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1984年2月，安德羅波夫去世;1985年3月，契爾年科去世。不足3年的時間裏，蘇聯人連續安葬了三任總書記、三任國家元首。放眼世界近現代史，可謂一大“奇觀”。回溯此種政治奇景之由來，可窺見蘇聯解體前的政治體制疲態。
勃列日涅夫成就了權貴們奢靡享受
1964年，赫魯曉夫在蘇共黨內鬥爭中下臺，由此開啓了長達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時代。按蘇聯學者布爾拉茨基的說法，勃氏之所以當上總書記，乃是因爲“他的膚淺本身成了長處”，“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滿意”。不獨布爾拉茨基如此認爲，歷史學家梅德韋傑夫，對勃氏也有相似評價：“在將近20年的時間裏，身居極爲重要的政治職位……但是，作爲一個大人物，他是那麼平庸;作爲一個政治家，他是那麼缺乏才氣。”“他是個幾乎在各個方面都很弱的人，這正是他與所有前任的不同之處。”
爲個人權位之鞏固計，“平庸”的勃氏，選擇以“穩定”爲其施政方針。此種“穩定”，包括兩個層面：一是不再製造波及全社會的動盪，不再搞運動;二是竭力維持幹部體系的常態化、人情化。後者，是勃氏能夠安坐總書記之位至死的關鍵。
勃列日涅夫去家鄉接他年邁的母親來莫斯科。豪華的轎車、柴可夫斯基的唱片，使他母親感到很驚訝。到克里姆林宮後，勃列日涅夫讓母親參觀自己寬敞的公寓——精美的傢俱、地毯、名畫、瓷器、銀器、晶質玻璃製品，這些大部分都是以前沙皇的珍藏。當勃列日涅夫問母親感覺如何時，他母親既驚訝又恐懼，不知所措。很長時間後，他母親流着眼淚說道：“孩子啊，共產黨來了，那你可怎麼辦呢?”
勃氏如此，上行下效之風可想而知。對氾濫成災的黨內貪腐，勃氏有自己獨特的 “哲學”認知：“你們不懂得生活。誰也不能只靠工資過日子。我記得年輕時在中等技術學校學習，我們給車皮卸貨掙外快。我們當時是怎麼幹的呢?從車皮上卸下的東西中，每搬運三個麻袋或箱子，就自己留一個。國內所有的人都是這麼生活的。”
既得利益者不許勃列日涅夫辭職
斯大林時代，高級幹部們既沒有生命安全，也沒有職務安全;赫魯曉夫時代，高級幹部們獲得了生命安全，但沒有職務安全;勃列日涅夫時代，高級幹部們終於既有生命安全，也有職務安全，“天堂”降臨了。
“如果發現州委書記在本州應屆選舉中有可能落選，就把他調回到蘇共中央組織部擔任視察員職務，兩三年之後又推薦他(實際上是任命他)到另一個州去擔任州委書記。不稱職的部長從一個部調到另一個部，或者‘爲他’建立某個新的部。爲完全垮掉的幹部尋找或建立清閒但待遇優厚的職務，往往派到某個國家當大使(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誰如遭失寵，往往派去擔任此種工作)。”
因貪戀此種生命與職務的雙重 “安全感”，“在冊權貴”們願意勃列日涅夫在總書記寶座上呆得越久越好。
1976年，神情常現呆滯、記憶嚴重喪失，連說話都感困難的勃氏，不堪重負，曾試圖辭職，“但是他周圍的人都要扶着他，哪怕他已不能思考，也不讓他從總書記的位置上退下來，因爲這是一種共同的需要”。
克里姆林宮：老人之家
勃列日涅夫“十八年穩定”的結果，是造就了一架無比蒼老的統治機器。到1980年，蘇聯關鍵機構的大部分幹部都已超過了70歲，“政治局70歲以上的人比60歲和60歲以下的人多六倍，部長會議主席團則多四倍”。1981年蘇共二十六大後產生的14名政治局委員，平均年齡70歲;8名政治局候補委員，平均年齡66歲;10名中央書記，平均年齡近69歲。
勃列日涅夫在1982年11月去世，接替他的，是老態龍鍾、病入膏肓、69歲的安德羅波夫。
安氏在總書記之位上僅一年有餘，即於1984年2月去世。接替安氏的，是更加老態龍鍾、病入膏肓、73歲的契爾年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