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空前繁榮的時期，從傳世名畫《清明上河圖》中汴京的車水馬龍，到中學生口中反覆唸叨的歐陽修、范仲淹、蘇軾、柳永等文學名家，再到《清平樂》《知否知否》等影視劇描繪的太平盛世……無不一遍遍地告訴世人北宋的經濟文化的昌盛繁榮。
經過後世的嚴謹考證，北宋經濟文化的空前繁榮並非虛言，除了軍事之外的各項指標(包括稅收、人口、糧食產量、對外貿易、科技等)遠超前代甚至是後世。然而，這麼一個繁榮昌盛的朝代卻經歷了三次變革——“慶曆新政”“熙寧變法”和“元豐改制”。其中，熙寧變法(又稱王安石變法)是深刻程度甚至經常被史學界拿來和商鞅變法相提並論。這就有一個疑問了，經濟文化空前經濟文化空前繁榮的北宋爲何要進行深刻變革呢?
事實上，任何一個王朝都有着自己隱藏的危機和難題。例如兩漢時期的外戚干政、西晉的宗室內鬥和民族矛盾、唐朝的藩鎮割據和宦官亂政、明朝的黨爭和宦官亂政、清朝的閉關鎖國和政治高壓等。北宋自然也不例外，由於其特殊性，面臨的危機和困難也有着比較顯著的特色。
北宋“首屈一指”的難題就是“三冗”。“三冗”是對北宋“冗官”“冗兵”“冗費”問題的總稱，這個說法最早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轍在熙寧二年(1069年)給宋神宗的《上皇帝書》中提出來的，他在《上皇帝書》中提出“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官，二曰冗兵，三日冗費。”
所謂“冗官”是指北宋的行政機構龐大、官員數量極多且不斷逐年增加，“冗兵”是指北宋軍隊規模和兵員人數極多的現象，至於“冗費”則是爲了應對“冗官”“冗兵”問題所帶來的結果，因爲龐大的官員、軍隊數量均由國家財政供養，必然造成入不敷出、寅吃卯糧的巨大花費。客觀上講，“三冗”問題並不是北宋獨有，中國曆朝歷代都有，但北宋的“三冗”問題最爲嚴重(沒有之一)是毫無疑問。
那麼，北宋的“三冗”問題是如何形成的呢?
1、分權嚴重，廣設官僚。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從五代十國的“皇帝輪流坐，今年到我家”的亂局中走來，自己又是通過陳橋兵變欺負孤兒寡母的手段當上了皇帝。
因此，北宋從開國之初，爲防止專權造反，就建立了一整套從中央到地方的分權體系。例如中央設立了樞密院(長官爲樞密使 和樞密副使)用以分割宰相軍權，又設立 “參知政事”爲副宰相削弱宰相行政權;又設三司——下設鹽鐵、戶部、度之三部(長官爲三司使)，掌管天下的賦稅用來分割宰相的財政權。
地方設路、州、縣三級，各路設安撫使、轉運使、提刑按察使、提舉常平使分別掌管戶籍、財政、司法、救恤。各州設知州，爲防止其權力過重又加設通判一職相互制約。
除此之外，北宋還在地方搞了很多非正式職位，例如節度使、承宣使、 觀察使、防禦使等等。雖然這些分權的措施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杜絕了地方對抗中央，維護了中央集權和國家統一，但問題是，這些廣泛設立的官職其職能很多都重疊，造成了“一官多做”“十羊九牧”的臃腫官僚體系，官員數量只多不少。
2、科舉擴招，恩蔭氾濫。北宋堪稱讀書人的黃金時期，其重文輕武的國策在科舉制中體現的淋淋盡致，據《宋史》的記載“隋唐初設進士 ，歲取不過三十人 ……咸亨 、上元 中 增至七八十”“太平興國八年多至萬二百六十人 ，淳化二年至萬七千三百人”可見，北宋科舉選官的名額相對於隋唐呈幾何倍數增長。
當然，這給了廣大寒門出身的子弟上升的通道，維護了社會公平，但與此同時也與廣設官僚的措施相結合，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冗官”的發展。不過，相對於科舉制度的公平選拔，北宋的恩蔭制度的泛濫則是加劇“冗官”問題的巨大推手。
