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並非始終是一個閉塞的王朝。明成祖朱棣曾派鄭和率寶船“七下西洋”，堪稱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也是中外交流史上的盛事。但由於倭亂等問題，明朝之後又幾度實行海禁。嘉靖年間尤甚，甚至到了閉關鎖國的境地，外國人無法輕易入境，中國人也不得西行。
徐光啓石像
與此相對，同時期的歐洲迎來了“大航海”時代，各國爭先恐後地前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在這樣的背景下，耶穌會來到中國，開啓了一次浩大的文化交流與碰撞。而作爲當時勇於突破傳統觀念、敢於擁抱新世界的中國知識分子代表，徐光啓在“新世界”的經歷與執着，值得後人細細品味。
一張地圖
帶來一個更廣闊的世界
徐光啓於嘉靖四十一年出生於松江府上海縣，官至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他不僅爲明末重臣，還被譽爲“中西文化會通第一人”，爲西學東漸、中西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
徐光啓接觸西學、認識新世界的契機是一張世界地圖。萬曆二十一年，因會試屢試不第，徐光啓受友人介紹前往韶州教書。兩年後的某一天，他信步偶至教堂，見到了傳教士郭居靜。短暫的交流，讓徐光啓對於這些來華的西洋人有了初步認識，但並未產生求而問道的意願。直到幾年後，他見到利瑪竇繪製的一幅世界地圖。地圖中展現的全新的地理觀念讓徐光啓大開眼界，也讓他產生了與這位“海內博物通達君子”相結識的想法。
在傳教士將西方地理學知識傳入之前，中國人依然相信“天圓地方”這句古老的格言，既不知道有萬有引力，也從未見過按子午線、緯線和度數來劃分的地球表面，更別說什麼赤道、熱帶、兩極了。而利瑪竇繪製的《萬國圖志》附有自撰圖解說明，不僅列出南北美洲、非洲南半部以及海中各種島國等，更詳細介紹了五大洲及一些著名的國名、地名、河名等，甚至還引入了對於中國人而言全新的地理觀念，即將地球自北而南分爲五帶。此外，地圖中對當時世界各國的文物、風土人情的介紹，也彌補了古代中國對世界地理認識的缺乏與不足。
據統計，利瑪竇繪製的各種世界地圖，從萬曆十二年起到萬曆三十六年短短的24年間，在肇慶、南昌、蘇州、南京、北京等處翻刻了12次之多。可以說，他帶來的這種全新地理觀念，已經被當時中國不少有識之士所接受。
對於徐光啓而言，利瑪竇繪製的世界地圖不僅帶來了地理學概念上的變革，更迫使其對已有的知識系統進行調整。在這次東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徐光啓對世界格局有了新的認識，使他衝破傳統文化心理的束縛，放下了當時中國人對外來文明所持有的傲慢，看到了西方文明中值得借鑑之處，並萌發進一步交流的決心。
一張地圖，讓徐光啓看到了一個更廣闊的世界。他意識到，想要完善自身文化，便不能孤立地存在，要懂得“取彼之長，爲我所用”。這奠定了他與帶來西方科技文化知識的耶穌會士的結交與合作。
外購火炮
軍事領域的“中西握手”
徐光啓與耶穌會士的合作涉及方方面面：數學、天文、軍事、水利、宗教……他與利瑪竇合作翻譯的《幾何原本》，被認爲是西方科學傳入中國的象徵之一，對中國的整個科學發展都產生了極爲深遠的影響。但說到合作規模最大的，當屬徐光啓倡導的軍事與曆法改革。在這兩項改革中，徐光啓代表的不只是開明學者，而且是明朝政府的官員。彼此的合作也不再是因志趣相投而進行的個人交流，而轉爲帶有全球化色彩的“國家工程”。
徐光啓的書
衆所周知，讓外國人蔘與涉及國家根本的軍事、曆法事務，這在中國曆朝歷代乃至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徐光啓及其他一些思想開通的有志官員共同努力下，這個看似不可能的任務成了現實。雖然，這條邁向國際化之路走得並不輕鬆。
萬曆四十七年，在明軍幾次敗於後金軍之後，奉旨負責練兵的徐光啓開始運用從傳教士那裏習得的西洋火炮知識，在朝中推行軍事改革。泰昌二年，遼東戰局惡化。當年五月，徐光啓再次上疏建議購買西洋大炮，並重申“萬全無虞之策，莫過於此”。當年七月，明朝政府正式派遣張燾和孫學詩爲欽差，持兵部檄文前往澳門聘請炮師併購買火炮。葡澳當局非常重視此次交易，很快準備了大炮26門以及葡兵百人、葡人頭目7人、翻譯1名、隨從數位。然而，抵京不久，葡萄牙炮師在教演火炮技法時發生炮膛爆炸，導致人員傷亡，引起一批朝臣的反對，最終百名葡兵被全部送返澳門。
崇禎元年，崇禎帝又繼續派人前往澳門購買火炮。爲了鞏固火器在軍中的使用，徐光啓建議“令西洋銃領、銃人遍歷內外城，安置大銃”，並建議多造銃器。於是，崇禎帝命徐光啓負責督造西洋火器之任，令澳門葡商留京製造、教演大炮。然而，西洋大炮造法精密講究，既花時間，又耗公費，朝廷最終還是決定繼續向澳門購炮。
