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大發現爲何會出現在歐洲，而不是別的地方?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本站小編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15世紀末，葡萄牙、西班牙、英國、法國都由等級會議君主制國家發展到專制君主制或稱絕對君主制國家。後起的俄國、荷蘭也於16世紀中葉、下半葉完成了國家的統一或獨立，形成了等級會議君主制國家或共和國。
正如恩格斯所說，在地理大發現時代的15-17世紀，“全歐洲只剩下兩個國家，那裏沒有王權，也沒有那時無王權便不可能出現的民族統一，或者說，它們只是名義上存在，這就是德意志和意大利”。這也是德意兩大國沒能(以國家的名義和資格)參與地理大發現的原因之一。
葡萄牙、西班牙、英國、法國、俄國、荷蘭六個主角國家均打退了外族入侵，收復了失地，贏得了民族獨立，推翻了異族統治。民族獨立、國家統一、中央集權只是參與地理大發現的條件和基礎之一。
擴張、征服、稱霸只是促成地理大發現的衆多因素之一。
恩格斯又說：“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個遠東尋找的是黃金;黃金一詞是驅使西班牙人橫渡大西洋到美洲區的咒語;黃金是白人剛踏上一個新發現的海岸時所要的第一件東西。”因此，“黃金夢”也是促成地理大發現的一個因素。
資本主義萌芽、原始積累只是促成地理大發現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並非是根本的、決定性的。傳播基督教，教化異教徒偶像崇拜者也是地理大發現的因素之一。
上述政治、經濟和宗教因素都構成地理大發現的基礎和背景，但哪一種都不是決定性的。歐洲具有從事地理髮現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地緣優勢。
15世紀時，東西方之間的貿易商路主要有四條：
一條是西歐和東歐通過中亞和蒙古到達印度、中國的商路;
另一條是沿東地中海，到小亞、敘利亞、兩河流域、中亞，最後到東方的商路;
再一條是經黑海南岸到裏海南岸再到波斯灣和東方的商路;
最後一條則是驚東地中海、紅海、波斯灣(在此與第三條商路匯合)、阿拉伯海、印度洋、孟加拉灣、南海的東西海上商路。
但15世紀中葉以來，歐亞商路和通道發生了重大變化。蒙古帝國的崩潰、汗國林立和政治混亂使第一條商路的隊商貿易中斷。
拜占庭的滅亡、奧斯曼土耳其在西亞、小亞、巴爾幹的征服和擴張封閉了第二條商路，控制了第三條商路。
16世紀初伊朗薩菲王朝崛起後奪取了第三條商路。
第四條是海上商路，也是最便利、覆蓋面最廣的商路。這條路只需經過蘇伊士地峽150多公里的水陸聯運，便可把西方的貨物用船運到東非、西亞、南亞、東南亞、東亞;東方的貨物也可被船運到地中海沿岸，還可穿過直布羅陀海峽北上到西歐、北歐、東歐。
這條商路的水陸聯運段15世紀時在埃及馬木路克蘇丹國轄境內。蘇丹對過境貨物徵收相當於商品價值35%的高額關稅，嚴重影響了西歐商人的利益，抑制阻礙了東西方貿易和物資交流。
於是葡萄牙人向南探航、西班牙人向西南探航，英國人向西探航，從而開始了地理大發現。以後荷蘭人向東北探航，法國人向西北探航，俄國人向東探航和探險，從而推進了地理大發現。所以，繞過東地中海地區的穆斯林勢力，開闢到印度、東南亞、中國、日本等東方國家的新航路，直接與他們通商做生意，是地理大發現最直接、最主要、最獨特的因素，是亞非文明國家所不具備的。
歐洲、西歐不僅從早已存在並長足發展的東西方貿易中感受到東方的富裕、發達，並且從到過東方的那些西方人的遊記、報道、着述中瞭解到東方的繁榮富庶。其中最激起人們對東方的嚮往和冒險遠遊熱情的便是馬可·波羅及其《遊記》。馬可·波羅對東方的文明和財富作了誇張的描寫，刺激了歐洲人從各個方向冒險前來。
15世紀以來只有歐洲具備了地理大發現的自然地理學基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則是地理大發現的思想和精神因素。
新教和天主教在歐洲反覆廝殺、鬥爭，迫使一部分新教徒到海外謀生拓殖，創建新教的世上千年王國。面對新教的挑戰，天主教進行反宗教改革，併成立耶穌會等組織到海外傳教，爭取信徒，與新教爭奪。而到海外求發展的新教徒和到新發現地區傳教的天主教教士，則進一步推動了發現、探險、征服的運動。
綜上所述，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對地理大發現產生了深遠的印象，構成歐洲、西歐進行和完成地理大發現的獨特的因素和基礎。
以上我們總結了地理大發現得以開始並由歐洲國家完成的一般的和普遍的歷史背景，論述了歐洲特別是西歐國家所特有的基礎條件。此外，歐洲得以進行和完成地理大發現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和條件。
各種傳說和猜測都激起人們的好奇心、求知慾和淘金熱，成爲地理大發現的一個因素。而且傳說中的大西洲、聖布雷頓島、七主教城島——安提利亞——安得列斯、巴西島等皆在歐洲以西的大西洋中。這對後來西歐人向西深入大西洋探險有一定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