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革命之父
《常識》不是艱深的學術著作，而是面向普通大衆的革命政治宣傳材料。它直白而生動地宣揚共和思想，煽動與英帝國脫鉤、與歷史決裂，打破了殖民地人們在英國治下長久依附的幻想，爲大陸軍發出了徵兵的號召，作用與中國辛亥革命前的鄒容、章太炎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1775年——《常識》發表的前一年，北美革命的首腦機關大陸議會中，還只有1/3的成員希望徹底擺脫英國統治。華盛頓在餐後還會照例向英王喬治三世祝酒，傑斐遜還說着：“在英帝國中，沒有哪個人比我更熱愛與大不列顛的聯合戰線了。”當然，大陸議會也攻擊英國統治，但是“反貪官不反皇帝”，他們不攻擊王權，只是反對國王的大臣和議會。
這並不是說他們不想擺脫英國統治和英國王權，至少他們在當時感到時機尚不成熟。直到《常識》大獲成功，表明時機已經成熟了，證明了革命黨的綱領和理念說到了美國大衆的心坎上，使得大陸議會強化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
《常識》在1776年初發表之後的三個月內，在不足200萬自由民人口的北美殖民地就售出了12萬份，整個獨立戰爭期間售出了50萬份，一時洛陽紙貴。人們喜歡在酒館中高聲讀出來其中的內容，它直接將殖民地騷亂升級爲一場革命。其中充滿了鼓舞人心的句子，比如“太陽絕不是因爲更有利可圖才照耀大地”，“我們有這種力量，來讓世界重新來過”，充滿了敢叫日月換新天的壯志豪情。裏面也有不少直指英國統治的尖刻語言，比如“人類團體中再沒有比下議院更怕失去自己的特權了，因爲他們在出賣自己的特權”，讓飽受沉重稅負之苦的美國各階級擊節叫好。
歷史學家稱那一代美國人曾“兩次出生”，因爲他們在青少年時期又經歷了大革命時代這樣的思想洗禮，作爲嶄新的美國人又重生了一次。華盛頓在1776年1月31日稱，“《常識》這本小冊子中包含了正確的學說和無可辯駁的推理”，約翰?亞當斯也說：“如果沒有《常識》作者手中的筆，華盛頓手中的劍也是沒用的。”
《常識》爲匿名發表，署名是“一個英國人”。小冊子最初定名爲《明顯的事實》(Plain Truth)，在朋友的建議下才改成了帶有啓蒙哲學色彩的《常識》(Common Sense)。《常識》的最大優點，是在不喪失政論文體的哲學基礎的前提下，第一次向普通大衆淺白地闡述民主共和思想，而不再像此前歐洲各國民主派那樣只進行知識分子間的對話，《常識》是一個綜合了大衆和精英氣質的文本。正如伯特蘭?羅素所說：“他在歷史上第一次使得對民主的宣傳民主化了。”
獨立戰爭期間，潘恩在軍旅中寫就的《美國的危機》延續了《常識》的風格：以普通人的直觀體驗說理。他說：“上帝之所以在美國和英格蘭之間設置巨大空間距離，就是爲證明英國統治北美的不合理性。”這種有點不講理的方式直接命中了人們的直觀體驗，效果勝過了一打理論闡述。他的理論與行文對後續美國政治產生了巨大影響，傑斐遜承認在起草《獨立宣言》時引用了潘恩的著作，並以此爲傲。
可以說，潘恩徹底的甚至烏托邦式的民主化傾向，是潘恩著作早期掀起巨大浪潮的原因，也是作者躋身革命元老的資本。但是隨着新政權的建立，潘恩和其他國父的政見分歧逐步顯現出來。
潘恩認爲，普羅大衆在集會中對重大問題所發出的贊同或反對的集體聲音是能夠作數的(有點類似 “鼓掌通過”)，靠它來決策公共事務的效果不會比專業的政治精英來代行的效果差。而聯邦黨人亞當斯稱他所讚賞的模式爲“醉醺醺的烏合之衆”，漢密爾頓則直截了當地表示推崇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認爲英國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
潘恩和聯邦黨人的分歧，不是是否需要一個像樣的聯邦政府，而是是否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聯邦政府，是貴族精英治國還是實行徹底的民主裁決，成功擺脫了英國統治的美國，是應該在英國之外再“仿製”一個英國，還是去建立一個新型的政權。潘恩認爲，美國是一個與大西洋彼岸王權的對立鬥爭中確認自身的國家，它在擺脫王權統治的同時，應該重生爲一個作爲王權對立面的徹底的民主政體。
