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 東漢時期名臣，文學家、書法家，才女蔡文姬之父。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千百年來，蔡邕在後人腦海中的記憶關鍵詞大多都是蔡文姬之父，或者和“滿村聽說蔡中郎”所提到的民間話本、故事中的蔡邕形象劃等號。但這兩個人物記憶點，前一個是附屬於蔡文姬的扁平符號，後一個倒是有了屬於自己的故事，但卻被塑造成了一位爲追求權勢和名利不顧父母、拋棄糟糠髮妻的漢代陳世美形象。
那麼蔡邕其人到底是如何呢?蔡邕生活在東漢末年，順帝時期出生，漢獻帝初平三年因爲董卓之亂死在監獄之中。這一時期正是東漢王朝垂死掙扎的最後時光，在蔡邕晚年時，東漢朝廷已經岌岌可危朝不保夕，距離蔡邕死亡不足三十年，只剩空名的東漢王朝被曹魏所取代。蔡邕生活的年代是末日亂世，無論朝堂還是民間，皆被濃重的陰影籠罩，風雨飄搖。
一、博學多識，才能卓著
蔡邕是一位博學多識的全才型人物，不但在史學、經學、文學、書法、音樂等多個方面都有所涉獵，而且還門門精通且有所成就，其所著詩、賦、碑、誄、銘、贊、連珠、箴、吊、論議、獨斷、勸學、釋悔、敘樂、女訓、篆藝、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在蔡邕一生所涉獵過的所有領域中，蔡邕最專注、最希望有所成就的方面是史學。他一生中的最大追求是續寫漢史，成就一代大典。蔡邕對史學的濃厚興趣受老師胡廣的影響較大。傳道授業解惑的老師自古以來都在學生的人生中舉足輕重，影響深遠。
他們的作用並不僅僅是傳授知識，他們本身的喜好在學術上的觀點、態度都會在有意無意中通過言談、行動表現出來，在潛移默化中影響着學生的興趣、愛好，乃至價值觀、世界觀的形成。蔡邕的老師胡廣是當時的名士，雖然少年孤貧，卻沒有因爲生活的苦難放棄對知識的汲取，他“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也是一位博學之人。
後來胡廣通過察孝廉被推舉到京師，從此正式進入朝堂，歷事六帝，一生優寵，身居高位多年。正是因爲一直身居朝堂的優勢，胡廣對朝廷的各種章程制度都頗爲了解，曾經註解過王隆的《漢官解詁》。除了各項典章制度，胡廣在史學研究的其他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蔡邕在史學上的才能，也是得到胡廣的發掘與培養。
蔡邕專門記錄典章制度的《獨斷》一書中，有許多胡廣在史學研究上的痕跡，明確顯示出胡廣在史學方面對蔡邕的重要影響。除了直接的傳授與指導，蔡邕本身的能力和對史學的興趣也讓胡廣很滿意，臨死前在衆多的弟子中選擇了蔡邕，將自己一生在史學上的研究資料與成果全部都交給了當時還是一介布衣的蔡邕。
而蔡邕在老師胡廣的研究基礎之上，又潛心史學研究二十多年，蔡邕和胡廣一樣，也尤其擅長典章制度方面，有專門論述典章制度的《獨斷》流傳後世。熹平年間蔡邕被選入東觀校書，蔡邕爲了一展所長，便和盧植、韓說等同在東觀的同事一起着手《後漢記》的撰補工作，可惜撰補工作剛開展不久，蔡邕就遭遇了金商門之禍。
在下獄之後被流放朔方，史書的撰補工作被迫中斷。爲了能繼續修史，並保存已經取得的史學成果，蔡邕在被流放時曾經“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漢靈帝在看到蔡邕所作的示意之後，竟然收回了流放蔡邕時所下達的“不得以赦令除”的詔令。因此蔡邕在被流放的第二年就會逢大赦，從流放地歸還自己的家鄉。
