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北宋馬政，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作爲中國古代經濟文化發展的高峯，北宋王朝在富裕繁榮的同時又在軍事上屢屢失敗，給人以積貧積弱的印象。
宋軍兵弱，很大程度上要歸結於騎兵力量薄弱，而後人又往往將原因簡單總結爲前朝丟失養馬地，軍馬無法得到持續有效補充。
那麼北宋的馬政發展到底如何?宋軍騎兵不成規模是否還有其他原因?
一、養馬地
騎兵在古代的技術條件下幾乎是無敵的，其機動性高，衝擊力大，殺傷力強，獲勝時能乘勝追擊，戰鬥不利也可迅速撤退。
因此騎兵作戰勝利時常常能打成殲滅戰，失敗時則往往是擊潰戰，步兵則與之相反。所以中原王朝想要打敗遊牧民族，就必須建設自己的騎兵部隊。
要組織騎兵首先要有戰馬，但養馬場也不是隨處都可以建設的，馬喜歡生活在高寒地帶，對水草要求較高。宋代史學名著《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就曾高度總結道：
“馬喜高寒，非炎方所利。”
總體而言，整個蒙古高原到處都是優良的馬場，但草原地帶不適宜農耕，即便不考慮遊牧民族的襲擊中原王朝也不可能長期滯留。
所以歷朝歷代想要養馬，最好是挑選長城以內儘量靠近北方的宜耕宜牧區設立馬場，這樣的地方大致有三處：
河西走廊(隴右)、河套地區以及冀北地區。
北宋開國初期並非沒有優質馬場，宋太宗時期雖未能進兵河西走廊，冀北馬場也因幽雲十六州的丟失而損失殆盡，但北宋卻控制着河套地區的大部。
優質馬場的大致方位
準確來說，當時河套地區的靈州和定難五州爲北宋直接管轄，早在西漢時期，漢王朝就在靈州設立了河奇苑和號非苑兩大著名馬場。司馬遷在《史記》中就曾描述道：
“畜牧爲天下饒。”
《後漢書》也對靈州的風土物產大爲感嘆：
“水草豐美，土宜產畜，牛馬銜尾，羣羊塞道。”
然而嚴重缺乏馬匹的北宋對此地的重視程度似乎並不高，在宋真宗鹹平五年(1002年)，幾乎沒進行多激烈的戰鬥就將僅有優良馬場丟給了党項人。
在此後的歲月裏，北宋和西夏連年征戰並逐漸取得優勢，元豐四年(1081年)宋軍佔領蘭州，崇寧三年(1104年)置隴右都護府。
隴右地區同樣是歷代著名的產馬地區，《新唐書》記載：
“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
唐王朝後來甚至還因爲隴右地區養馬太多而地方狹窄，不得不將部分馬匹遷到河曲地區。
當然唐代的隴右地理概念要比北宋大的多，根據《唐六典》的描述，當時的隴右道行政區劃：
“東接秦州、西逾流沙，南連蜀及吐蕃，北界朔漠。”
這幾乎將北宋隴右都護府和西夏王國全部囊括在內，不過即便如此北宋隴右所在的河湟地區也大量出產良馬，歷史上著名的“茶馬互市”就是用茶葉在此地換馬。
如果我們以宋軍丟失靈州和佔領蘭州爲節點，北宋開國至滅亡的167年內，至少有88年擁有優質馬場，這麼長的時間足以建立大規模的騎兵部隊。
除此以外，就算丟失了北方所有的優質養馬場中原仍然是可以養馬的，早在秦漢時期，黃河沿岸的大片區域就曾大規模放牧。
但是受氣候和植被的影響，在中原地區養大的馬匹會較爲矮小，體力和速度也比不上草原馬，其中大部分無法軍用。
以宋神宗時期的中原馬場爲例，《宋史》曾對良馬比例有過精確統計：
“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
按照這個數據計算，中原馬場大約只有百分之十六的馬匹可以作爲軍馬，這麼低的比例無疑會造成大量浪費。所以中原非不能養馬，只是養馬的代價比較高。
二、搖擺不定的馬政
那麼在北方養馬場時有時無的情況下，北宋的馬政究竟成效如何呢?宋王朝最終又爲什麼沒有像西漢那樣建立起強大的騎兵部隊呢?
