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衣帶詔，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衣帶詔”之事，是一場醞釀中的未遂的政變。《三國演義》的第二十回至二十四回敘述此事說：曹操誅滅呂布後，班師回朝，把劉備帶回許都。一日，曹操與獻帝在許田打圍，劉備與關、張等亦跟隨。獻帝射一鹿，三箭不中，曹操討天子的寶雕弓、金紕箭，將鹿射倒。羣臣將校見了金鍵箭，以爲是天子射中，都踊躍向帝呼萬歲。曹操縱馬直出，遮於天子之前以迎受之。
曹操不歸還天子的寶雕弓，就自懸帶。獻帝回宮，想要除掉曹操。伏皇后之父伏完以爲董承可託，獻帝便自作一密詔，暗令伏皇后縫於玉帶紫錦襯內，賜予董承，董承回去檢看，發現密詔，即與工部侍郎王子服、長水校尉種輯、議郎吳碩、西涼太守馬騰、昭信將軍吳子蘭、左將軍劉備等簽寫義狀，共議起事。這時劉備唯恐被曹操謀害，親自種園澆灌，以爲韜晦之計。
漢獻帝劇照
曹操青梅煮酒，與劉備共論天下英雄，曹操說了一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嚇得劉備失匙箸(小勺和筷子)落地。適值袁術欲棄準南，赴河北投袁紹，劉備便尋了個脫身之計，請求率軍就半路截擊袁術。得到曹操允許，便帶兵而去，乘這機會脫離了曹操。馬騰見劉備已去，邊報又急，也回西涼去了。董承與王子服等又生一計，要利用太醫吉平爲曹操醫治頭風時，進毒藥殺之。但由於家奴告密，“衣帶詔”事發，吉平、董承等被處死。
《三國演義》圍繞“衣帶詔”一事所展開的故事情節，寫得非常生動細膩，着墨甚多，在藝術手法上頗具特色。但核諸史實，卻有不少出人。
曹操劇照
首先，在歷史上有沒有“衣帶詔”這件事，還是很難說的。
袁宏的《後漢紀》說：建安五年(公元200)春，正月壬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謀殺曹操，發覺被誅。
這裏僅僅談到董承等人要謀殺曹操，並沒有提到“衣帶詔”的事。
《三國志先主傳》說：“先主(劉備)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先主未發(劉備並沒有發動)。”
“董承辭受”是董承自己說接受了皇帝的“衣帶密詔”，別人並沒有見到這種東西。言之確鑿的是《後漢書董承傳》:“帝忌操專逼，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後漢書獻帝紀》中也說：董承“受密詔誅曹操“。
董承劇照
但《後漢書》成書較晚，不僅大大晚於《三國志》,比《後漢紀》也晚了五十多年，資料的原始性是遜於二書的。到了北宋司馬光編《資治通鑑》時，沒有采用《後漢書》的說法，而是採用了《三國志》的說法，寫道：“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把《三國志》的“辭”字改爲“稱”字，意思就更明確了，是說董承自稱接受了“衣帶密詔”，別人並沒有見到原件。
可見獻帝不一定搞過“衣帶密詔”，在曹操的嚴密控制之下，這個性情聰慧的小皇帝未必敢冒這個險，很可能是董承假借這個名義，聯結劉備、王服等人謀誅曹操的。
董承劇照
第二，作爲“衣帶詔”導火線的許田打圍的場面，並不見史書記載。只是《蜀紀》中說：當初劉備在許都時，和曹操共同出去打過獵。這大約是《三國演義》許田打圍情節的出處，但這裏寫的只是曹操與劉備共獵，並沒有獻帝同行，所以曹操遮前受賀，留寶雕弓等情節便不存在了。這件事與“衣帶詔”之事並沒有直接的聯繫。
第三，按照史書的記載：董承所聯合的同謀者只有王服、吳碩、種輯、劉備等四人，而《三國演義》則爲六人。其中馬騰與這件事無關，純屬虛構;吳碩和吳子蘭，在不同的史書中，有的寫作吳碩、有的寫作吳子蘭，應該是一個人，名碩，字子蘭。
董承劇照
第四，伏皇后及其父伏完，與“衣帶詔”這事並沒有直接關係。據史書記載：“衣帶詔”事發之後，正在懷孕的董承之女董貴人也被殺害，其狀甚慘。伏後目睹此事，便給在朝中任職的父親伏完寫信，請他密圖曹操。但伏完當時懾於曹操的威勢，並沒敢鬧什麼事。
伏完死於建安十四年(公元209)，而到了建安十九年(公元214),也就是董承死後十四年，曹操才追究了這件事，逼獻帝廢掉了伏後，幽閉而死。可見伏後和伏完僅僅是旁觀的第三者，說伏後和伏完參與了“衣帶詔”事件，而且由伏後親手把密詔縫在玉帶中，是沒有什麼根據的。如有此事，這父女二人早就被殺了，怎能在十多年以後才犯事?
曹操劇照
第五，太醫令吉本和“衣帶詔”也是毫無關係的。當時吉本並沒有向曹操投過毒，而是在董承被殺十八年以後，即建安二十三年，夥同京兆人金禕(衣yi)少府耿紀等人發動了武裝政變，但很快便失敗了。
“衣帶詔”事件和吉本等人的武裝政變，在性質上是相同的，都是擁漢反曹的舉措。把它們集中在一起來描寫，源於《三國志平話》，《三國演義》又作了進一步的藝術加工。從藝術的角度上，可以增強故事的深度和廣度以及感染力。但從史學的角度來看，二者相差十八年，情節各異，是不能混爲一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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