通過此事可以知道蔡邕在史學方面的才能不可小覷。只可惜因爲戰亂等原因，最耗費蔡邕心力的各種史學著作，在流傳過程中大都湮沒不存，令人嘆惋。
雖然蔡邕一生醉心史學，但他在後世影響最廣、最深遠的卻是碑銘文。蔡邕的碑銘文不但數量多，佔蔡邕所有流傳作品中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質量極高，經受住了當時和歷史的評判，《文選》在碑文一類中共選擇了四位作者的五篇文章，其中蔡邕一個人就被收錄了兩篇碑文。
李兆洛的《駢體文鈔》中共收錄了五位作者撰寫的碑文，蔡邕是其中一位，被收錄了四篇碑文。蔡邕之後，無論何人何時、因何原因研究或學習碑銘文，蔡邕都是一個絕對繞不開的名字。蔡邕雖然認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但他對辭賦書畫卻無一遺落，全都擅長。
首先在辭賦方面，根據現存的資料，蔡邕留存到現在的作品共有十七篇，其中以《述行賦》、《青衣賦》和《釋悔》三篇最爲完整。蔡邕的辭賦作品雖然數量不多，但包含的題材很廣，有詠物、敘事、懷古、諷今、婚姻、愛情等等，極大地拓寬了漢賦的選材範圍，尤其是蔡邕的《彈琴賦》、《筆賦》、《彈棋賦》等幾篇詠物小賦。
選取的都是文人日常生活中的小物件，表達的也是蔡邕自己的小情趣，曾經氣勢煊赫的漢賦，在蔡邕手裏開始變成抒寫自己生活情趣的文學工具。琴在中國文人的傳統認知裏是唯一一種不入歌舞場所、彈奏時不和其它樂器相混雜的，純文人彈奏的高雅樂器，在一定程度上，琴和美玉一樣成爲君子的象徵。
“解音聲”、“妙操音律”的蔡邕最擅長和喜愛的樂器就是琴，他的辭賦作品裏有一篇專門描寫琴、名叫《彈琴賦》的詠物小賦。桓帝時期，遠在陳留家鄉的蔡邕因爲擅長彈琴而被廣爲傳頌，名聲甚至傳到京師之中，被當時擅權的宦官五侯聽說，慫恿漢桓帝招蔡邕進京彈奏。
另外蔡邕除了擅長彈琴，也擅長聽琴。據傳說，蔡邕還在家鄉時有鄰居宴請他，當蔡邕走到鄰居家門口時，正好聽到屋內有人在彈琴，蔡邕聽出琴音中暗藏殺意，心驚之下轉身回家。後來和彈琴者溝通之後才知道琴聲中含有殺意的原因：當時彈琴者在演奏時，正好看到有隻螳螂在捕蟬，而蟬正振翅欲飛未飛，彈琴的人很擔心螳螂捕食失敗。
心中焦急，殺意在彈琴人無意識時在琴聲中一閃而過，被聽琴知意的蔡邕敏銳地覺察出來，這種造詣應該不輸於他之後的“曲有誤，周郎顧”的三國周瑜。與普通好琴的文人不同，蔡邕除了彈琴聽琴，還親自制作琴，並編寫琴曲。
蔡邕在流亡吳地時，見到有人正用梧桐木作燃火的柴火，他根據火中梧桐在燃燒時的聲音，斷定這是一塊制琴的好木料，得到主人允許後將這塊梧桐木從火中搶救了出來，然後用這塊梧桐木製作出了琴聲優美的好琴，因爲制琴的梧桐木尾部被大火燒焦，所以這牀琴被稱爲焦尾琴，在歷史上名聲極響。
《太平御覽》中還記載了一個有關蔡邕編制琴曲的小故事：“(蔡邕)以嘉平元年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五曲，曲有幽居靈蹟，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融，王元，董卓等，異之。”。與蔡邕的其他作品一樣，蔡邕在音樂上面的作品也在流傳過程中散失了，唯一流傳下來的音樂作品是《琴操》。
《琴操》這本書主要收錄了漢代民間流行的、哀傷類的琴曲，是後世研究漢代琴曲歌辭的重要文獻。蔡邕還擅書法，他是當時著名的書法家，擅長篆書和隸書，尤其以隸書中的八分最受當時人和後世推崇。唐朝時蔡邕被推崇爲隸書的“八分之祖”，他的隸書成爲唐代人學習的主要對象，對唐隸的發展影響深遠。
