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滅，功臣亡。”這幾乎是中國古代皇權專制下功臣名將宿命的怪圈，永遠掙脫不了的夢魘。
因此，對於功臣宿將來說，如果能攤上光武帝劉秀、宋太祖趙匡胤這樣身上人性多而獸性少的“聖明天子”，當然是最幸運不過的事情。不但不必爲自己頸上的腦袋是否會搬家而擔驚受怕，而且還可以確保自己因當年出生入死、南征北戰所作的投資獲取豐厚的回報，過上豪華安逸的生活，享盡人世間的榮華富貴。
遺憾的是，劉秀和趙匡胤這樣的皇帝在歷史上也就是兩個而已，要撞大運碰上他們，實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儒家“亞聖”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劉秀、趙匡胤可是千餘年方纔出一位，這比孟子講的還來得稀罕。
所以對於衆多功臣宿將而言，不能對此寄予太大的希望，畢竟天上不會憑空掉餡餅，若是能遇上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這一檔次的皇上也就算是很不錯了。還是不要好高騖遠，變得理智現實一點，多想想在遇不上劉秀、趙匡胤這樣聖主明君的情況下，如何做才能夠苟全性命於“盛世”，不求聞達於“天子”。想方設法化解皇帝陛下的殺機戾氣，讓自己遠禍全身，苟延殘喘。一句話，作爲功臣，首先要弄清楚搞明白一個最基本的道理：“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你和我?”
人作爲萬物之靈，其高明和可貴在於他總是能適應環境的變化，以屈求伸，趨利避害，在各種惡劣的條件下頑強地生存下來。這種能力，作爲芸芸衆生中的佼佼者的功臣宿將自然也具備。對他們來說，功成名就後的當務之急，是怎樣消除皇帝陛下對自己的猜忌，如何避免“兔死狗烹”的悲劇輪迴到自己的頭上。爲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殫精竭慮思考對策，全力以赴作出各式各樣的姿態，自斂鋒芒，韜光養晦，以便使天子放心，朝廷寬容。做成功了，算是爲將的韜略已修煉到家，爐火純青;事情最終弄糟了，算是修煉不夠，道行不深，也只好自飲苦酒，自認倒黴了。
有正常智商的功臣宿將幾乎都知道，坐在高高金鑾殿上的皇帝之所以厭惡功臣，猜忌功臣，必欲誅之而後訣，其中的原因不外乎有四：
一是怕功臣桀驁不馴、強梁不羈，頭上長角，身上長刺，拿戰功作炫耀的資本，憑實力討價還價，到最後忘乎所以，上演“總把新桃換舊符”的逼宮一幕。
二是怕功臣肚裏腸子彎彎，心思歪歪，“不識廬山真面目”，貌似忠厚，實則居心叵測，信任度上得打大大的折扣，所謂“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三是怕功臣能力太強，精明能幹，文武雙修，反襯出皇帝們的顢頇無能、酒囊飯袋，這樣叫寡人如何駕馭，而且實有傷自己神聖的面子。所謂“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
四是怕功臣有工作狂傾向，一門心思奔事業，展抱負，愛惜羽毛，反而對吃喝玩樂不發生興趣。這樣一來，自己在九重宮闕里紙迷金醉，窮奢極欲，導致物議橫生，威信下降，而功臣則因夙夜匪解，勤勞國事，克己奉公，聲望逐漸提升，人氣日益旺盛。所謂“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有此四點，要想不殺功臣也不成了。
原因既然找到，接下來便是對症下藥的問題了。你不是怕我桀驁不馴嗎?我就改弦更張，做出一副與世無爭的模樣;你不是怕我陰懷二心嗎?我就裝扮出最大的忠誠給你看;你不是顧忌我能力強、手段高嗎?我就向你證明世上就數我最庸碌無能;文不能斷文識字，武不能耍刀弄棍;你不是討厭我熱衷工作，不肯享受嗎?我就醉生夢死，瀟灑走一回，讓你知道我是夠標準的尸位素餐者。
這就是中國古代功臣宿將以“自晦”“自污”途徑來全身避禍的自我保存之道。
應該說，這一招是比較靈驗的，相當管用的。皇帝陛下似乎專吃這一套，於是乎，許多功臣宿將終於藉此而保住了自己的首級，安安穩穩以享天年。
中國傳統的政治智慧與人生韜略盡萃於斯，這既叫我們在今天爲之驕傲，因爲它大大削減了歷史上的血腥屠戮場面;同時卻也讓我們在今天爲之悲哀，因爲它使中國古代“人才”太多，“事才”太少，無論是皇帝、功臣，還是普通官吏，精力大多不在任事做事，而在於琢磨人，對付人。而“人才”過剩“事才”匱乏，正是中國封建政冶沒有希望的標誌!
