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常常被人誤讀。比如“逆臣賊子”吳三桂，我們可以人云亦云的指責他是大漢奸，那很輕鬆，不需要用腦子思考，書上就是這麼說的。但是，如果我們沉下心來，仔細咀嚼掩藏在歷史深處的那段歲月，又有幾人能讀懂他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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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禎十五年，吳三桂32歲，正處在一生中最亮麗的年華。也就在這一年，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將他推到了漩渦中心。大明王朝就像一輛沿着下坡奔向懸崖的馬車，幾個世紀積累的所有勢能都指向了一個萬劫不復的終點，張獻忠在四川稱帝，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崇禎皇帝倉惶出走，多爾袞帶領八旗子弟兵正從關外向長城殺來……天上不可能出現兩個太陽，地上卻同時出現了四個皇帝。中國社會的一場巨大變革正在進行中，對於吳三桂來說，來到了人生的三岔路口，他該做什麼樣的選擇?
此時的大明王朝危機四伏，明朝的問題不在於遍地的水災、蝗災，也不在於幾位奸臣和昏君。這些只是表象。在這一切的背後，支撐社會運轉的精神支柱已經腐爛了。明朝末期，上至公卿士子下至平民百姓，每個階層都沉陷於自然人性的放縱之中，金粉氣息充斥大街小巷，奢靡之風遍佈朝野上下，一部《金瓶梅》，活脫脫描畫出明末的世相百態，到處西門慶，遍地潘金蓮，人性的約束像一根失去了彈性的橡皮筋，鬆馳到了極致。
而遠在關外的滿洲社會卻呈現出鮮明的上升趨勢，這是一個讓人眼亮的羣落，他們憑藉體內的熱情和原始衝動生活着，像一羣活力四射的少年，朝氣蓬勃，銳氣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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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大清王朝之前，他們還沒有建立標準化的倫理構架，思想沒有任何遮攔和羈絆。現在，這羣人有了一個宏偉的目標：奪取中原。他們的征服需要漢人的引導，所以他們竭盡全力爭取那些有才幹的漢人，執着而真誠。
在吳三桂之前降清的有洪承疇。此人是明末一代鴻儒，文官武將的精神領袖，被俘之初，也曾經一門心思盡節殉國，在滿洲人的監獄裏蓬頭赤足，日夜大罵，只求速死。可是皇太極並不生氣，供吃供穿，多次派人去做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親自到監獄探望，看到洪承疇衣服單薄，解下自己的貂裘大氅給他披上。不知洪大將軍是被皇太極的真誠所感動，還是從內心裏感受到了關外那個民族大有前途，總之，他投降了。鬆錦陷落之後，明朝從皇帝到普通百姓都在等待洪大將軍殉國的消息，又一個崇高的身影即將走上祭壇，和岳飛、蘇武、文天祥們一起享受後代景仰的目光。崇禎皇帝甚至在北京爲洪承疇立了祠堂。然而他居然投降了。這樣的事實，像林彪當年倉惶出逃一樣難以讓人接受。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再來看當年的吳三桂，不免讓人心裏升起一股酸楚的滋味。史書上說吳三桂沖天一怒爲紅顏，李自成攻佔北京之後，抄了吳三桂的家，搶走了吳的愛妾陳圓圓，因此吳三桂奮起反抗，掉轉槍口幫滿洲人殺向大明王朝。其實這時候，崇禎皇帝朱由檢已經被李自成趕出了京城，在景山那棵槐樹上吊自殺了，大明王朝像一盞快燒盡的油燈，氣數已盡，吳三桂的反叛，只不過是壓垮大明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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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華正茂的吳三桂，爲什麼非要用自己鮮活的生命去作明朝這艘破船的殉葬?在苛刻的道德倫理標準中，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火對峙的兩極選擇中，王朝滅亡，不做忠臣就做叛賊，不進入聖殿，就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在這種情景下，死亡甚至是最輕鬆的選擇。吳三桂選擇了活着，他拋棄了行將就木的明朝，他要幫助滿洲人恢復中國的元氣，他的這個選擇需要比死亡更大的勇氣。
金庸先生的歷史觀是這樣的：一個民族先是統一強盛，後來慢慢腐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時，外族就會入侵，而這往往是民族的轉機。縱觀中國歷史，華夏民族就是這樣一步步壯大起來的。結合金大俠的觀點，再來看看對吳三桂所作的那份評判，是不是太過輕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