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乾隆時期的社會是什麼樣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乾隆時期與康熙時期並稱爲”康乾盛世“，被認爲是咱們中國古代史上一個頗具代表性的盛世，恰逢同一時代法國的波旁王朝正值路易十四的全盛時期，因此東方都迎來了一個大繁榮時期，在處於二者中間的印度莫臥兒帝國，也出現了奧朗則布治世時期，這一時期是其領土範圍最大的時期。這與唐代世界範圍內各地偶然同時出現的黃金時期是相匹敵的。以上國家多有共通的因素：統治者發起的大規模征戰，可以支撐這種征戰的強大的經濟實力，一定程度上的物質積累，以及流通領域的活躍。
可以說，隨着經濟圈的擴大，商品經濟不管是在其體系上還是在其機能上，都會獲得迅速發展，這是一個時代的社會繁榮之源。這一點無論是對於絕對主義時期，還是封建社會的大發展時代，或者是近代社會的萌芽時期，都是適宜的。不過，在如下兩種情況下，關於這一點定會形成甚爲不同的觀點：一種情況是從承接上一個時代的角度來看，當代是前代的產物;另一種情況作爲對前一個時代的延續，當代不僅繼承了前代的蓄積，還擁有某種新鮮的活力。乾隆時期再現了明萬曆年間的太平盛世。二者的不同之處只在於：萬曆皇帝令這一繁榮止於一朝一代，而乾隆皇帝則使其餘波延續了近一個世紀。
乾隆時期的社會繁榮，既不是因爲出現了某一新興產業，也不是因爲技術上取得了什麼傑出的成果，而是由擴大了的商品經濟和健全起來的經濟體系支撐起來的，其發展源泉應屬白銀經濟的發展。白銀的增產和海外輸入等潤滑劑般地加速了大宗商品的流轉，進而促進了生產的增加，經濟隨之變得活躍，物資也相應豐富起來。然而，生產的增加也導致相關部門產生牴觸情緒。即便是自詡強盛的乾隆的治世時期，也已開始漸漸顯露出一些可以預示未來的光影。雖然人口增加了，新增領土卻沒有吸納這些人口的能力，當時的城市手工業也尚不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農村的過剩人口使零散的農耕者增加，從自耕農淪爲僱農的人也增加了。
社會的不安未必一定產生於那些存在很大困難的地方。雖然邊境地區的苗族和臺灣的反清運動屢平不定，但在內地，由於皇帝不時巡幸全國以示其威嚴，對地方出身的官吏也採取了很多懷柔手段，因而並未發生直接的反抗活動。以六次南巡爲代表，乾隆皇帝也進行了大規模的東巡、西巡，此外還回滿洲四次，前往五臺山、嵩山、孔子廟等地。不過，乾隆皇帝並未因這些勞民傷財的舉措而增稅，反倒是免去了巡幸所到之地的稅收，這顯示了乾隆皇帝的自負。然而，即便如此，在乾隆皇帝退位的那年，還是發生了以湖北爲中心的白蓮教起義。權臣的蛻變乾隆皇帝將雍正皇帝設置的軍機處保留了下來，並通過軍機大臣張廷玉、鄂爾泰等維持了前朝的嚴謹政治。
但是乾隆對張廷玉非常信任，這不僅招致滿漢反目，還逐漸令自己成爲一名肆意專制的君主。爲此，以皇帝寵愛爲護身符，專橫、霸道起來的官員不斷出現，官僚綱紀鬆弛，開始變得腐敗。漢軍八旗出身的廣東將軍李侍堯非常精明、能幹，甚爲乾隆皇帝喜愛，甚至稱李侍堯親手處理的事件令他終生難忘。李侍堯在成爲雲貴總督後，被彈劾收受賄賂並遭查處，卻在正要被處以斬刑時，因得到乾隆皇帝的特赦而倖免。而且後來，他又開始歷任各地總督，且依舊貪污不止。此種惡評甚高的人能作爲高官安穩地終其晚年，使腐敗的官僚風更加普遍，如此一來，自然滋生出更多這樣的人物。曾在乾隆皇帝身邊，受命對李侍堯進行調查的滿洲八旗出身的和珅，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自乾隆三十四年作爲武人出任輕車都尉後，和珅的才能爲乾隆皇帝所愛，並一路順風順水，平步青雲地坐上了軍機大臣的寶座，甚至其子都成了乾隆皇帝的乘龍快婿。然而，善於應對一名專制君主的才能，對於一個國家、社會而言，若不在規劃國家、社會的某些綜合性的建設上發揮作用，便會重複一種反射運動。所以，這種才能一旦爲某種私利私慾驅使，便會無休無止，永不滿足。乾隆四十六年，甘肅回民叛亂，乾隆派和珅與將軍阿桂一起前往鎮壓，但因和珅與阿桂意見不合，所12以此次鎮壓行動未見實效。及至阿桂死後，和珅接手軍隊並使這一軍隊成爲自己的私人軍隊，將地方上繳的物資據爲已有，極盡私慾，其家可謂一夜暴富。
因爲無人可以彈劾他，和珅十分專橫，目中無人，只對乾隆皇帝還有所顧慮。有個名爲曹錫寶的人曾上奏彈劾和珅的管家劉全，卻招致了自己被免職的結果。乾隆皇帝在其退位四年後病逝。隨後，對和珅的彈劾、舉報紛至沓來，學者王念孫等列數了和珅的罪狀，嘉慶皇帝以二十條大罪命其自裁，沒收了他的全部家產。據說他積攢的財富累積超過白銀十億兩，相當於當時清政府十幾年的全部收入。作爲官員利用其地位謀求私利的實例，和珅可謂創下了紀錄。和珅的事例說明：也許無論何種政治都無力防止個人的邪念，但由於服務於專制君主的官僚政治與來自社會的制約隔絕，若失去官僚與官僚之間的制約，個人的邪念便容易膨脹到極致，並不斷蔓延。
作爲官僚管制一大政策的文字獄，在進入乾隆年間後也出現新的形式：設定了“禁書”的基準，著者自不待言，對收藏或出版禁書等的人也處以極刑。雖然管制更加嚴格了，但這實際上並未對整肅官場發揮出多大的實效。乾隆皇帝下令對中國古今重要書籍進行分類整理，並組織編撰《四庫全書》也是如此，其目的之一是要對它們的內容進行查閱，將那些內容上“不好”的書或是剔除，或是加以修訂，還制定了禁書書目。若有人持有明末史書，持書人便會被處以死刑;有人人將呂晚村的書印出來，也因此被處以死刑。但是這也並沒有能夠遏止官僚制度的腐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