他還自創了飛白書體，不僅在書法上產生影響，還直接影響了我國傳統畫法中枯筆筆法的形成。熹平石經上的文字就是蔡邕親手所書，在往來觀摩石經的人羣中，有許多並不單純是爲了瞭解官方認定的六經原文，還有欣賞、臨摹蔡邕書法的因素。同時蔡邕還很擅長分析總結，著有《篆勢》等書法理論名章。
他在書法創作上見解精闢獨到，是中國書法史上的瑰寶。在作畫上也非常有見解，但是因爲沒有畫作流傳下來，所以他在這方面的才能被後人忽略了。唐代的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提到過蔡邕擅畫：“邕書、畫與贊，皆擅於代，時稱三美。”
蔡邕在作畫上的水平已經可以和他的書法媲美，水準必然不凡。同時《太平御覽》中也有蔡邕擅畫的零星記載，漢靈帝曾經下詔讓蔡邕爲赤泉侯楊喜家的五世將相作畫，能被皇帝選擇畫人像的蔡邕，必然具有與榮耀相當的作畫能力。
二、思想以儒爲主，儒道互融
儒家思想充斥的社會環境、秉持儒學教誨的恩師，自幼研讀的儒學典籍將儒家思想深深烙印在蔡邕的思想之中，影響了他一生之中的許多選擇。與崇尚自然、無爲的道家思想相比，儒家思想的最大特點是入世，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遠大抱負。儒家思想薰陶下的傳統文人追求的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
建寧三年，蔡邕進入司徒橋玄府中，以此爲起點開啓了他人生中的仕途歷程。爲官只是條件，儒家思想對士子的終極要求是“兼濟天下”，蔡邕一直恪守這一原則，力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到責任，做出貢獻。
在這次仕途旅程中，在儒學“兼濟天下”的目標指引下，蔡邕爲挽救日趨衰落的經學，聯合和自己一起在東觀校書的其他同事一起上書靈帝，希望可以正定六經文字，對當時穿鑿附會、去聖久遠的儒家經典進行一次整理，一次勘誤。
得到靈帝許可之後，蔡邕親自謄寫整理後的六經文字，然後讓工匠鐫刻在石碑之上，立在太學門外，即歷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經。正定六經文字，刊刻熹平石經的舉動從出發點到最終結果，都完全是爲了儒家思想的繼承和傳播，他是儒家思想的忠實信徒。
到東漢中後期，外戚和宦官輪流把持朝政，身爲臣子卻不敬君主已經違反了儒家的禮制，他們爲了鞏固自己的勢力，減少士人在尊卑秩序方面對他們的抨擊，儒家的禮制思想被刻意壓制，禮的作用和影響逐漸減弱。但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蔡邕卻有着濃重的禮制觀念，爲了維護和重興儒家的禮制規範竭盡全力。
他面對東漢末年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內心像當年尊崇周禮的孔子一樣希望能夠“克己復禮”，重建漢代的禮制。他苦心孤詣地編寫了《獨斷》一書，記錄整理了漢代的各種禮儀規範，並且針對漢代的皇后沒有諡號，只能根據皇帝的諡號加以區分的現實情況，創造性地提出爲皇后擬定諡號的做法。
就像禮官根據前任皇帝的德行、政績、言行等，爲先皇選擬具有褒貶含義的諡號一樣，也應該根據皇后生前的德行情況爲她擬定諡號。這種做法，一是可以讓後人通過諡號就能對這位皇后一生的德行、作爲有個大概的瞭解。除此之外，蔡邕在禮制方面的另一個貢獻是他寫作了《月令章句》。
月令是中國古代帝王根據氣候、物候安排農業生產、生活的政令。《月令》是《禮記》中的一篇記載節序時令的文獻。它是把農曆一年中的十二個月按照春、夏、秋、冬劃分爲四時，然後再細分四時中的每一個月，使人們能夠根據每個月的氣候和主宰這個月的神靈的特點，來安排農業生產生活。