然而獨立戰爭勝利後，新政權處於沒錢、沒軍隊、沒政府的三無狀態，更需要的是手腕老練的政治家而非熱情的活動家，更需要的是強力的行動而非美好的展望，同時潘恩的一系列作爲(比如無意中泄露了新政權與法國密談的消息等)也削弱了他在美國新政權中的地位。因此潘恩順勢轉移興趣，發明了跨度更大的鐵橋，並帶着模型去歐洲展覽。
托馬斯潘恩雖然由於種種原因而沒能位居官方欽定的“國父”之列，但他卻是美國“革命之父”中無可爭議的重要一位。
法國大革命的政治漩渦
“被生養爲英國人，被收留爲美國人，被裁決爲法國人”，巴黎的一塊托馬斯?潘恩紀念匾額上這樣寫道，勾勒出了潘恩一生的大致軌跡。美國曆史學家稱他“以製作胸衣爲生計，以新聞記者爲職業，以宣傳鼓動爲樂趣”，描繪出了他的主要經歷。
潘恩1737年出生在英格蘭塞特福德的一個貿易集鎮，父親是一名製作胸衣撐條的手工業者，他子承父業，13歲開始當父親的學徒工(也有研究認爲潘恩父子製作的實際上是海船上用的撐條，而不是女士胸衣的撐條，謠言來自他後來政敵的中傷)。17歲的時候他自作主張，上了一條名爲“恐怖號”的武裝民船，但是被父母強拉了回來。1762年25歲那年，獲得了一份體制內的安穩工作，成爲年薪50鎊的稅務員(按含金量推算約合現在的2萬美元)，但不到三年又丟掉了工作，因爲他向上司謊稱自己外出檢查，而實際上卻在家學習。
後來潘恩在英國輾轉遷居數次，換過很多次工作。直到1774年在倫敦，經過皇家學會成員、數學家喬治?斯科特的引薦認識了貴人本傑明?富蘭克林。富蘭克林建議他移居美國，並在推薦信中稱潘恩是一位“頭腦機靈的好青年”。在美國費城一下船，他就展露了政治才能，幾乎馬上成爲一家刊物的主編，並在新大陸迅速成長爲後來人們所熟知的革命之父托馬斯?潘恩。
在獨立戰爭勝利後，潘恩對橋樑的興趣一度壓倒了對政治的興趣，如果不是1788年對英、法兩國的訪問，他也許會作爲發明家度過餘生。時值法國大革命，潘恩帶着鐵橋模型到英法展出並會見名流政要。同時期，英國保守主義思想家伯克發表了攻擊法國大革命的著作，引起了不小的反響，這又使潘恩對革命的興趣佔了上風。他放下手中的鐵橋、無煙蠟燭、新式車輪等發明，在1792年完成了在歐洲有着巨大影響的著作《人權論》，與伯克針鋒相對，捍衛法國大革命，反對王權專制，立刻受到了英國底層人民和法國方面的熱烈歡迎，但是也激起了英國當局的憤怒。在朋友的勸說下，他及時地逃離了英國，在倫敦只差幾個小時，在多佛港口只差二十分鐘，險些被英國當局抓到並處決。
到了海峽對岸的法國則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郵船進港時，軍艦上禮炮轟鳴;沿岸響起一片歡呼聲……士兵們爲他夾道護駕，官員們和他擁抱”，潘恩作爲法國人民的朋友、革命的英雄受到熱烈的歡迎。法國革命當局委託潘恩將巴士底獄的鑰匙轉交給華盛頓，潘恩在給華盛頓的信中稱法國大革命爲“美國原則移植歐洲後的第一批成熟果實”。
在法國的土地上潘恩沒有保持外國人應有的超然和謹慎，他立即深度介入了大革命時期的政治漩渦。作爲一個不懂一點法語的外國人，潘恩參與起草了1792年的法國《革命人權宣言》，並請一個法國人代爲宣讀。潘恩與吉倫特派過從甚密，反對雅各賓派處死國王路易十六，因爲他曾經資助過美國的獨立戰爭，這沒用多長時間就引起了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庇爾的反感，以至於1793年底因此被抓進監獄。要不是美國大使門羅(“門羅主義”那位)及時搭救證明他的美國國籍，他恐怕難逃被雅各賓派當成法國內部的叛徒處死的命運，據稱他待過的牢房門口已經被用粉筆畫上了即將處決的標記。
據說拿破崙曾親自拜訪過他，稱自己的枕頭下面長期放着一本《人權論》，時常會拿出來閱讀，全世界到處都應該給潘恩塑造金制的雕像。拿破崙給潘恩送來了親切的關懷、鼓勵和拉攏，但是一旦介入拿破崙政權中，潘恩發現拿破崙只想用他的影響力發起英國國內的民主主義叛亂，來作法國的內應。因此他與拿破崙政權的關係又迅速降溫。潘恩開始思念起了美國，1802年，他在美國黨爭最激烈的時期回到了他的夢開始的地方。
