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司馬光和王安石變法，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並不是爲了自身利益。司馬光有着自己一整套治國理政的邏輯，甚至在政治目的上跟王安石是相同的，只是手段上與王安石有異。下面就簡單聊一聊司馬光與王安石變化之間的複雜關係。
一、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爲了維護趙宋統治，司馬光的政治目標也是如此
從本質上看，王安石變法是宋朝統治階級的一次自我調整。從王安石以及支持變法的宋神宗的動機，以及變法的實踐來看，本次變法的目的是爲了富國強兵，鞏固和加強大宋統治。
所以，王安石變法不會考慮或者代表底層民衆的利益。一個比較權威的觀點是，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鄧廣銘先生在《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王安石》一書中寫道：“在(王安石)各種新法推行了十多年之後，佃農、半自耕農以至部分自耕農農的生活情況，幾乎沒有比變法以前得到改善”、“各地仍陸續爆發了規模大小不同的農民起義事件，正是各地勞苦大衆對新法做出的最明確的評價和表態”。
從王安石變法的目的上看，王安石變法不可能維護底層民衆利益。相反，其變法不僅增加了底層民衆的負擔，而且加強了對底層的控制(如保甲法)。而司馬光的政治主張與王安石是一致的，司馬光也不會考慮底層的利益，他考慮的是如何維護大宋的統治。雖然，司馬光說過“民疲而不恤，則聚爲盜賊”之類的話，但他的出發點是擔心“國家有壘卵之危”，而並非體恤底層大衆之苦。
在當時，司馬光與王安石對於彼此的評價是“趨向雖殊,大歸則同”。因此，他們兩個人的政治目的大體一致。所以，問題就來了。那麼司馬光爲什麼要反對王安石變法?以及反對變法中的那些內容呢?
二、司馬光反對變法，主要是不同意王安石解決大宋三大冗的理念和手段
自太祖登基到宋神宗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大宋已立國109年，各種政治弊端都開始顯現。比較公認的三大冗，是冗官、冗兵、冗費。當時，但凡有抱負的士人官僚，都認爲必須解決這三大問題。惟其如此，大宋才能持續健康發展下去。王安石和司馬光也不例外。
但關鍵的問題在於，司馬光和王安石解決三大冗的方式不一致。司馬光注重傳統，比較中庸;而王安石則比較激進，主張“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故而，二者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分歧。另外，王安石重法治，而司馬光重人治。
司馬光對於大宋的弊端的認知以及解決方案，並沒有超越同代其他官僚。他認識到了朝局的問題所在，但又不像王安石那樣有系統性的解決方案。他只強調從人治的角度，慢慢改變弊端，加強大宋統治。但具體怎麼辦，他並沒有落地的方案。
而王安石則不同，他從法治的角度，提出了一整套解決方案。雖然有些新政措施並不能解決問題，甚至會導致與預期相反的後果。但畢竟，王安石有着自圓其說的邏輯體系。
這也是爲什麼王安石是主動變法的一方，而司馬光僅僅是在王安石推出的新政中找錯誤和不足。具體而言，從三冗的角度看，司馬光對於王安石的新政有以下不同的意見。
(一)冗官方面：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以冗增冗”
宋真宗景德年間，朝廷上下官員不到1萬人，到宋神宗元熙年間的變法前夕，統計的官員人數約2.5萬人，60年間增加了約3倍。如果加上“臺寺之小吏”之類的編外人員，那麼增加的官吏人數就遠遠不止3倍了。龐大的官僚，給大宋帶來嚴重的後果。
第一是，國家養官吏的成本日漸增加，給財政造成了沉重的負擔。第二是，造成了人浮於事，機構尾大不掉，國家機器運轉不靈的窘境。
所以，當時很多士大夫都奔走呼號，認爲整頓官僚機構、澄汰冗官是“當世之務，莫急於此”。而王安石和司馬光都知道這種冗沉的官僚機構的危害。