恩蔭實際上中國古代世襲制的一種變相，是指祖輩有功勞可以而給予其後輩入學任官的待遇，並非北宋獨有，但北宋恩蔭的名目花樣翻新堪稱空前絕後，分爲致仕恩蔭、獎功恩蔭、盛典恩蔭等等，例如“曹彬卒，官其親族門客親校二十餘人 ”“雷有終卒，官其子八人，此以功臣加蔭者也”。北宋的恩蔭制度化，因這項制度而做官的人數僅次於科舉，而且後期由於政治腐敗，恩蔭制度更加氾濫不受控制，無疑導致官員數量急劇增加。
3、防範起義，募兵寬鬆。根據《國史大綱》《廿二史札記》《宋會要輯稿》《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等文獻的記載，可以總結出北宋兵員的來源主要有這幾種：營伍子弟(接替父兄)、災荒時的饑民、罪犯充軍等。
其中，災荒年將饑民徵入軍中的做法也是宋太祖制定的，既可以爲了防止底層百姓鋌而走險，聚衆造反 ，又可以增加兵員數量，可謂一舉兩得，可問題是在封建社會發生災荒的機率極大，災荒的次數與兵員的數量成正比，這種比歷朝歷代都寬鬆的募兵制度絕對會造成兵員數量的大規模增加。
4、役期超長，只增不減。北宋“冗兵”問題嚴重還和兵員服役的超長年限，因爲北宋當兵幾乎沒有復員一說，從年輕時當兵直至衰老無力，相當於終身制。《國史大綱》中就曾說：“募兵終身在營伍 ，自二十以上至衰老 ，其間四十餘年 ，實際可用者至多不過二十年，廩終身 ，實際即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無用而仰食 。”
北宋當兵平均每人一生有四十年的時間在軍營，然而真正有能力爲朝廷出力的時間僅有二十年，剩餘的二十年則是由國家財政一直供養。這就導致，北宋軍隊出現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人數增不減。據統計，北宋兵員人數從開國初年的20多萬增長到慶曆年間巔峯時的120多萬，僅用了70多年的時間。
5、待遇優厚，成本較高。供養龐大的兵員和官員數量本身就是極大的財政負擔，但官員豐厚的待遇以及其他成本更是讓“冗費”問題雪上加霜。因爲據考證，北宋官員的俸祿待遇應該算得上歷朝歷代最好的。“冗兵”和“冗官”的又一項重要開支便是知州調換和軍隊換防。爲防止地方官員和武將在地方經營時間過長形成派系，威脅中央，北宋的知州和地方軍隊要實行每三年就換地方的制度，形成了“官不識民”“將不識兵”的局面。
而在通訊交通均不發達的古代，三年的調換肯定會間接增加成本，加劇“冗費”問題。根據不完全統計，宋仁宗之後的北宋每年的稅收僅用於養兵就超過了一半，算上養官、養宗室貴族、遼和西夏的歲幣，北宋中後期坐擁數倍於前代的財政收入，卻依舊入不敷出。爲了解決“三冗”問題，北宋統治者不得不將龐大的財政支出轉嫁到底層農民的身上，加重了他們的負擔。
而北宋繼承自五代的差役法更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副作用(關於宋代差役法的內容較多，這裏就不詳細介紹了)。《宋會要輯稿》中就曾記載：“催科常不及分，民間欠負無時可了。雖無水旱之變，而逃租其產，漂寓他鄉者，往往而是也。”因爲沉重的徭役賦稅，即使是在風調雨順的年份，北宋依舊有大量的農民破產變成流民。兩宋國祚319年，見於史籍記載的農民起義數量就高達430多次，平均一年就爆發一至兩次，不過，由於宋朝特殊的募兵制度以及龐大的軍隊數量，農民起義規模遠不如其他朝代。
仔細翻看史籍，會發現北宋所謂經濟文化繁榮昌盛實際上僅僅侷限於士大夫和工商業階層，也僅僅侷限於幾個大城市。負擔不斷加重的農民，而龐大臃腫的官僚機構、老弱皆有的兵員體系，勢必造成行政效率的下降和軍隊戰鬥力的低下， 最終讓史學界對宋朝有了一個“積貧積弱”的評價。
而宋仁宗的“慶曆新政”，宋神宗的“熙寧變法”“元豐改制”都試圖改變這些矛盾，但無一例外地均以失敗告終，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北宋一直都缺乏魄力果斷的君主，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背後是面對官僚貴族集團的強烈反對，改革無法推進，富國強兵成爲泡影的無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