這篇文獻不但體現了古人順應天時的思想，同時也是儒家禮制思想的一部分，因此蔡邕在月令這方面着力甚多。爲了使當局推行的月令和現實生活更爲契合，讓百姓能更好地按月令安排農業生產，蔡邕在寫作《月令章句》時以符合儒家禮制規範爲主導思想。
在精心研究《周禮》、《左傳》等前人著作中，有關月令方面的記錄的基礎上，綜合當時推行的月令的制定方法和特點，博採衆長，精益求精。雖然儒家思想自漢武帝開始，就一直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但單純的、只認可儒家思想的文人士子並不常見，中國古代的文人在思想上多多少少都會有儒道互融的痕跡。
因爲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中國古代文人眼裏，從來都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而只是在影響力有弱與強的區別。況且儒家思想中也有些道家思想的影子，儒家聖人孔子曾經向道家鼻祖老子求道，也曾經說過“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的話。而隱逸一直以來都被認爲是道家思想最突出的特點之一。
自幼學習儒家經典的蔡邕，思想中也有着許多道家思想的成分。蔡邕接受道家思想的影響，一方面是因爲在東漢中晚期，儒家思想的在思想界的絕對控制力下降，道家思想的影響力日漸增強，生活在其中的蔡邕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另一方面是受到身邊人的影響。
首先在蔡邕的家族中有學習道家思想的傳統。蔡邕的六世祖蔡勳“好黃老”，在王莽建立新朝之後，拒絕王莽授官，帶着家屬隱居山林，將道家的隱世觀念貫徹的很徹底，蔡邕的父親蔡棱“亦有清白行”。中國古代十分重視家風傳繼，講究家學淵源，由蔡勳到蔡棱可以看出蔡氏家族一直有修習黃老思想的傳統。
除了本家，蔡邕的外祖家也有人深受道家思想影響，蔡邕的舅舅袁滂“純素寡慾，終不言人之短”，雖然人在朝堂，卻沒有表現出很強烈的進取心，不太計較名聲利祿的得失多寡，是一位獨善其身、頗有道家風采的人物。蔡邕少年時期與這位舅舅“朝夕遊談，從學宴飲”，關係匪淺。
蔡邕在與袁滂的交往中，必然在耳濡目染中接受了道家學說的影響。除了受道家學說影響的親友，在與蔡邕交往的人中間，也有許多人深受道家思想影響。這裏就不再一一列舉了。後來蔡邕拒絕了五侯的徵召，在五侯得勢的時期內返鄉。
回鄉後的蔡邕“閒居玩古，不交當世”，並在不久之後寫作了《釋悔》一文，蔡邕借文章中的胡老之口，表達了自己對需要謹小慎微，禍福不受自我掌控的仕宦生活的不認同，對儒家的積極用世精神有所懷疑，轉而用自然、無爲的道家思想排遣自己內心的苦悶，追求內心的寧靜和精神的自由，開始了一種抱璞優遊，“揚衡含笑，援琴而歌”的自在生活。
三、總結
動盪、黑暗的東漢社會，儒道思想的彼此交鋒，家學傳統，親朋影響，共同造就了蔡邕的獨特人格。想要獨善其身，卻放不下兼濟天下的抱負;重情重義，最後卻爲此所累;崇明尚節，卻被迫出仕;性格平和雅正，卻內心火熱，感情激烈。就如魯迅所說，蔡邕“並非單單的老學究，也是一個有血性的人”。
他有自己的思想、愛好、價值標準，他的一生雖然坎坷，歷經磨難，但他一直按本心而活。撥開時間的濃霧，曾存在於歷史中的蔡邕始終是一個有血有肉、有着自己的悲歡離合的普通人，他身上的光環與污名都源於他的個性，源於他自己的每一個選擇，他一直紮根在自己的時代，未曾脫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