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沒有了，弓也就藏起來不用了。野兔死了，獵狗就要烹煮着吃了。比喻事情成功之後，把曾經出過力的人一腳踢開。爲何古代名將難善終?爲何古代君王非要做冷血動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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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幾乎每一個朝代接替、政權更換時期的中國歷史上都發生過這樣的事。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更有甚之，幫助朱元璋奪江山的元老們。得以善終的就那麼幾位。其實站在皇帝的角度很好理解：既然你有幫我造反的本事，你就能保證你不會幫助別人造我的反?我不能保證你沒有造反之心，那麼你還是死掉好了。殺了你就是僅丟掉一條人命，不殺你可能丟掉的是一個王朝。
由於每朝每代都發生了此類事情，因此從邏輯上、直覺上來說這都不應該是某個皇帝個人素質問題，而是一個結構性問題。經濟學的發展使人們可用經濟理性的分析方法來分析一些歷史現象，功臣與皇帝間的關係用信息經濟學的理論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儘管這不會是唯一的解釋。
借用經濟理論，我們可將皇帝與功臣間的關係看作一種委託代理關係。皇帝作爲帝國的所有者，控制着帝國的管理權，但他不可能直接治理國家，必須委託一個或數個代理人來幫助他管理國家。在這樣一個委託代理關係下，皇帝給功臣們高官厚祿，對他們的要求是勤奮工作，爲皇帝效命。不過皇帝最主要、最關心的還是要求功臣們不得造反。功臣們是否勤奮工作，屬於激勵理論，此處暫不討論，我們集中焦點於造不造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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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開國皇帝都面臨着這樣的困境：他無法從功臣集團中分離出忠臣和姦臣，但他又必須想盡辦法保證自己的兒孫能順利繼承皇位。爲此，皇帝們自然有自己的分離信號來進行分離，將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確保江山永固。“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在不能辨別忠奸時，皇帝們選擇了實際上也只能是這樣一個分離信號：有能力造反的和沒有能力造反的。
對於皇帝來說，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殺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無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臨同樣的困境，面臨着同樣唯一的選擇，最後都作出了同樣的選擇，讓我們後人見識了一幕幕鬧劇。不要問你想做什麼，而要問你能做什麼，功臣們天然有罪，誰讓他們有能力造反呢。學者們說中國是外儒內法，至少在對待功臣上這話是對的，所有的皇帝奉行的都是防功臣像防賊一樣的人性本惡的哲學思想。
爲何功臣交出了兵權還要被清洗呢?其實用經濟學理論很容易解釋這個現象。功臣們的資產除了官位、兵權這些有形資產外，還有不可與其肉體分離的威望、才幹、人際關係和勢力集團這些無形資產。功臣們交出了兵權，但這些無形資產卻無法一起上交。比如韓信，雖然賦閒在家，類似軟禁，但他到劉邦的另一大功臣樊噲家作客時，樊噲還是畢恭畢敬，說“大王乃肯臨臣”。樊噲在劉邦功臣中位列第五，又是呂后的妹夫，劉邦的老相識，對韓信如此態度，足見韓信在劉邦集團中的威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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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家天下，屠殺功臣是一個走不出的死結。只有在現代民主制度下，一方面通過各種制度限制私人勢力的發展，一方面通過領導人的選舉，使將軍們可以合法競選最高領導人，才能走出這死結。在選舉制度下，通過參選這個信號，有野心和沒野心的將軍們倒是可以分離出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