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了一篇關於徐光啓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一、
1619年，明朝上演着衆生相。
薩爾滸的狼煙未散，努爾哈赤志得意滿，大肆兼併遼東土地，束髮的漢人狼奔豕突，彷彿世界末日。
李自成尚未成年，不知明日在何方。
張岱在紹興學琴，半年內就把《雁落平沙》、《胡笳十八拍》練的滾瓜爛熟，即將開始鬥雞走馬的荒唐人生。
衆生不知今夕是何年。
同年，一艘載有20餘名傳教士的大船，在澳門靠岸。鄧玉函、湯若望......都是學問深厚的傳教士。
日後的史書中，都將記錄他們的名字。
傳教士金尼閣將帶領他們，在中國傳播歐洲的新科技、新學問，順便吸納中國人加入天主教。
而比學者們價值更大的，則是隨船而來的7000冊書籍。這批書籍幾乎囊括了所有的歐洲古典名著，和文藝復興以後的科技、哲學成就。
據金尼閣估計，這批書籍價值1萬金幣。
他們將在中國修建一座巨大的圖書館，用來存放攜帶而來的7000冊書，並召集人手全部翻譯成中文。
文明聖火在此刻傳遞。
彼時，歐洲已經擺脫中世紀的黑暗陰霾，走上一日千里的道路，工藝技術大大超越東方古國。
從意大利佛羅倫薩開啓的新風尚，迅速席捲歐洲......他們從工商、貿易、技術到生活用品，幾乎全都力求更新。
新科技發明源源不斷地從這裏流出。
商業繁榮讓城市生活蒸蒸日上，文藝復興又把亞里士多德、歐幾里得、托勒密等人的科學理論介紹給普通市民。
再加上的科技發明，讓歐洲有了巨大推動力。
如今，它來到中國。
二、
對於世界變化，中國人也不是一無所知。
徐光啓看得很清楚。
1562年，他出生在上海縣法華匯，埋首書房苦讀多年，爲維持生計做過私塾先生，交往的也是董其昌等同鄉才子。
32歲時，徐光啓爲了謀求出路，不得已南下廣東韶州任教，並結識了耶穌會傳教士郭居靜。
新世界的大門就此打開。
他第一次知道在程朱理學之外，還有數學、天文、水利......這些學問幾乎都是關乎國計民生的實學。
1603年，也是中進士的前一年，徐光啓爲了學習西學，接受洗禮加入天主教，獲得教名保祿。
在晚明西學東漸的風潮中，徐光啓堪稱國士。
他與利瑪竇合作翻譯了《幾何原本》和《測量法義》，把西方世界最先進的數學邏輯引入中國。
又向熊三拔學習西方水利，翻譯出《泰西水法》。
還有紅薯和《農政全書》。
中原種植的水稻一畝只能產幾石糧食，而從美洲跨洋而來的紅薯，經過徐光啓試種培育，能達到畝產數十石。
有多少糧食，就能養活多少人口。
適應了中國土壤的紅薯和馬鈴薯、玉米，再加上《農政全書》的科學方法，大大增加了國人的糧食產量。
清朝的人口大爆炸，與此不無關係。
明朝的天文曆法使用《授時歷》，自忽必烈時代成書已經過去近400年，已經很不準了。
可朝廷困於祖制，不允許重新修正曆法。
崇禎二年，徐光啓說：“西方曆法最爲精密，不如用西方的方法重新修正。”
於是，就有了《崇禎曆書》。
徐光啓首次介紹了地球的經緯度概念，並提供了第一個全天性星圖......這套曆法後來被清朝直接繼承下來。
那時的明朝雖然已經落後。
但學者們從未有天朝上國的愚昧，反而積極向西方探索求學，投入世界交流的大潮之中。
立於潮頭的第一人，是徐光啓。
三、
1620年，金尼閣和傳教士帶着7000冊圖書來到北京。
他已經聯繫了徐光啓、李之藻、王徽等學者，希望能共同翻譯出版這些書籍，把西方學問全部移植到中國。
這本是一次完美的中西對接。
如果翻譯計劃能夠順利完成，以後的歷史可能是另一個樣子。
向達先生說：
“比之玄奘求經西竺，蓋不多讓。”
可惜，時事不允許。
明軍在薩爾滸兵敗後，緊接着萬曆皇帝去世、魏忠賢專權、陝西饑民起義......國事一天比一天糜爛，中國再也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徐光啓也沒有固定的職務。
