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晚清宰白鵝案的文章，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在國家動亂之際，最爲深受其中苦痛的人，唯有貧苦百姓。有詩寫道: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在封建的年代，唯有權勢纔是王道。因此，在連主持公道的官府都貪贓枉法之時，貧苦百姓纔是真正的有苦說不出。
就例如，在晚清時的一件案子，俗稱“宰白鴨”案，原本是要草草了事的一件小案子，不料卻牽扯了衆多官吏，最終事情鬧大，竟傳到了慈禧的耳中，事情才得意真相大白，妥善處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宰白鴨”又是什麼說法?下面便好好的講述一下這個著名的“宰白鴨”案。
清人陳其元在《庸閒齋筆記》中，便解釋了“宰白鴨”的含義：“福建漳、泉二府，頂兇之案極多，富戶殺人，出多金給貧者，代之抵死，雖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謂‘宰白鴨’也。”
所謂“宰白鴨”，就是有錢、有權、有勢的大戶人家裏遇到一些官司時，便以重金收買貧寒子弟或者是無業遊民來頂替，去官府認罪伏法。而因爲這些頂兇者，是爲了錢財而主動去送官府的行爲，就好像是因貪利而被人任意玩弄、宰殺的白鴨，故被俗稱爲“宰白鴨”。
這種陋俗最早是出現在乾隆年間的福建漳州、泉州以及廣東的潮州、惠州等沿海地區。後來，到了道光年間，廣西、江西，湖南以及浙江等省的刑案中也相繼出現了“宰白鴨”的事件。史載，當時僅僅福建漳州、泉州兩府，每年因“宰白鴨”而枉死的人命案就“不下百數十起。”
據《清實錄》記載，道光皇帝在批點有關“宰白鴨”案件的奏摺時，曾非常的憤怒，他拍案而起，嚴厲痛斥這種行爲，並且要求各級地方政府要堅決杜絕這種非法行爲的蔓延滋長。然而，這並無太大效果。
“宰白鴨”案件，是犯案者和頂罪者雙方情願之事，即便有廉明的官員，也容易受其矇蔽。“宰白鴨”最悲哀之處，在於即便是主審官願意爲頂兇者洗冤，卻也無能爲力。
而晚清時的一個案件，便大大鎮壓了“宰白鴨”的勢頭。
清光緒五年，胡體安等百餘盜匪，劫掠了鎮平縣張樓寨張肯堂家，不僅捲走財物，還打傷事主後分路逃竄。而張肯堂報鎮平縣縣令馬翥，並派捕頭劉學泰緝逮了盜首胡體安。之後胡體安照例賄賂而釋放，另以18歲農民王樹文冒名頂替，以圖結案。
然而，在光緒七年，河南巡撫接到指令:“準刑部諮復……奉旨，胡體安處斬”。於是塗宗瀛督親提監犯“胡體安”驗明正身。但頂替的王樹文不知要送命，便臨刑沿路大呼冤枉，並呼道本人“並非南陽縣人胡體安……系被誤拿”。而大清法律規定，凡處決人犯有臨刑呼冤者，便上報復審。
之後，清廉的塗宗瀛打算要親自審判這起案件，然而還沒等到王樹安的父親前來作證，塗宗瀛就因升遷而離開，而頂替他的官吏李鶴年卻並沒有塗宗瀛清廉，按照到時得規定，參與造成冤案者的官吏都須杖一百徒三年刑。這使有牽連的大小官員慌了神，紛紛去李鶴年處說情，製造僞證。而這些官吏爲了躲避責罰而成功討好了李鶴年，使其將王樹安定罪。
但其結果卻遭朝臣不滿，於是他們便將此案件告知慈禧，要求慈禧明察。於是之後又派了一名官吏前來，但卻遭到衆人矇蔽。於是又再次遭衆官員不滿。因此，王樹安的性命雖危在旦夕，卻也還沒有執行。
好在，後來派來的張之萬是塗宗瀛的好友，並且兩人不僅是私交甚好，並且也同樣的是清廉的父母官。因此，這次不再會出現被收買或者迷惑的事情了，而經過張之萬的明察，發現了案件的真相，還王樹安清白。最後，王樹文供出了他只是被逼爲胡體安等人看守衣服，並未參與行劫，並且與胡體安本不相識，因此只杖一百徒三年，於是王樹安便不再喊冤。
而那些參與其中的官吏，流放的流放，降職的降職，倒是都接受了責罰，而那胡體安卻是早早的逃走了。只不過，逃了一個小小的胡體安問題並不大，關鍵在於這次的“宰白鴨”案傳到了慈禧耳中，並且得到了明察以及懲罰，也足以讓衆多官吏不敢再包庇“宰白鴨”了。
參考資料：《庸閒齋筆記》、《清實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