過於坦誠的無神論者
潘恩希望回到美國能幫助傑斐遜反對聯邦黨人贏得大選，但當時的形勢已經完全不同了。1793年潘恩在法國的獄中完成了無神論的著作《理性時代》(The Age of Reason)，這在基督教世界尤其是美國掀起了軒然大波，幾乎抹殺了他對美國獨立所作出的卓越貢獻，這也是他未能名正言順躋身美國國父的主要原因。
潘恩聲稱，“我自己的頭腦就是我的教堂”。他反對一切宗教機構，也反對迷信思想和對聖經的僵化理解。其中也攻擊稱當代的一神宗教不過是古代太陽神崇拜改頭換面後的形式，仍然是原始矇昧的偶像崇拜，是人類追求幸福道路上的累贅。這些在今天看來司空見慣的態度，在當時卻激怒了那些虔誠的美國人，並給了他的政敵可趁之機，讓潘恩這個名字在美國成了洪水猛獸。
回國後連老友托馬斯?傑斐遜都對他避之不及。當時傑斐遜正在競選總統，因其淡漠的宗教觀念而已經飽受對手攻擊，有時傑斐遜和潘恩會被並稱爲“一對湯姆”，成爲美國政治舞臺上墮落的無神論代表人物。
華盛頓等人對宗教也持有和潘恩類似的態度，區別主要在於他們沒有像潘恩那樣公開宣揚。潘恩始終缺乏政治家需要具備的審時度勢和虛以委蛇，這也是他後來和華盛頓交惡的原因之一。在法國獄中他沒有得到華盛頓的搭救，因爲當時美國正在與英國密談和約，不好因袒護潘恩而開罪英國，所以後來潘恩稱華盛頓爲忘恩負義的人：“世人將很難判定你究竟是背信者還是江湖騙子，你究竟是拋棄了道義，還是從來就沒有什麼道義。”
潘恩的這種坦率給他晚年在美國的生活帶來了不小的困擾。他居住在紐約附近的冷清小鎮，但被剝奪了投票權，喜歡熱鬧的潘恩不得不經常到十幾英里外的曼哈頓喝咖啡、在酒館談論政治，或者去“來點更帶勁兒的”。他踐行了自己那句曾經鼓舞了美國人的名言：“真正的男人會在窘境中微笑，從困境中汲取力量，從而變得更加強大。”1809年在潘恩彌留之際，有兩個牧師闖進他的房間，試圖勸他改變信仰，他說：“不要管我，再見。”
即使在今天，某些場合下潘恩還會作爲無神論的代表被拉過來陪綁。比如法國“查理週刊”槍擊事件之後，美國國內出現了一起無神論者槍擊宗教人士的案件，雖然起因只是簡單的停車位衝突，但是美國一些媒體甚至是自由派媒體暗示說，這個槍擊是無神論者爲“查理週刊事件”展開的報復，暗示犯罪嫌疑人是理查德?道金斯(當代著名的生物學家和無神論者，《盲眼鐘錶匠》的作者)和托馬斯?潘恩的讀者。可見潘恩的宗教立場讓美國的宗教大衆耿耿於懷。
潘恩的無神論(更準確的說是自然神論)觀點是他受到排斥的直接原因，但並非是深層次原因。如現在一些美國政論家所說：“潘恩的存在是惱人的，他提醒着那些美國領袖，當初美國革命所許諾的夢想並未完全兌現。”美國並未實現像英國工黨理論家柯爾1937年在潘恩《人權論》的導言中所說的那樣：“世界上哪一個國家能夠這樣說：我國的窮人都是幸福的;他們中間既無愚昧也無貧因;監獄裏沒有囚犯;街道上沒有乞丐：老年人不愁衣食;捐稅並不繁重;理性世界和我親密，因爲我和幸福親密。一個國家能夠說出這些話，就可以爲它的憲法和政府自負了。”潘恩的思想有相當的前瞻性和烏托邦色彩，深爲後來的林肯、愛迪生、羅素所推崇。
托馬斯潘恩作爲美國早期的政治活動家，他的思想至今仍在美國文化中有着或明顯或微妙的影響。
“這是考驗人們靈魂的時刻”，奧巴馬在2009年的第一任就職演說中引用了潘恩《美國的危機》中的開篇句。黑格爾曾說，常識不過是一個時代的偏見。托馬斯?潘恩的“常識”展現了這種“偏見”在歷史上所起到的光輝作用，以及光芒褪去和重新煥發的整個過程。
一生中參與了美法英三國革命(雖然英國的只能算是一場運動)、參與起草了美法兩國早期綱領的托馬斯?潘恩，似乎在後世並沒有享受應有的榮耀。在美國有傑斐遜紀念堂，有以亞當斯命名的圖書館，對於華盛頓，甚至有一座城市以他爲名，但潘恩僅在新澤西有一個不起眼的紀念館，而且即便這個紀念館也是在1992年才由國會批准利用非官方資金興建的。他的作用發揮得最早，他的“平反”來得最晚，這與他“準國父”的貢獻似乎不太相稱。不過以他的風格，對於身後享受的榮耀，他的回答也許也還是：“不要管我，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