但奇怪的是，王安石的新政，並沒有把整頓吏治作爲重點，而是持增設機構能減少費用的觀點(“增創官司，所以省費”)。不知道這是否跟現代社會所謂的爲了提高效率，而不斷增加信息化部門，進而創設了很多新的崗位是相同的考慮。
王安石的這種做法，司馬光肯定是無法理解的，他指責王安石創設新機構的做法是用冗餘代替冗餘(“設官則以冗增冗”)。這大概是司馬光與王安石在冗官方面的分歧。
(二)冗兵方面：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募兵制”
大宋的冗兵，的確是非常可怕的一個問題。錢穆先生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一書中提到：“北宋採取募兵及養兵政策，國家還需要不斷招募新兵，但舊兵又不退役。於是，國家的軍隊越來越龐大。就拿禁軍來說，宋太祖開國時只有20萬，太宗時增加至66萬，仁宗時增加至125萬。這麼龐大的軍隊，對外沒有什麼戰鬥力，但對內卻是尋釁滋事的好角色。國家財政要負擔如此鉅額的軍隊開銷，其負擔可想而知”。
所以，到宋神宗之時，朝廷內外普遍認爲，目前冗兵問題已經導致國力無法承受的地步了(“今宮冗兵多，民力不勘”)。而司馬光主張“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但他對於目前的北宋的兵制沒有改變的想法。
王安石則不然，他不光想精簡軍隊，更重要的是想改變兵制，將募兵制改爲徵兵制。在這一點上，司馬光激烈反對。王安石以《保甲法》位手段，試圖推行兵農和一的制度。但這在當時很難推行下去，其中一個比較實際的問題是，那一百多萬的禁軍怎麼處理?弄不好就會發生兵變。而司馬光批評《保甲法》讓農民捨棄耕桑，而專事戰爭，如此會損害國家的財政收入。這是司馬光和王安石的第二個分歧點。
(三)冗兵方面：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僅開源不節流”
我們後世人都說大宋繁華，那副著名的《清明上河圖》就能說明。但大宋的冗費也差不多是歷朝之最了。由於崇尚奢華，國家財政入不敷出是很平常的事。
因此，當時有不少士大夫都反對奢華之風，呼籲減少國家開支。宋神宗登基之後，不少大臣都勸說皇帝：“財用者，生民之命，爲國之本，散之甚易，聚之實難“。
而司馬光更是厲行節儉的擁躉，他強調 “養之有道，用之有節”，“側身克己，痛自節約”。同時提出“節用之道，必自貴近始”，也就是主張從皇帝及皇親貴戚、士大夫階層帶頭做到躬行節儉。
但從人性的角度看，司馬光的主張註定是失敗的。因爲，人性是“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在沒有監督懲罰機制的約束下，僅僅靠提倡和呼籲，是無法達到效果的。
或許王安石認識到了這部分，他的主張就跟司馬光完全不同。爲此，二人還在御前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司馬光認爲“方今國用窘竭，非痛裁省浮費，不能復振。”王安石卻認爲“窘乏非今日之急，得善理財者，何患不富?”司馬光反駁：“善理財者，不過浚民之膏血耳。”
他們的觀點大意是，司馬光主張厲行節儉(也就是節流)，但王安石認爲節儉並非當務之急，如果能增加財政收入，那麼國家何愁不富(也就是開源)。但司馬光認爲王安石所謂的開源本質上是搜刮民脂民膏，增加民衆負擔。
他們兩個人各執一詞，但實際上都無法解決冗費的問題。前文已經說過，司馬光僅僅提倡節儉無法有效制約奢靡之風。而王安石所說的增加國家財政，在實踐中也會困難重重。一方面的確存在司馬光所說的加重民衆負擔的嫌疑(增加財政收入最直接的就是加稅，如此一定會加重民衆負擔);另一方面，增加的收入到底能有多少能流入中央政府?因此，在冗費的解決方案上，司馬光與王安石是南轅北轍，完全不同的理念。
最後，綜合來看，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想通過自己的執政理念來改善國家的種種弊端(冗官、冗兵、冗費)。區別是司馬光認可溫和中庸的方式慢慢改，而王安石則想採取較爲激進的變革方式。最終的歷史證明，王安石沒有成功，司馬光也沒有實現自己的目標。有些問題，明明知道，但就是無法解決，這就是歷史，真實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