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說起周世宗柴榮的話，各位一定都有所耳聞吧。
五代最後一代的後周太祖郭威，原本是後漢的大將，後漢末帝劉承佑發動乾祐之變，剷除了楊邠、史弘肇等顧命大臣。而當時的郭威和楊邠是一夥的，雖然人在外，可家眷都在汴梁當人質。此次事件當中，郭威的兒子，以及柴榮的兒子全部被殺，郭威被逼無奈之下，起兵反抗劉承佑，最終推翻後漢，建立了後周，成爲了後周開國皇帝。
郭威當了四年皇帝之後，撒手而去，雖然在位期間政治清明，也曾立志統一天下，但畢竟時間太短，還沒來得及讓後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所以對郭威的養子柴榮來講，繼承而來的後周其實還是一個爛攤子，爲此，周世宗柴榮在周太祖郭威的“益國利民”的思想基礎上，提出了“安國利人”的主張，在政治、軍事、經濟、刑法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整頓和改革，只是可惜大業未成而中道崩殂。
政治方面
第一、求諫納賢，廣開言路。
柴榮即位以後，便接連下詔求諫，他懇切地要求臣僚們“苟或聞聯躬之過失,睹時政之減否,無惜敷陳,以補寡昧苦口良藥、忠言逆耳,裨益茲多,翅濘爲切。”。
只要對政事有所補益，都可寫表章送上，如要面談，也可請求隨時引見，以此達到下情上達。顯德二年三月，又下詔鼓勵羣臣直諫，周世宗誠懇地說“善操理者，不能有全功善處身者，不能無過失。雖堯舜禹湯之上聖，文武成康之至明，尚猶思逆耳之言，求苦口之藥，何況後之人不逮哉聯承先帝之靈，居至尊位，涉道猶淺，經事未深，常懼昏蒙，不克負荷。……至於刑政取捨之間，國家措置之事，豈能盡是”。
爲了扭轉“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的弊病，柴榮規定了官吏考覈的標準“考陳力之輕重，較言事之減否，奉公切直者，當議甄升臨事蓄縮者，須期抑退。”
同時，柴榮要求羣臣獻治國策，於是，他命翰林承旨徐臺符以下二十餘人，各撰一篇《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和《平邊策》以進。
通過求諫和進諫的渠道，柴榮蒐羅了大批治國平天下的人才。凡是“懷才抱器，出衆超羣”的，或者“養素于衡門，屈跡於末位”的人，都加以任用，給予官號和傣祿”。如文臣中有範質、王溥、魏仁浦、王樸等,武將中有曹英、向訓、藥元福、曹翰、曹彬等，雖然後來絕大部分都成了北宋的“功臣”。
特別是對出身於刀筆吏的樞密使魏仁浦，他不顧別人的反對，提升其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宰相。並批評反對者說“自古用文武才略者爲輔佐,豈盡由科第邪”。後來，北宋宰相張昭在對宋太祖趙匡胤言事時，稱讚周世宗“好拔奇取俊,有自布衣上書,下位言事者,多不次進用”，這樣，爲治理好國家造就了最基本的條件。
第二、親理政事，用人不疑。
柴榮大權獨攬，但不剛腹自用，在要求羣臣極言得失的基礎上，任用李谷、範質、王溥、魏仁浦等人執掌朝政，使政權穩定。他要求自己儘量做到不“因怒刑人,因喜賞人”。柴榮還整頓了科舉制度，特開制科以蒐羅人才，爲了解決唐中葉以來藩鎮跋息的嚴重問題，下令罷功臣、國戚爲藩鎮，使皇權加強。
第三、整頓機構，加強吏治。
爲了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整頓各級行政機構和地方里甲制度，重視對地方官吏的任選。他認爲節度使的幕僚賓佐和縣令錄事等官，都是直接管理民事的，應該“歷試求人,委之共理”。
顯德五年十二月，就兩京五府少尹、司錄、參軍、前各置兩員，今後只置一員六曹判司內，只置戶曹、法曹各一員，其餘曹官及諸州觀察使、兩蕃判官，並宜省廢。並且，柴榮還裁減了宮中冗員，停辦了各級政府不急的事務，不許地方官進貢甘鮮食物，宮中也摒棄珍寶珠玩。當宣徽院進呈御食物料之數時，他批道“朕之常膳，所用物料，今後減半，餘人所食即須仍舊”，這表明柴榮確實留心政事，注意節儉。
