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是一個很奇葩的時代，各種嚴厲的管制政策下中央集權到達了一個恐怖的高度。但是也恰恰是這個時期，地方的藩王首次造反成功造就了叔奪子位的千古奇談。而這個過程中朱元璋的好殺讓能戰的功勳集團幾乎全軍覆沒，是個重要的原因，其讓南軍缺乏能戰的帥才。那麼如果朱元璋不是那麼兇悍，能不能保住自己孫子的位子不被兒子奪取呢?
朱元璋殺人的目的與結果
不少喜歡明初歷史的讀者應該都知道朱元璋和太子朱標的故事。朱元璋聲稱要爲子孫拔出荊棘上的刺，以求在未來能夠像秦始皇所希望的一樣世世代代傳至萬世。無論是文官士大夫還是武人勳貴在其統治之下一直是戰戰兢兢，開國的功臣們有好結局的少之又少。而其目的就是爲了完成朱家的權力集中化。
在中央至少是漢人的王朝在大部分的時候，相這個職位一直是起到了分擔皇帝權力的作用，在一些開明聞名的皇帝統治時期不乏丞相駁回皇帝意思的案例。雖然根本上來說只要皇帝願意架空丞相是很簡單的事情，但是至少有這個職位在，當專制的皇帝死去權力的遊戲就會進入下一個輪迴。但是這套綿延數千年的遊戲規則在朱元璋這裏被打破了，他廢除了宰相制度集中大權於一身，中國中央的政治權力自他開始徹底變成了君王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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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僅僅這樣還是不夠的，中國的邊疆部隊向來是最有戰鬥力的，而在南京的朱元璋擔心自己死後子孫無法控制他們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這批人換成了自家親屬呢?抱着這個想法朱元璋開啓了先輩劉邦一樣的道路，最後將自己的子孫分封在邊疆和各個要害之處，並允許其建立規模數萬人的王府衛隊。最爲要命的是雖然其插手過藩王對布政使司的干預，號稱“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但是這個並沒有列入明文的法律規定裏。或許是基於漢唐時期“國中國”的考慮朱元璋讓王府的官員全部由國家指認，但是卻又保留了親王對文官的司法權，這使得他們難以徹底脫離依附關係成爲一個監督的力量。
當一個手腕高超的君王能夠利用這些權力和空當的時候，本應受到保護的中央可能就會是受害者了。
當皇帝極其坑爹
不過硬要說中央對地方還是優勢巨大的，無論是大義正統還是軍事優勢都在建文這邊。理論上來說，如果建文帝不主動削藩那麼朱棣都未必敢動。如果是一個習慣分封的歐洲君王，那麼國家維持這個狀態便算是心滿意足了。但是建文帝雖然仁慈寬厚，卻也有着老朱家遺傳的控制慾，他不希望叔叔們有着太大的權力。這時的他迫切地想要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從自己的頭頂摘除。
如果是一個類似於他爺爺一樣老辣的帝王，那麼這一切都還好說。偏偏建文帝心慈手軟，政治經驗不足，由於功臣被大肆屠戮其手下缺乏可用之才。在建文三年(1401年)二月，朱棣到京師朝拜時傲慢無禮，“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風韶劾奏燕王不敬，建文帝卻說:“至親勿問。”這種揚他抑己的態度起了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消極作用。面對戰爭，建文帝下詔說:“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近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休此意，無使負殺叔父之名。”要知道在朱棣開始造反的時候，朱允炆就將其從族譜上去除了，事到臨頭卻又認其爲叔叔不忍下手。這種婦人之仁決定建文帝必將成爲政治敗將。戰爭初期，建文帝一方涌現一批優秀的將領，他們頑強抵抗，給了朱棣巨大威脅，但建文帝的軟弱再次表現無遺。大戰之前下不殺叔父詔，力求“毋負朕有殺叔父名”。這道詔書使得朱棣多次絕處逢生。建文二年的白溝河之役、東昌之役，建文三年的夾河之役，朱棣皆幸運逃脫。建文帝的仁心最終將朝廷推向深淵。在兩軍決戰的生死關頭，朱棣早已橫下一條心，破釜沉舟，義無反顧，而朱允炆則對這次戰爭進行得漫不經心，舉棋不定。
