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難第一功臣姚廣孝：身披袈裟的和尚，又被稱爲出家人，這種人應當是遠離塵世，不理紛爭，潛心佛門，誦經修行，以成正果。可在中國，有些事情就是怪，佛門經常與官場攪和在一起。有的最高掌權者放着好好的皇帝不當，偏要捨身事佛，如梁武帝蕭衍。他迷信佛教，著佛書數百卷，大肆興建寺廟，自己吃素食，斷葷腥，絕女色，早晚都要到寺廟禮佛講經，還幾次入寺做和尚，急得大臣拿出四億錢將其贖回，最後也未能修成正果，活活餓死。武則天也當過尼姑，後來從尼庵直接選入皇宮，但她的佛教情結始終未斷，又將自己的姘夫安排到寺廟落腳，也不顧佛門戒色的清規戒律。朱元璋就是和尚出身一躍成爲皇帝的，上行下效，明朝有些和尚也就特別熱衷權勢，如姚廣孝。
姚廣孝十四歲時便出家了，法名道衍。他本來應該遠離紅塵，去那深山古寺，伴着黃卷青燈，度過那誦經坐禪的冷寂生涯。可他偏偏是個極不安分的角色，熱衷世務，追逐功名，周遊於聲色繁華之地，出入於王侯將相之家。
當時的明王朝處在一個極爲敏感的歷史時期。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在當上皇帝之後，有鑑於元朝強臣跋扈、皇室內部爭奪激烈以致傳國不久的教訓，採取了兩個對策。一是大肆殺戮功臣，免得這些人在他死後爲非作歹。他晚年兩興大獄，被殺的文臣武將達三萬餘人，當年隨他起事、立過殊勳的故舊幾乎被誅殺殆盡。一是大肆封王建國，將他的兒子全都封到各地爲王。他一共有二十六個兒子，除長子朱標被立爲太子、另外兩個兒子早死外，其他二十三個兒子，都有一個不小的封國。他們在自己的封國之內，有臣僚，有武衛，儼然是一個個小皇帝。朱元璋以爲，待他死後，太子朱標繼位，坐鎮京師，居中統攝，其他衆兄弟各守藩國，四方拱衛，朱氏的江山便可牢如鐵桶，安如磐石了。哪知他精心培養的朱標卻是個短命鬼，竟然先他而去。爲了避免衆多兒子由於覬覦大位而起紛爭，朱元璋乾脆撇開兒子一輩，而將朱標的長子、他的長孫朱允立爲皇太孫。父死子繼，他這麼做也不能說沒有根據，他以爲這樣一來兒子們當無話可說了，殊不知，這卻種下了禍根。一場皇位之爭在暗中醞釀着。
姚廣孝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認識了朱棣。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由於上面三位兄長已死，他便排名最前。他生性堅毅沉雄，足智多謀，在打江山的年月，他立功最大，名望最高，還頗爲朝野所推重，連朱元璋對他也另眼相看。立國以後他被封爲燕王，朱元璋將消滅元朝殘軍、守衛北部邊境的重任交給了他。
朱棣也聽說過姚廣孝的大名，見面時便打趣要同姚廣孝對對聯，他出了個上聯：“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即冰字）”，這完全是文字遊戲，姚廣孝對的是：“世亂民貧王不出頭誰做主”，這話可就大有深意了。朱棣心領神會，便向他請教國事，姚廣孝便直接向朱棣勸進，說：“大王骨相非凡，英武冠世，如今諸王各懷異心，皇太孫柔弱，願大王善自珍重。如若大王能令老僧隨同至燕，老僧一定奉送一頂白帽加於大王頂上。”
“王”字上面加一“白”，便是皇帝的“皇”字。朱棣即將他視爲知己，將他攜至北平，可他卻又不願做官，依然是身披袈裟，胸垂念珠，一副僧人打扮。朱棣也只好由他，便在王府旁邊特地給他建了一座慶壽寺，從此他便成了王府的座上客、朱棣的心腹謀臣。
朱允炆登基後，輔佐大臣黃子澄、齊泰等提出要辦的第一件事便是削藩，而且動手很快，衆多藩王被廢黜爲庶人，其中湘獻王嚇得自焚而死。朱棣不免驚恐，向姚廣孝請教對策，姚廣孝力主起兵奪權，一場叔侄之間爭奪皇位的鬥爭至此拉開，史稱“靖難之役”。這一仗打了三年，姚廣孝雖然沒有親臨前線，但戰場大事，如是攻是守，是進是退，朱棣全都派人向他請教，他是朱棣主要的謀士。到了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朱棣大軍進入南京，七月即皇帝位，這便是大名鼎鼎的明成祖了，由於他年號爲永樂，又稱永樂皇帝。
