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韓帝國的建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帝國主義對朝鮮半島的侵略，卻並沒有使韓國被外國支配的情況得到根本性的轉變，大韓帝國自始至終並未獲得真正的獨立。大韓帝國成立前後，日本與俄國先後簽署了《小村-韋貝協定》、《山縣-羅拔諾夫協定》、《西-羅仙協定》，協調兩國在韓國的勢力範圍和各種利益。但雙方都明確反對以北緯38度線爲界直接劃分兩國在韓勢力，因爲日俄都欲獨吞朝鮮半島。這一時期，日、俄兩國對朝鮮半島的侵略由直接干涉其內政轉爲以經濟侵略爲主。俄國利用“俄館播遷”獲得了朝鮮半島北部豐富的林業資源，而日本則將韓國的漁業權利盡數攫爲己有，還在光武七年(1903年)鋪設了京釜鐵路。處於劣勢的韓國的民族資本主義企業也在與日俄的惡性競爭中舉步維艱。
光武七年(1903年)，日本和俄國的矛盾逐漸激化。日本主張“滿韓交換”，日俄分別佔有韓國和中國東北地區。俄國則主張獨佔中國東北，以北緯39度以北的朝鮮半島爲俄國勢力範圍，39線以南爲日本勢力範圍，但是日本不可將其用於軍事目的。俄國利用其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的固有優勢壓制日本，日本也恃英日同盟而毫不退讓。特別是這年俄國拒絕履行中俄《交收東三省條約》中從中國東三省的第二期撤兵及強佔韓國龍巖浦事件更是加劇了日俄關係的惡化，兩國爆發戰爭已是在所難免。在這種狀況下，以高宗皇帝爲首的大韓帝國政府開始加緊中立化進程。早在光武四年(1900年)，高宗採納親美派的主張，企圖依靠美國，以列強“共同保證”韓國中立，來打破日俄分割韓國的陰謀。不過日俄都反對韓國中立，美國不願捲入日俄紛爭，也拒絕擔保，因此高宗的第一次中立化計劃泡湯。光武五年(1901年)以後，第二次韓國中立化計劃開始醞釀，最早是俄國提出的，高宗聽說後派李根澤、樸齊純等大臣訪問日本，探聽日本對韓政策，結果瞭解到日本並不願韓國的中立化。事實上，此時的日本已經出臺了將韓國“保護國化”的“小村路線”，不可能支持韓國的中立。而其後韓國國內政界深陷“嚴妃升後”(嚴妃即純獻皇貴妃)的泥潭中，根本無法實行任何積極的外交政策。
而俄、美等國外交官籌劃的韓國中立化也在日本的阻擾下失敗。在光武七年(1903年)戰爭陰雲密佈之際，高宗開始探索第三次中立化計劃，原本大韓帝國追求的是永久中立國，但此時退而求其次，開始謀求戰時中立的地位。光武七年(1903年)8月18日韓國外部大臣李道宰電令駐俄、駐日公使，其要點爲：要儘速取得日俄戰爭爆發時對維持韓國的中立化和領土完整等方面的各國政府的保障。[22] 同年8月21日高宗又派精通法語的宮內府官吏玄尚健前往法國，與駐法公使閔泳瓚一道尋求法國政府及海牙國際法庭對韓國中立化的援助。但是日本得知韓國的中立圖謀後以“不合時宜”爲由斷然反對並加以破壞。隨着戰爭的迫近，高宗的密使李建春在法國駐韓公使馮道來的協助下，於光武八年(1904年)1月21日在中國芝罘(今山東煙臺)以外部大臣李址鎔的名義用法文發表中立宣言，這是韓國曆史上首箇中立宣言，史稱“芝罘宣言”，其內容爲：“日露(俄)兩國間交涉事件不相協洽，到今形勢難期和平的解決，我政府茲奉大皇帝陛下敕命，不拘日露兩國目下協議結果如何，遵守嚴正中立之事斷然決心，且大皇帝陛下當此時機希望列國友誼的幫助。”其後又將宣言電告各國駐韓公使，日本對此大爲震驚，並以“中立化不合時宜”爲由迴避承認，之前熱衷幫助韓國實現中立化的俄國則出乎意料地持旁觀態度，英國也以“現在中立宣言不具有重要性”爲由拒絕承認。 其他國家則沒有一個正式表明支持者。就這樣，高宗的中立外交政策徹底破產，韓國也在日俄戰爭期間成爲了日本的囊中之物。
光武八年(1904年)2月9日，日本不宣而戰，進攻駐韓國仁川的俄國艦隊，日俄戰爭爆發。日俄戰爭爆發後，日軍完全無視韓國的中立宣言，迅速開進漢城，控制韓國政府，並在2月23日強迫韓國同日本簽訂《日韓議定書》，協助日本作戰。同年8月22日，日本公使林權助又強迫韓國簽署《日韓新協約》(第一次日韓協約)，規定韓國僱用日本財政和外交顧問、與外國締結條約前要與日本協商等等。韓國開始進入了被日本控制的顧問政治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