建文帝在兩軍對壘時沒有表現出決一死戰的豪邁，而是表現出低聲下氣的寬容，這無疑在士氣上輸給了對方，這是戰爭的大忌。由此可見，建文帝缺乏政治家的本色。
除了讓出了權力空位外勳貴集團的衰落也讓建文缺乏指引
按理來說，建文帝的年齡有些書生意氣是非常正常的，作爲對不成熟繼承人的輔佐朱元璋也確實留下了一套班子去指引他。但是因爲武將集團已經基本覆滅，留給建文的也都是文人。這就導致了其後來的一系列悲劇，齊、黃“二人本書生，兵事非其所長”，不善兵事，倉猝行削藩之計，又缺乏戰略眼光，以至於誤己誤國。文人治國有獨到之處，但要講到調兵遣將、指揮打仗，卻
有大大的侷限。文人不懂得戰爭的複雜多變，又沒有臨陣鍛鍊過，所定計策多是紙上談兵，不適應實際變化，面對經驗豐富的強敵，失敗也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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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其意氣用事也傳染給了建文帝，讓其蓄意復古，在他看來“古者之世，古庶勝於今，風俗美於今，上下親治過於今，國之盛強且久過於今”，因此，“典章制度，銳意復古”。大力宣揚孔孟仁政，力圖恢復井田舊制。建文君臣的復古成爲朱棣起兵的一個藉口。
什麼是井田制呢?簡單地說就是恢復西周時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政策，全天下的土地取消私有，直接歸屬皇帝，以帝王的意志爲指引去分配土地。這就是建文說的“行仁義”，畢竟在中國這樣小農經濟的國度，土地乃是一切的根本，在鴉片戰爭前土地稅也是國家最重要的稅收。有了這個建文確實可以把整個天下掌控住了，又符合老朱家強悍的控制力，又因爲符合儒家的政治思維而不至於遭受太多暴力的反抗。
但是，在古代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低下，很多時候除了城市就不歸屬朝廷管轄了。尤其是在南方，地方宗族力量強大，他們直到今天依舊可以在經濟活動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何況是六百年前的古代。但是一旦實行不可避免對現有經濟秩序產生挑戰。例如，地方官員藉機索賄土地所有者，亦或者有着官府人脈資源的人趁機霸佔良民田產之類的。這一切都意味着在那個沒有土地所有量劃分的時代，一切土地充公意味着“自耕農”這個階層將會遭受最爲悲慘的命運，遠比地主和豪強來的慘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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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一切都被朱棣利用，爲了防止引發“正統衛道士”的強力反彈，其打出的口號是按照老爹的《皇明祖訓》中藩王的清君側，同時要推翻的不只是和自己息息相關的“削藩”，而是“井田制”這個早已被歷史無數次證明失敗的政策。這一切都讓他的阻力降到了最低。一直到勝局已定纔開始大刀闊斧地將歷史篡改，刪去建文的帝號燒去他的歷史記錄等等，並將自己的出生改爲嫡出以換取正統擁戴。
結語
現在我們能得出結論了，答案是不能成功。因爲功臣們在制度上的阻攔太大，朱元璋才下令將他們滅了。如果這個集團猶在，權力的空位不在，藩王是不可能掌權的，自然也就沒有後來這麼多事情了。而建文帝的權力也會被相國制約，從而無法推行井田制，至少建文文弱的性格在他這代裏是不要想了。那麼第二代君王將在平庸，但是相對仁義的政治環境中結束，或許明朝也將因此而延長壽命。可惜的是老朱家的變態控制慾，最終害了朱元璋自己的孫子，也爲未來的大明王朝增添了一絲抹不去的陰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