至此，姚廣孝所說的“戴白帽”終於應驗。他自然也就成了朱棣的第一大功臣，被授以資善大夫、太子少師的官職，他那個“廣孝”的名字，也是由朱棣此時賜給的。但朱棣同他談話時，並不稱他的名字，而是以“少師”的官銜相稱，以示敬重。本來朱棣還命令他留髮還家，他沒有答應，平時還是居住在寺廟裏，上朝時是官服官帽，退朝後依然一襲袈裟，終身保持着亦官亦僧的特殊身份。
同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大批輔佐朱允炆的大臣，如齊泰、黃子澄、方孝孺、鐵鉉等，在這場帝位的更迭中，由於始終忠心耿耿於朱允，最後都難逃一死。在這種皇權易手之際，臣下的選擇實在是十分艱難的。這批人的命運，也正如本書書名所述—險象環生。
在這種改朝換代之際，處境最爲尷尬的便是那些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以君臣大義及倫理綱常爲安身立命之本、出處行藏之則的臣下。拉旗造反的頭兒們，如劉邦、楊堅、李淵、黃巢、趙匡胤、朱元璋、李自成等倒是無所顧忌，成者王侯敗者寇，豁出命去賭一場。亡國之君們，如劉禪、孫皓、陳叔寶、李煜、趙佶、趙桓、朱由檢等，更是別無他法，氣數已盡，在劫難逃，只好拱手將江山讓給別人，至於自己的生死存亡，節烈點的以身殉國，如朱由檢，但幾千年也只有他一人而已；其他人則是聽天由命，完全將自己交由新主子安排。老百姓更是無所謂，自古以來，只有所謂“忠臣”，沒聽說有什麼“忠民”，無論誰掌權，他們都是耕田種地，當差納糧。掌權者管得鬆點，他們能吃上口飽飯，過上安生的日子，他們便是順民；被掌權者逼得活不下去了，就揭竿而起，便成了亂民。唯獨臣下，一個“忠”字，如同思想和精神的緊箍咒，牢牢地控制着他們。“一臣不事二主”，這是臣下必須奉行的一個基本原則，至於這個“主”是個什麼樣的，是昏是明，是殘是暴，可以不必管他；而在這個“主”的統治之下，老百姓是死是活，更是無須放在心上。原來所謂的“忠”，只是忠於君，忠於上，而非忠於民，忠於下。如果那些被暴君壓迫得活不下去的老百姓膽敢犯上作亂，臣下就得毫不留情地加以鎮壓、扼殺。幾千年來，幾乎所有的臣下都是這樣做的，似乎唯有如此才能得到官方和正統史學的肯定、讚揚；如果有人對造反的百姓表示同情，甚至起而響應，那就是亂臣賊子，就會被官方和正統的史學所否定，遭到口誅筆伐。
但是，明朝的這場皇位之爭有點例外。鬧得不可開交的雙方，原本是一家人，這可讓臣下如何是好？方孝孺等人只承認既成事實，選擇了維護舊主。當時做這種選擇的，有一大批人，僅李贄在《續藏書》中以“遜國名臣”名目開列的，有名有姓的就有約兩百人，尚有四百餘人沒有留下姓名；據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株連而死的竟多達兩千餘人。因爲一個孱弱的皇帝，竟然有那麼多人付出了生命，也真令人驚心動魄！但也有些人做了另一種選擇，即擁立新主，除姚廣孝外，還有不少是明惠帝所倚重的大臣。當朱棣打到南京時，開門迎降的便是原來受命討伐朱棣的大將軍李景隆。這是一種地地道道的背叛，但《明史紀事本末》也沒有將他列入奸臣名單。
同是一個時代的人，都堪稱是當時的精英，身後之名都不差，但生前的遭遇卻是天地之判，爲什麼呢？原來，即便在同一個時代，可供選擇的人生道路也是千差萬別的。就這個意義而言，我們前面所說的，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只需要奴隸，不需要英雄，也是不準確的。任何時代，都可能既出英雄，也出豎子；既出大賢，也出大奸；既能得福，也會受禍。不同的時代，造就了不同的人；同一個時代，也可以造就不同的人。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去認識時代，如何去適應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