他還經常檢點自己的工作，說明自己“雖躬親庶政，日裏萬機，亦恐無以勝任”，在周世宗柴榮的以身作則下,後周政治日趨清明。
軍事方面
柴榮剛即位不久，對契丹和北漢聯軍的南侵，親自率軍征討。他不但從容部署，臨機果斷，而且以身先士卒的奮戰精神和才幹，指揮後周全軍取得“高平之戰”的輝煌戰績，從此，穩定了後周政權。經過“高平之戰”，充分暴露了五代驕將惰卒、軍紀敗壞的弊病。
第一、整頓軍紀，嚴明賞罰。
他針對“唐天寶以來，上懷私恩而姑息，下挾私勞而驕橫”的惡習，嚴懲了在“高平之戰”中臨陣脫逃的大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多人，重賞了英勇作戰的向訓、李重進、張永德、趙匡胤、史彥超等有功將士。從此，“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百年以來，飛揚跋啓之習氣爲之漸息”。這樣，後周全軍上下紀律嚴明。
第二、整頓禁軍、裁減病殘。
五代以來，京城的宿衛將士老者居多，軍隊戰鬥力低下，“每遇大敵，不走即降”而驍勇之士，“多爲藩鎮所蓄”，封建中央力量單薄，形成了外重內輕，尾大不掉的弊病。
柴榮提出了“凡兵務精不務多”的原則，一方面“詔募天下壯士，下令“諸道募山林亡命之徒有勇力者，送於網下”，以充禁軍。另一方面又大簡騎、步諸軍，精銳者升爲上軍，贏弱者裁去，武藝特別出衆的選爲“殿前諸班”。這樣就大大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出現了“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的局面。
當時，“百戶農夫，未能贍一甲士”，裁汰老弱殘兵，從而也減輕了農民的負擔，諸道勇猛的兵士被選入禁軍，使中央禁軍有足夠的武力來控制地方藩鎮，使封建中央集權得到進一步加強。
第三、加強備邊，建設水軍。
契丹自後晉、後漢以來屢次侵犯河北地區，周世宗柴榮詔令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彰信節度使韓通帶兵疏浚位於深、冀兩州之間、橫亙數百里的胡盧河即衡漳水，以限制契丹兵之南下侵擾，並於李晏口築城戍守。又命德州刺史張藏英爲沿邊巡檢招收都指揮使，募邊人曉勇者，厚其凜給，按地形要害，屯列戍守。於是契丹兵不敢輕易南下，河南之民始得休息，有效地保衛了邊民的生產和生活。
經濟方面
第一、採取措施恢復農業生產，安定社會秩序。
柴榮下令招撫流民，凡從幽州、淮南時屬南唐、西川時屬後蜀、河東時屬北漢等地流亡來的人民，各地方政府都要好好加以接納，將當地荒閒無主的土地分配給他們耕種。柴榮這種做法使各地割據政權下的大量勞動力轉入後周，促進了中原地區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同時，又下令減免租稅，凡諸道州人民所欠的夏秋兩稅，以及按慣例應徵收的兩稅以外的財物布帛等苛雜一齊放免。鄉村中流亡逃散的人口也設法召喚回來，讓他們定居務農，並罷去許多不合理的差役，免除掉不少的無名雜稅，以減輕農民曆來的科重負擔，這一措施合乎當時人民的要求，有利於維護社會安定。
第二、不信宗教，抑制寺院勢力。
五代時，寺院擁有大量田產和勞動力，這樣封建政府掌握的勞動力就減少了，財政收入也相應減少。另外，有許多託名僧尼的人，封建政府卻不能要他們承擔賦役。
當時，不僅逃避賦役的農民，而且軍隊中的逃兵，逃亡的奴脾，無業的遊民，潛逃的罪犯，以及反封建的“山林之人”等，也有很多遁跡寺院。這樣不但使封建國家失去大量納稅戶，還影響了封建政權的穩定。
顯德二年，柴榮頒佈了對於佛教寺院和僧尼的處理辦法，後周疆域境內所有的寺院，有皇帝頒發的寺額的保留，無者一律廢止。假如一些州縣內，有沒有額度的寺院，就在須廢止的寺院中選規模最大的，給僧尼各留一所。所有已廢寺院的殿堂屋宇，由政府封鎖收管，錢財、衣鉢、糧食、牲畜等就交付原主。今後不論城市鄉村或山林名勝古蹟之處，都不許建立寺院，王公節度等官僚貴族，也不許奏請建造寺院和置壇度人。至於僧尼中願意還俗的，一概聽任還俗，有文武才幹願意出仕的，或者強壯曉勇願意參軍，州縣官吏就要呈報併發，送至京師，以便量才錄用。
