25年的建武元年就逃亡至西北天水一帶投靠了割據一方的軍閥隗囂。隗囂，原本是王莽新朝的舊屬官員，後辭官回鄉，天下造反王莽時，他被家鄉的造反大軍推舉爲造反軍隊的領袖，這樣，隗囂的軍隊就逐步發展成爲了割據天水一方的重要軍事勢力。班彪之所以投靠隗器，應該是舊交的緣故。
因爲，隗囂與班彪的父親班稚都曾在王莽新朝同朝爲官，班彪可能以前就認識父輩的隗器。隗囂看不清楚當時天下政治格局的走向，認爲這次動亂可能延續幾百年。但是，年輕的班彪不這樣認爲，他認爲西漢王朝已經形成“漢德”，這個“漢德”可以使得社會分裂動亂很快結束，國家也會再次統一。當時，隗器沒有聽信年輕的班彪的言論，繼續割據一方稱霸，後來，班彪就投奔割據西北的另一支軍閥的河西大將軍竇融去了。
竇融與隗囂不一樣，他也信奉劉漢王朝會再次復辟，所以，竇融的軍隊就在29年的建武五年歸附於漢室宗親的劉秀了，這樣，26歲的班彪也就在這年隨同竇融歸附東漢劉秀軍了。如果說《太史公書》(即《史記》)的主要作者是司馬遷的話，那麼，《漢書》的主要作者是不是班固，那是有疑問的。因爲，班彪死於54年的東漢建武三十年，這年，22歲的班固纔可能繼承父業著述《漢書》。班彪死亡時，已距離王莽新朝滅亡有31年了，班固也生於東漢時期的關中扶風鄉間。
這就是說，東漢初期，班彪在扶風鄉間治學《漢書》就有十五年時間，如果沒有班彪之前的大量工作，54年纔開始接續父親班彪遺志而在扶風鄉間以一介平民身份治學《漢書》的班固，可能都不知道從哪裏人手。司馬遷是漢武帝時代的太史令和中書令，雖然這不是正式的史官，但是，根據書史書記載，他在生前是可以出入“石室”國家圖書館的。當然，由於司馬遷正處於漢武帝開戰邊疆的特殊歷史時期，所以，當時的司馬遷也不太可能自由查閱到國家檔案館中的那些涉及國家軍事政治機密的檔案資料。
但是，司馬遷採集了國家圖書館所收藏的大量“史記”文獻和接續了父親司馬談可能遺留給他的史料而主要著述了《太史公書》，應該是沒有什麼疑問的。相比之下，班固就不一樣了。通過以上史載可知，班彪死亡後，班固繼承父業始在扶風鄉里著述《漢書》。這樣，今人自然就會產生一個疑問，既然班彪已經先治《漢書》長達15年之久，班固不過就是接續父業而補充和完善了《漢書》而已。因此，歷史上歷來就有“班固竊父書”的說法，比如，作於隋的《顏氏家訓·文章》中就有“班固盜竊父史”一說。
這說明，早在東漢以降至隋唐的這500餘年時間中，就有許多人在懷疑《漢書》的真正作者不應是班固，而應該是班彪了!其實，關於《漢書》最重要的疑問是：《漢書》中不僅僅有大量西漢王朝的朝廷奏摺、詔令原文件，還有大量的帝王與高級官員之間及其高級官員們互相之間的大量對話和事件的記載文牘，還有許多非常珍貴的西漢王朝的各式各樣的中央官方紀要文件。
這些只可能被個別類似於劉向、劉歆、揚雄等朝廷特殊學者才能查閱到的十分重要的中央官方檔案資料，新朝滅亡時才20歲的毛頭小青年的班彪是從什麼渠道獲得的呢?況且，我們通過《史記》與《漢書》的比較就可發現，即使是兩代均爲皇帝近臣的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所著的《太史公書》中所編輯進的西漢王朝的中央朝廷官方文件，也遠遠比不上《漢書》中的朝廷官方文件多，因此，今人一旦瞭解了班彪、班固父子的白衣和下級小吏的閱歷，自然就會疑竇叢生!
他們父子手中掌握的這些前朝中央祕密檔案文件資料，是從何而來?!因爲，東漢初，就連朝廷官方組織大批人馬在收集前朝史料時也是困難重重，那麼，一介東漢初期小吏的班彪和一介東漢初期鄉間白衣少年的班固，究竟是從哪裏獲得的這些珍貴無比的前漢大量史料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