崇禎三年，徐光啓再次派遣傳教士前往澳門置辦火器，同時招募善用火炮的葡兵。由於西洋火炮的威力有目共睹，朝臣對購買火炮本身沒有異議，但對招募葡兵一事多有不同意見。禮科給事中盧兆龍更是上疏反對讓葡人入京，稱不可讓其“躍馬持刀，彎弓挾矢於帝都之內”。同時，還提醒皇帝以白蓮教爲鑑，警惕天主教的發展。生性多疑的崇禎帝最終採納了盧兆龍的建議，原本已經北上的葡兵又一次被送返澳門。
重修曆法
接受異質文化的轉型壯舉
與火炮購買歷程相比，曆法改革的國際化之路走得更遠。
網絡配圖
中國古代的天文學以曆法和觀測星象爲中心，常被稱爲“天學”。它不僅僅是一種學問，更帶有服務於王權政治的歷史特徵。明朝使用的《大統歷》在元代郭守敬編制的《授時歷》基礎上刪定而成，前後“承用二百七十餘年，未嘗改憲”。然而，隨着時間推移，《大統歷》的推驗開始不斷出現誤差。
與此同時，耶穌會士翻譯或撰寫的一些西方天文著作，讓中國的有識之士看到了西方天文、歷算之學的先進之處，並深刻認識到傳統曆法存在的問題。於是，徐光啓、李之藻、周子愚等人嘗試將西洋曆法引入中國曆法體系，對傳統曆法進行改革。徐光啓更是明確呼籲將西洋曆法與《大統歷》“會通歸一”，以西曆之長補《大統歷》之不足。
然而，並非所有朝臣都支持這種以西洋曆法來改革中國曆法的方式。史書記載：“朝臣嘖有煩言，多不滿於公。”面對同儕的排擠和指責，徐光啓最終選擇託疾請假，屯田於天津。
至崇禎朝，徐光啓開始得到重用，重提編修曆法一事。崇禎二年六月遇日食，徐光啓依照西法，欽天監官員依照傳統中國曆法，同時進行推算。結果，西法得驗，而“欽天監推算日食前後刻數俱不對”。崇禎帝對欽天監極爲不滿，隨後禮部奏請開局修歷。同年九月，徐光啓奉旨督領修歷事務。這一次，西洋人真正參與到改革工作之中。因徐光啓舉薦，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率先參加曆法編修工作。次年，因鄧玉函去世，徐光啓又徵湯若望、羅雅谷前來接替其工作。在徐光啓的主持下，西士與歷局館生們不遺餘力地譯書制器，使修歷工作取得較大進展。
徐光啓奉旨負責修歷時已年近古稀，曆法編修終究沒能在他有生之年徹底完成。爲保證修歷工作順利運行，徐光啓去世前精心挑選了自己的門人——同樣尊重西士、認可西學的李天經爲歷局接班人。崇禎八年，李天經向朝廷進獻了剩餘的全部曆書，爲曆法的編修畫上圓滿句號。
《崇禎曆書》的編修，標誌着中國傳統天文學的一次轉型，也是東西方文明的一次偉大交流會通，更是當時政治、文化環境仍較爲封閉的中國通過包容並接受異質文化而融入世界的一次壯舉。
廣交天下
積極影響海派文化形成
在與西士的交往上，徐光啓的態度頗爲真誠、意識更爲超前。利瑪竇入華，帶來了三棱鏡、地球儀等各種西洋奇器，一時間引得文人士大夫爭相交往。然而，這樣的交往多基於好奇心理。在許多中國人看來，這些西洋人不過是“西夷”而已。徐光啓卻不同，他秉持陸九淵“東海西海，心同理同”的理念，突破狹隘的民族觀，真心敬服西士的學識，將其視爲良師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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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徐光啓有過直接交往的傳教士，有明確史料記載的多達20多位，來自意大利、葡萄牙、法國、西班牙等多個國家。通過與這些西洋人的交往，徐光啓不僅學到了西方科學知識，還對西方的文學、哲學、邏輯學以及風土人情有了一定的認識，既開闊了思維，也拓寬了眼界。
除自身廣交西士之外，徐光啓也積極鼓勵門人弟子與之交往。例如，他在天啓元年給門人鹿善繼的一封信中，囑咐其向西士請教，學習西術、製造西器。信中還稱讚西士“皆棄家學道，勸人爲善者，兼之博涉通綜，深明度數”，並稱“若得訪求到來……深於守禦進取有所裨益矣”。
徐光啓的這種國際胸懷，對故鄉的海派文化形成也產生了積極影響。明末時期的上海，只是富饒江南地區中一個不怎麼起眼的小縣。然而，因爲這裏是徐光啓的家鄉，自萬曆晚期至康熙前期，有多達34名西洋傳教士來到上海，爲這個縣城增添了國際化的氣息。至晚清，一度被禁的耶穌會重返中國。爲紀念徐光啓並傳承當時的偉業，耶穌會將上海的徐家彙設爲江南傳教區的中心。他們在此建造了許多西式的機構和建築，推動了上海的近代化進程。
徐光啓無疑是一位擁有世界眼光的先行者。面對全球化帶來的衝擊，他懂得“相資爲用，互助以成”，以實現東西方文化上的互補。願意正視異質文化，努力去理解並融會貫通，或許是這位先驅帶給我們最鮮活的啓示。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