或被同僚排擠、或被魏忠賢黨羽彈劾、或督練軍隊，翻譯書籍的事就一天天的耽擱下來。
1628年，金尼閣在杭州去世。
1633年，徐光啓也病逝於北京。
“西學東漸”的龐大計劃就此流產，除了李之藻、王徽等人翻譯出一小部分以外，大部分書籍都散落在時光深處。
它們只留下一個淒涼的名字：金氏遺書。
1644年，滿清入關。
八旗鐵騎的屠刀以“剃髮易服”開路，在中原各地掀起腥風血雨，無數大城市被殺的雞犬不留。
隨後又是數十年的拉鋸戰。
百姓流離失所，士大夫惶惶不可終日，晚明積累起來的西學人才出現斷層。
比如方以智。
他對西方的哲學、科學研究水平相當高，尤其是光學研究又領先於時代，寫出《物理小識》等著作。
可在亂世中顛沛流離多年，不得不出家避禍。
比如宋應星。
一生研究農業和手工業，終於把各種技藝整理完成，編著《天工開物》。明朝亡國後，宋應星不願出仕滿清，隱居於鄉野。
再加上持續不斷的“文字獄”，學者終究不敢發表任何新觀點、新學術，只能埋首於故紙堆，做些尋章摘句的學問。
歷史曾拋出橄欖枝，學者也做過努力。
卻敵不過天意。
四、
1792年，英國任命馬嘎爾尼爲使者，正式訪問清朝。
龐大的使團中有數學家、藝術家、醫生......他們帶着科學和藝術的書籍、大型船模、先進武器，希望和清朝開展貿易交流。
可他們來到承德避暑山莊時，心都涼透了。
馬嘎爾尼和使團成員把前膛槍、望遠鏡、地球儀呈送給乾隆皇帝時，只換來輕飄飄的一句話：
“所稱奇異之物，只覺平常耳。”
在皇帝眼中，這不過是些有趣的玩具而已，又能有什麼用呢?
而滿洲是以騎射立國的。
福康安也看不起西學。
英國衛隊表演了線性步兵、三段式射擊等戰術後，福康安輕蔑地撇撇嘴：“我看也罷，不看也罷，火器也沒什麼稀奇的。”
他不知道的是，英軍的火器和戰術早已風靡歐洲，把縱橫馳騁的騎兵打的落花流水。
而在滿洲入關前，明朝學者都十分注重火器。
徐光啓積極改造火炮技術，又注重引進西方的火炮，甚至對火炮攻城、步騎炮結合的戰術都有研究。
他的弟子孫元化更是火器專家。
可學者個人的努力，又怎能敵得過經濟崩潰、祖制僵化的大勢?
他們沒有挽救明朝的國運，學術也沒有被後人繼承，只是匆匆的來了又走，給時代留下一個落寞的背影。
哎，一聲嘆息。
五、
1601年，在萬曆皇帝的允許下，利瑪竇獲得長住北京的權力。
僅僅幾年後，就吸引了幾百人加入天主教，其中最有名的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號稱“聖教三柱石。”
有了“三柱石”的幫助，天主教迅速發展。
上達內閣首輔、下至平民百姓，無不服膺於利瑪竇的教誨。
他們是在學習天主教嗎?
不是。
據當事人留下來的記載：每當利瑪竇傳播天主教的時候，衆人都無精打采哈欠連連，一旦講述西學，纔會振奮精神。
他們接觸利瑪竇，是要學習科技理論的。
傳播了廣泛而精深的西學知識後，利瑪竇也被尊爲“西儒”，衆人言及必稱之爲“利子。”
這個地位是很高的。
1610年，利瑪竇病逝於北京。
按當時的習慣，西方傳教士去世後應該安葬到澳門。然而經過內閣首輔葉向高奏請，萬曆皇帝賜利瑪竇葬於北京的滕公柵欄。
他是首位葬於北京的西方傳教士。
當時有人問葉向高：“外國人從來沒有賜葬京師的，葉先生爲什麼對利子這麼好呢?”
葉向高說：“遠近來賓的道德學問，從未有人如利子一樣高深的。就算只翻譯《幾何原本》，也足以配得上皇帝賞賜。”
這本書就是利瑪竇和徐光啓一起翻譯的。
無論葉向高、利瑪竇、金尼閣或是徐光啓，都流露着一種對知識的渴求，以及對學問的尊重。
而能守護學問的，唯有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