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司馬光和王安石目成仇的讀者，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王安石和司馬光分別是變法派和反變法派的領袖。二人曾是好友，卻因對變法持不同的態度而反目成仇。很多人覺得，既然觀點相悖，那兩者間必有一個是正確的。其實他們並不明白，在大多數時候，狗咬狗一嘴毛，纔是這個世間的常態。
在王安石所推行的變法裏，多有看似冠冕堂皇，實則極盡壓榨盤剝之能事者，這裏則不再贅述。至於司馬光，其無恥和虛僞的程度比王安石還要更甚一籌，堪稱是到了人神共憤的地步。
歷史上每次變法，都是在不得不改變的情況下進行的。因爲只要是變法，就必然會觸碰到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而變法前的那些既得利益者，都是掌控權柄的人。
比如司馬光。
於是在御前，出現了兩幕值得玩味的對話。
王安石：讓我變法，可以做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在不加重百姓負擔的前提下，也能讓國庫的收入增加)。新法並不會與民爭利，而是把官員、豪強們刮到的好處奪走，納入國家財政。其實這不過是表面文章罷了。王安石心裏真正的想法其實是：官員富商們固然要刮，但所得卻還不夠，因此廣大貧苦百姓和中產階級也決不能放過。
司馬光：“天下之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按照司馬君實的說法，天下的財富全集中在政府和百姓手中，因此政府收的錢多了，百姓就一定要多交稅，這簡直就是瞪着眼睛胡說八道，把天下人當成傻子來忽悠，明目張膽地漏掉了自己所在的利益集團——士大夫階層。事實上，在歷朝歷代，士大夫階層都是盤剝百姓、攫取財富的主體。百姓納稅的數量是十，落入國庫的卻只有一，大頭都被各級官吏們瓜分了。
以名氣很大的包拯爲例，史學界曾有人根據包拯年收入的史料記載，進行了詳細的分析，發現若按今日人民幣的購買力來換算，其年薪竟然高達兩千餘萬人民幣，難怪能夠做到清廉不貪。包拯不過是從三品官，工資就已經數百倍於普通百姓了，北宋士大夫階層的待遇由此可見一斑。這還只是明面上的收入。
北宋善待士大夫是出了名的，只要不造反，那不管犯什麼錯，貪污何等嚴重，最多也不過就是遭到貶黜，換個地方再當官而已，因此官員們撈起來根本毫無顧忌。不難想象，宋朝官員們家中的財物，恐怕還要數倍、數十倍於明朝的官員(其實明朝官員的財產就已經非常驚人了)，全國官吏的私產加起來當是一個天文數字，百倍千倍於國庫的財政收入。
然而就是這樣一筆數額龐大，在國家GDP中堪稱是主體的部分，卻被以聰慧著稱，幾歲大就懂得砸缸救人的司馬光給“忘了”。也有人認爲，這種遺忘並非因爲他的選擇性失明。他和皇帝說的那句話(“天下間總共就那麼多錢，要麼在官府，要麼在百姓。王安石想給朝廷增加收入，只能出自百姓”)其實是他的真心話——在這個無恥之徒眼中，士大夫階層的好處是絕對不能動的，因此國庫想要增加收入，就只能從貧苦百姓身上刮。這種扭曲的思維，在另一位反對變法的大佬——文彥博嘴裏，表達得更加透徹，那一句“陛下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把這批蛀蟲的可恥嘴臉表露地再清楚不過。
至今仍有不少人認爲，司馬光、文彥博等所謂的“舊黨”之所以反對變法，是因爲觀念陳舊，或者對新法壓榨百姓心懷不忍，其實真相併非如此。在反對變法的人中，雖然確實存在不滿新法盤剝百姓的因素，但大部分人反對的主因，還是因爲新法損害到了自己所在階層的利益。
司馬光滿嘴仁義道德，可當國家財政難以爲繼，百姓又已不堪稅負徭役，眼看着就維持不下去，皇帝被迫要變法以擺脫困境的時候，作爲士大夫的領袖，卻非但沒有舍小全大，主動號召官員們爲國分憂(如主動要求把極高的薪酬降低一些)，反倒竭力反對做任何變革，可對國家面臨的困境卻提不出任何有效的解決方法，只是作壁上觀。當宋神宗質問他如果不變法，又該如何解決財政困局時，這個三朝顧命的名臣給出的方案竟然是——您生活上再節儉點，把這筆錢省出來!
須知，趙頊本來就是個非常節儉的帝王，而爲了解決財政危機，更是早就帶頭做表率，宮中幾次“減燭”，他自己的衣服都打着補丁。生活之簡樸、宮中用度之少，在歷代帝王中堪稱寒酸，又哪還有多少進一步節儉的空間?就算再扣牙縫節儉到極致，又還能省出幾個錢?比起國家財政上巨大的缺口，怕是連千分之一都省不出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