事實上自靈州失守後党項人日益強大，遼國也在北方邊境蠢蠢欲動，深切感受到威脅的宋真宗早期對戰馬極其重視。
公元1007年，北宋著名大臣陳堯叟主持養馬工作，在全國設立22個監牧區，經過多年的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宋史》記載：
“凡內外坊、監及諸軍馬凡二十萬匹。宋代馬政之盛極於此矣。”
要知道根據史料記載，漢景帝末期全國馬匹數量大約也只有三十萬匹，這還是幾代人積累的結果，宋真宗年間養馬的成效可見一斑。
然而對西漢來說，從漢高祖劉邦開始養馬就是無可置疑的國策。無論國家經濟困難與否，皇位如何更迭，馬政都被堅定不移的貫徹了下去。《後漢書》總結道：
“馬者，兵甲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濟遠近之難。”
漢武帝北擊匈奴並非全靠其個人魄力，尤其是戰馬，更多的是幾代人的積累。自劉邦白登之圍，和親政策開始後，漢朝上下就從未因邊境短暫的安寧而懈怠片刻。
北宋則不同，自宋太宗北伐失敗後趨於保守，長期偏安，“飲馬塞外，收取河西”的宏圖大志很難在朝堂中持續佔據優勢。
自宋遼兩國簽訂“澶淵之盟”後，北方邊境迅速安定下來幾乎再也看不到戰爭的苗頭，此時北宋朝堂對養馬的興趣大爲下降。
隨着時間的推移，由於養馬開支巨大，有人建議將戰馬賣掉，《宋會要緝稿》中就記錄了宰相向敏中和宋真宗的對話。向敏中建議：
“近歲邊陲徹警，兵革頓銷。然諸軍戰馬尚未減數，頗煩經費。望加裁損。”
宋真宗則對此表示認同：
“已令內中精選止留近上等第馬，其餘令民間貨賣，定價聞奏。”
這對於北宋養馬業的打擊是巨大的，在黃河流域養馬本來就極其昂貴，如果沒有朝廷財政支撐是無法維持下去的。
到了宋仁宗年間，由於西夏崛起，爲解邊境之急北宋再次開始養馬，受限於財政困境逐漸摸索出了行之有效的“民間養馬”法。
王安石變法後，“保馬法”開始實行並取得良好效果，但由於新舊黨爭，新黨失勢後“保馬法”被全面廢止，馬政再次遭到重大打擊。
值得一提的是反對馬政的北宋大臣並非都是置大局不顧的奸臣，包括司馬光、包拯在內的許多知名人物都對養馬明確表達過反對意見。
他們考慮的出發點是經濟，在黃河流域養馬的性價比是相當低的，尤其是在北宋人口大規模增長的背景下，人與馬爭地的現象尤爲突出。
根據《唐六典》的記載，即便是和平時期每匹馬的口糧也是人的五倍以上，僅以此推算，宋真宗養二十萬匹馬所消耗的資源至少可以養活上百萬人。
這還不算養馬所設立的太僕寺等機構及人員的日常消耗，如果再把騎兵的訓練、裝備等費用全部算上，對於任何朝代來說都是鉅額開支。
由於政策的朝令夕改，北宋始終無法積累起數量龐大的戰馬。這點在宋徽宗年間尤爲突出，根據史料統計，大觀元年(1107年)北宋全國戰馬竟不足1800匹。
三、魚與熊掌
那麼北宋末期養馬場都到哪裏去了呢?部分被開墾爲農田，還有很多被用來養羊，可以養馬的草場養羊自然也是得天獨厚的。
隨着經濟的發展，西北地區幾乎家家戶戶養羊，北宋《圖經》對此盛況描述道：
“近河東、陝西及近都州郡皆有之。”
這主要是因爲北宋時期對羊肉的消耗量非常大，《宋會要緝稿》記載了皇室每年的羊肉用度：
“羊肉四十三萬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兩，常支羊羔兒一十九口。”
《東京華夢錄》則詳細描述了北宋都城民間用羊肉製成的近50種美食。
由於朝堂到民間對羊肉的偏愛，廢掉馬場去養羊當然極大的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甚至還因爲大量出產羊毛間接推動了紡織業的繁榮。
古代紡織業
軍備和經濟不可兼容，絕大部分軍事裝備生產出來後是無法投入再生產創造價值的，對於中原王朝來說戰馬也如此。
那麼可以不要軍備嗎?不行，因爲從古至今戰爭從未絕跡，搶劫比生產容易，如果沒有足夠的武備創造再多的財富也只是爲他人做嫁衣。
既然如此可以無限制的生產軍備嗎?也不行，如果佔用了太多的經濟資源，窮兵黷武的下場同樣是毀滅。
所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如何處理軍備和經濟的關係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北宋顯然沒有做到這點。
和平時期無遠圖，但凡有片刻安寧立刻放鬆武備，等到戰爭爆發又從頭開始建設，面對威脅態度搖擺不定，做不到秦漢時期“奮六世之餘烈”的數代積累，最後亡於外敵也是必然的事情。
參考消息：
《宋史》
《圖經》
《史記》
《後漢書》
《新唐書》
《唐六典》
《宋會要緝稿》
《東京華夢錄》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