功臣宿將全身遠禍最直截了當也最立竿見影的途徑，自然是退出江湖，飄然高隱。《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下卷”上講：“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爾乎!”說的就是歷代功臣宿將自我保全的最上乘境界。
春秋時期越國滅吳稱霸的第一號功臣范蠡，無疑是較早洞察君臣關係的實質，未雨綢繆，及時“脫然高引”，飄然倏逝從而全身遠禍的一個典範。
范蠡是春秋晚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經濟家，字少伯，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當時正值晉楚爭霸如火如荼之際，晉國爲了爭取戰略上的主動優勢地位，聯合和扶持吳國，南北夾攻楚國，使其處於多面受敵、兩線作戰的被動處境。“三駕而楚不能競”。爲了擺脫這種局面，楚國如法炮製，決定策動越國在吳國後方進行騷擾，牽制吳國方面的戰略行動，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范蠡與另一位楚人、戰略家文種，就是爲實現楚國這一戰略企圖而受命奔赴越國展開軍事外交活動的。
到了越國之後，范蠡受到了正一心一意想戰勝吳國以報世仇的越王勾踐的極大信任，擔任了越國大夫，主持越國的軍事及外交鬥爭，“(文)種躬正內，(範)蠡出治外。內不煩濁，外無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他爲勾踐指明瞭對付吳國的正確戰略方針，韜光養晦，積聚實力，等待時機，見機而作，“盡其陽節，盈吾陰節以奪之”，自處柔弱卑下的地位，爭取有利的時機，創造條件，轉弱爲強，“不爲天下先”，以時間換空間，欲擒先縱，後發制人，最後達到“柔弱勝剛強”的目的。
越王勾踐正是依據他的這一戰略方針，並在他的具體輔佐下，發揚“臥薪嚐膽”的“膽劍”精神，經“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勵精圖治，足兵求強，同時大玩“美女計”，搞性賄賂，使夫差在溫柔之鄉中流連忘返，與西施、鄭旦“雲鬢花冠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荒湎政務，自廢武功，從而徹底改變了吳越雙方之間的優劣態勢，通過偷襲吳都、笠澤殲敵、圍攻姑蘇等重大戰役，最終滅亡了吳國。
顯而易見，范蠡(連同他的夥伴文種)是越國滅吳、勃然興起、稱霸中原的決定性人物，是越國的大功臣、勾踐的大恩人。
不過，范蠡的睿智和高明，還不僅僅在於他才能的出衆、韜略的超羣，而更在於他頭腦的清醒、識見的不凡。他沒有讓勝利淹沒自己的理性，也不曾叫君臣和諧的表面現象窒息了自己的判斷力。他深深懂得，自己身爲楚國人士，執行的是楚國的戰略使命，這一點必定會成爲自己與越王勾踐之間的隔閡，在勝利尚未實現的情況下，雙方爲了滅吳的共同戰略目標尚可以攜手合作，和衷共濟;但是一旦勝利降臨，共同的敵人消失之後，這種隔閡一定會迅速擴大，形成不可逾越的溝壑。
另外，在和勾踐的多年交往中，范蠡對其人的性格、氣質、爲人都已有細緻入微的觀察和入木三分的瞭解，在范蠡眼中，勾踐“爲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與履危，不可與安”，是一個“可與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的角色，所以自己當明白“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的危殆處境，懂得自己的赫赫功勳，這時其實恰好已成爲了自己惹禍殺身的催命符、奪魂律了。總之，“功高震主”與外來客卿雙重因素的結合，使自己(當然也包括文種)處於隨時被殺殞命的危險之中。
鑑於這樣的判斷，范蠡他不管勾踐說什麼花言巧語，許諾什麼君臣共治之願，怎麼懇求，怎麼挽留，都毫不動搖，只認準一條選擇，那就是見好就收，及時抽身，飄然高隱，杳如黃鶴，棄高官尊爵如敝屣，視富貴榮華似浮雲。
就這樣，范蠡在事業最輝煌的巔峯，在仕途最順暢的時候，寵辱皆忘、義無反顧棄官而去，攜帶着紅顏知音、絕代美女西施，泛舟五湖，浪跡天涯，英雄美人，劍膽琴心，譜寫了其人生中更爲華麗、更爲燦爛的篇章。先後遊歷齊地、陶邑，隱姓埋名、盡洗鉛華，稱鴟夷子皮、陶朱公，以兵法的精髓指導經商活動，“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大獲其利，“三致千金”，和稍後的白圭、子貢等人一樣，成爲中國歷史上最早“下海”並取得輝煌成功的富商巨賈。
范蠡功成身退，以“飄然高隱”的方式，巧妙地躲避過越王勾踐屠戮功臣之劫難，成爲後人醉心向往的全身避禍之道的楷模。無數人欽佩他的眼光、推崇他的識見、豔羨他的際遇、效仿他的選擇，成爲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真可謂“曾經在幽幽暗暗、反反覆覆中追問，方知道平平淡淡、從從容容才最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