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說起徐茂公的話，各位一定都有所耳聞吧。
關於這個原因，《舊唐書·李勣傳》中就記錄了太宗所說的話：“汝於李勣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太宗自然深知李勣(徐茂公)的忠誠。不過，必要的“市恩”是肯定的，太子爲人謙遜有禮，但年紀尚輕，性格柔弱(至少在表面上)。
這種時候，一位值得託付的老臣對於新君即位後的政局將會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太宗擇親擇賢，自然是從太原起兵開始的功臣中選擇。僅在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中，長孫無忌是太子的舅氏，自不必提;高士廉(647年)、李靖(649年)、房玄齡(648年)等均已薨逝;尉遲敬德不僅年邁，且沉迷於修仙煉丹之術，已是“半仙”，其人之性格也難負此重任。在此情況下，李勣的重要性也就愈加凸顯。
據《舊唐書·李勣傳》所載，太宗託付李勣之意，早有萌生：
太宗又嘗閒宴，顧勣曰：“朕將屬以幼孤，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辭，因噬指流血。俄而沉醉，乃解御服覆之，其見委信如此。
《資治通鑑》此段內容大致相同，只是改成了“朕求羣臣可托幼孤者，無以逾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不管這二書如何記述，都表明了太宗“屬以幼孤(太子)”的意思，將李勣這位文武皆允、忠義誠信且熟諳政治(這很重要)的大臣留給太子李治，自然於國家而言，是一個穩妥的決定。
對於太宗貶李勣的舉動，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就有專門的論述：
太宗遷李世勣爲疊州都督，而敕高宗曰：“汝與之無恩，我死，汝用爲僕射，以親任之。”是已明知世勣之唯利是懷，一奪予之閒而相形以成恩怨，其爲無賴之小人，灼然見矣;而委之以相柔弱之嗣君，不亦愚乎……高祖不察而許爲純臣，太宗不決而託以國政，利在高宗，則爲高宗用，利在武氏，則爲武氏用，唯世勣之視利以爲歸，而操利以籠之，早已爲世勣所窺見，以益歆於利，“家事”一言，而社稷傾於武氏，所必然矣。若謂其才智有餘，任之以邊陲可矣，錮之於疊州，唐惡從而亂哉!
當然，在作出評價前，王夫之先說了一段話，其中有“以利爲恩者，見利而無不可爲。……明君不以利餌其臣……”。把這段話放在此評論前，顯然是有深意的，王夫之向來對自己不認同的人或事都有措辭激烈的抨擊，這次也一樣，他所持的觀點也與歷代不少史家相同，都認爲李勣是一個圓滑小人，不忠不義，間接助武則天篡逆。當然，關於李勣到底負不負太宗，這得商榷，但李勣確實發揮了太宗所希望他發揮的作用，對高宗初年的政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一錘定音，決定了此後唐室發展的命運。
總而言之，太宗是希望老臣李勣(徐茂功)效忠於新君高宗，故此才行貶官之舉，希望“市恩”於子，以拉攏這位重臣將來對自己兒子的全力扶持。事實上，這個目標已經達成，無論武氏爲後究竟孰是孰非，但李勣確實幫助帝后擊敗了長孫無忌等“關隴集團”的餘波，全面掌握政權，開始了“永徽之治”，發揮了自己應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