周世宗柴榮的這次抑佛運動，對於鞏固其統治是非常有利的。
一方面，可使對封建政府進行不利活動的人不能再隱蔽於寺院中。另一方面，又可將寺院中有文武才幹的人吸收到政府中來。但更重要的是國家由此控制更多的勞動人手，增加了更多的納稅戶。
經過這次運動，還俗的僧尼數目雖然未知，但所廢寺院就有三萬多所，如果每所寺院以五到十人計算，還俗僧尼就約有二十萬左右，這個數目在當時是很大的，這樣一來，國家至少可增加十萬勞動力。不僅如此，柴榮還嚴格限制了人民剃度出家，這就保證了封建政府對勞動人手的控制。
我們知道，封建領主的權力，不是依存於他的地租折的大小，而是依存於他的臣屬人數，後者又依存於自耕農民的人數。通過這次抑佛運動，國家控制下的勞動人手增加，同時相應的納稅戶也增加，因而中央的皇權也大大提高。
另外，在抑制寺院勢力後，錢幣缺乏問題也部分得到了解決。周世宗柴榮下令，將民間的佛像、銅器一起收集上來，政府付錢，然後將這些佛像、銅器銷熔鑄錢。這樣就初步解決了當時錢幣缺乏的嚴重問題，便利了商品交換與經濟交流，促進了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掌握了錢幣制造事業，加強了政府的財政力量，因而皇權也得到了加強，鞏固了政府的統治，這爲周世宗柴榮以後進行的統一事業奠定了基礎。
法制方面
柴榮其實也非常重視國家的法制建設，後周初年，沿用前朝舊的法律，律令往往因文詞簡單而意義難明。而且條目繁多，容易使人發生疑誤，而且刑罰殘酷，部分官員就利用法律的這個缺點進行徇私舞弊。
爲了使“民不陷刑,吏知所守”周世宗柴榮命官員對“五代”刑法進行刪減、註釋、評議，從新制定《刑統》二十一卷，顯德五年七月，正式頒佈大周《刑統》。
作爲全國遵守的統一法律，這就結束了自唐末以來將近百年天下無法可循的局面，也相對制止了“五代”以來武將態意妄爲的現象，後來，《大周刑統》成爲宋朝刑典的的藍本，是宋太祖趙匡胤時期法律制定的基礎。
水利方面
對於水利方面，周世宗柴榮採取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堵塞黃河的決口，柴榮治理黃河的工作對於恢復生產，安定農民生活是很有利的。
其次，是疏通河渠，顯德四年，柴榮命令疏通汁河，北入五丈河。以通山東的水運，從此，齊魯的船隻皆可直達京城。顯德五年，又引黃河水達於淮河，從而讓江淮船隻能通達開封。由於疏通河渠，山東和江淮的糧食貨物，都由水路集中到京城開封。這樣不但使開封更加繁榮起來，同時也加強了中央的財政力量，使它能夠通過潛運來轉運各地貨物，以鞏固封建統治。
因此，宋太祖趙匡胤想遷都洛陽時，大臣李懷忠上書道：東京開封有注渠即汁河之嘈，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萬，以贍百萬之軍，陛下居此指洛陽將安取之可見，疏通潛渠以利潛運，與封建統治有密切關係。
統一方面
柴榮在進行統一大業中，首先收回西北秦、鳳等四州之地，收復了這四州後，該地區人民除應交夏秋兩稅外，其餘後蜀所立的“科率名目，及非理搖役,一切停罷”，這一措施是順應民心的。
接着，周世宗柴榮又把進攻的矛頭指向南唐，他三次親征淮南，完全佔領了淮南東部地區，而其他將領率領的西路軍，攻取了光州等地，同時李重進的部隊又正向廬州推進，所以南唐國土中的江南地區，只有廬、舒、靳、黃四州沒有被後周攻佔。
最後，南唐求和，兩國達成協議，光、壽、廬、揚、泰等十四州，共六十縣，居民一十二萬六千五百多戶，都歸後周，後周與南唐劃江爲界。柴榮將這十四州的苛捐雜稅全部免除，深得民心。
在顯德五年，還分遣使者到廬、壽等州販濟災民，這些措施對安撫新歸附的人民，鞏固新佔領地的統治有促進作用。柴榮還分別聯絡吳越(今浙江和江蘇南部、福建北部)錢氏和荊南(今湖北南部)高氏出兵威脅南唐的東西兩面，在戰略上牽制南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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