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是由“典型人物”組成的。史官們一直在先驗地貫徹江青同志的指示，不寫“中間人物”，只塑造神或者鬼。構成“神”系列的是文武周召、孔孟程朱，天縱神聖，完美無瑕，構成“鬼”系列的是夏桀商紂、秦始皇、曹孟德、秦檜，頭上長瘡，腳底流膿。在這些“鬼”當中，隋煬帝楊廣是面目最醜惡的一個。這個古今惡人排行榜中的TOP1幾乎集中了人類所能有的全部邪惡品種：淫蕩、貪婪、狡詐、陰險、自私、冷血、殘暴、血腥、昏亂……他犯下了幾乎人類所有能犯下的罪行：“謀兄”、“淫母”、“弒父”、“幽弟”、“逆天”、“虐民”……
事實上，從唐代開始，就不斷有歷史學家一再指出，所謂“好色”、“淫逸”、“淫母”、“弒父”，絕大多數都是由野史作者們強加在隋煬帝頭上的，在正史中並無證據。如果認真閱讀那些經得住推敲的史料，我們會發現，楊廣其人其實是一個相當雄才大略也相當勤奮敬業的君主。他十四歲與江南大族之女蕭氏結婚，直到他去世，始終與元配如膠似漆，情投意合。象他這樣感情專一的君主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多見。他曾把南朝滅亡的原因歸結爲“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在位十四年，這個精力充沛的男人呆在宮中時間只有四年，其餘大部分時間是花在巡遊的路上。他一生勤於政事，可謂一個宵衣旰食的工作狂。他開鑿大運河，真正的目的是爲了溝通剛剛統一不久的南方和北方，鞏固國家的統一。他攻打高麗，也是爲了消除邊境的威脅，保證亞洲朝貢體系的完整。事實上，在他統治的前半段，功業相當輝煌，雖然隋煬帝連續四次大赦天下，多次普免錢糧，可是財富仍然滾滾而來，人口不斷高速增長。資治通鑑說：“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然而，很不幸，雖然關於隋煬帝的野史傳說是那樣的荒誕不稽，漏洞百出，卻被我們這個民族津津樂道了千餘年。他的半生功業，卻很少有人提起。這當然部分是因爲成王敗寇，牆倒衆人推。然而，更重要的卻是隋煬帝其人的性格和氣質，與我們這個民族的偏好反差太大。
隋煬帝最爲傳統史家所厭惡的，是“多欲好動”。隋煬帝繼承了隋文帝留給他的安定富足的統治基礎，卻不以“守成”爲滿足。他“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希望建立一個“兼三才而建極，一六合而爲家”的王朝，在歷史上寫下自己偉大的名字，成爲“子孫萬代莫能窺”的千古一帝。爲了在有生之年完成這一理想，在他統治期間，幾乎沒有一天停止規劃和改革，沒有一天不在興建工程、外出巡視和進行戰爭。遷都洛陽、開鑿運河、重修長城、招徠四夷，每一個舉動都是驚天動地。同時，因爲好奇心強，探索欲盛，他一生做了許多其他帝王沒有做或者不敢做的事。他率十幾萬大軍穿越海拔近四千米的祁連山大拔鬥谷，是中國曆代帝王中唯一一個到西部旅行的人。他對外部世界充滿了好奇，“召募行人，分使絕域”，遣使遠至中亞，波斯等地，收集了“瑪瑙杯”、“獅子皮”、“火鼠毛”、“五色鹽”等而返。對南方煙波浩渺的大海他也十分神往，曾三次派人前往那時還是未知島嶼的臺灣探險。
所有這一切，都觸犯了傳統文化之大忌。中國文化是世界上最恐懼慾望和敵視慾望的文化之一。中國文化的底色是貧困，數千年來一直在貧困和人口壓力中掙扎的這片土地確實承載不起太多的慾望。荀子說：“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無爭。爭則亂，亂則窮。”“慾望”、“多求”和“好動”一直被認爲是引發社會不安定的危險因素。爲了“牢籠天下、防止競爭、預防混亂”，中國文化敵視慾望。朱熹就曾斷然說：“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慾也。”也就是說，滿足自己的溫飽是一個人的權利。不過，在達到溫飽之後還奢求美味，那就屬於罪惡了。貧困文化是一種沒有進取心的文化。“改革”、“興作”在中國文化中，都是極其危險的詞彙。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政治的精髓是保持穩定，穩定高於一切，省事優於一切，“清靜無爲”是最高的政治追求。如果能把社會束縛在固定的軌道上，使天下世世代代一成不變地按照聖人規定的禮法原則運轉，那是一個王朝最理想的政治狀態。現實即使千瘡百孔，多一事也永遠不如少一事，拖延和不作爲是保證危機不爆炸的最好辦法。不興革，忌擾民，是傳統政治的一個重要原則。雖然在隋煬帝登基之際，大隋王朝的財政實力居歷代之冠，“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雄厚的財政基礎，使他有理由認爲大隋王朝的富足應該被利用起來，爲整個帝國謀得更大的利益，但這並不能成爲傳統文化原諒隋煬帝的理由。
因此，我們這個民族對隋煬帝的厭惡，不僅僅是因爲他的失敗，更是因爲他的性格和氣質與主流文化的相剋。因此，我們對他的厭惡，不僅僅是意識的，而且是下意識和潛意識的。這就是爲什麼隋煬帝比秦始皇受到歷史更不公正待遇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