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蔣介石源遠流長
蔣、陳兩家的淵源，始於陳其美與蔣介石的關係。蔣介石年輕時在日本留學認識了比他大9歲的陳其美，兩人結拜爲兄弟。1916年，陳其美被袁世凱派人暗殺，當時沒人敢去處理，只有蔣介石來爲他收屍，在祭詞裏自稱“盟弟”，由此可見兩人交情匪淺。陳家的下一輩也習慣稱蔣介石爲“蔣三叔”(當年陳其美與蔣介石、黃郛結拜，陳其美爲老大，黃郛爲老二，蔣介石爲老三)。
1917年，陳立夫在上海以第5名的成績考入天津北洋大學學工礦，畢業後又赴美留學。就在他準備接受中興煤礦公司聘請任採礦工程師時，大哥陳果夫轉來了蔣介石的兩份電報，蔣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廣州協助自己。陳立夫的志向本不在政治，但因哥哥勸說以及與蔣介石的叔輩關係，還是去了廣州。陳立夫從此踏入政壇，沒成爲一名工程師，引爲終生憾事。1925年，留美回國的陳立夫任蔣介石機要祕書。1929年，29歲的陳立夫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長。
陳立夫知道蔣先生的脾氣，他在蔣公館工作時常見蔣介石罵人。所以在接這個職務前，他就對蔣先生說：我沒有別的要求，就是不能罵我。“校長如果對我發大脾氣，第二天我便辭職不幹。”在他爲蔣介石服務的25年裏，蔣介石也果然沒有罵過他。
西安事變震驚了國內外。蔣被張、楊軟禁後，南京政府內部以何應欽爲首，陳立夫、陳果夫、戴季陶等極力主張武力解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國民黨陝西省當局在蔣介石躲藏處修了一座亭子，命名爲“正氣亭”。國民黨要人戴季陶、陳誠、陳果夫、陳立夫、胡宗南、衛立煌、王耀武等先後在亭子內題詞，歌頌蔣介石。
抗戰時期的教育部長
獲得美國碩士學位的陳立夫，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可謂是奇貨可居，從知識結構與對學術的修養來說，陳立夫無疑在當時的中國政界也是鳳毛麟角。也可能是這種特殊的才能，抗戰爆發後，陳立夫被蔣介石相中做了七年的教育部長。對於這段經歷，陳立夫頗感自豪，在他的回憶中，他這樣評價自己的功過：
我獻身黨國數十年，於黨政工作，多所參與，成敗得失，有待公平，唯有戰時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雖然未必能達到理想，總算對於國家，竭盡綿薄。我總覺得百年樹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乃是最有意義積極的工作，而教育文化事業的興辦，乃是最有收穫的“長途”的投資。
抗戰時期，正是中國社會步入最艱難的時期，而陳立夫確實竭盡所能，爲中國的教育事業做了不少事。短短七年時間，陳立夫爲中國的教育事業，主要做了以下幾件事：
首先，適應抗戰的需要，建立了一套有利於戰時教育的制度與綱領。抗戰爆發後，爲躲避戰火的災難，內地的高校紛紛內遷。但由於戰爭炮火的洗劫，內遷的高校幾乎都受到了重創。據不完全統計：戰前的108所高校，內遷的有94所。校舍圖書、儀器損失的平均值在60%以上，其中的18所已無法重開。另外，受抗戰的影響，教師、學生皆義憤填膺，反對上課，要求投筆從戎、血灑疆場。陳立夫走馬上任後，認爲學生仍然應以讀書爲職責，掌握知識，學就本領後再談救國與抗戰。於是，他親自擬定了《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針綱要》，包括“九大方針”和“十七項實施要點”。其中心是“爲在德智體各方面培養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負建國之艱鉅責任，故青年之入校修業，自國家立場觀之，讀書實爲其應盡之義務。使青年而有廢學之現象，實爲國家衰亡之危機”。這樣，不僅將學生的抗日熱情作了肯定，而且還爲戰時的教育指明瞭一個方向，從而使混亂的教育界有了一定的穩定與規範。
其次，勵精圖治，興辦中國的大學。中國的大學由於受西方教育制度的影響，實行的都是西方的教學內容，缺少中國自己的有關中國歷史與中國社會的教學內容。陳立夫將這種大學的反常現象斥之爲“外國租界”。陳立夫下決心改變這一現象，他修改了大學的科目表，確定了大學裏要必修中國人須備的知識。比如中國歷史科目中的中國法治史、中國政治史等等。還改革了過去任教授或副教授必以留學回國得學位者的制度，爲那些本國大學畢業任教多年有成績、有著作，甚至所教學科與國外研究無關的教員提供了晉升之路。
第三，對教育制度進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有招生制度、考試製度、訓育制度和貸金制度。以前，招生機構多方自招，陳立夫改變了這種雜亂無章的招生制度，使其爲一家牽頭，統一招生;在考試上，陳立夫也下決心在後方的十九個省市分區舉行大學統一考試的辦法，使中國大學的入學考試與畢業考試有了統一的標準;訓育教育則是陳立夫在大學裏的創造，他將蔣介石訓練國民黨的辦法放在了大學之中，將“三民主義”等內容作爲學生必修的教學內容;貸金制度主要用以對青年的救濟和訓練，陳立夫用這個辦法來資助那些來自戰區的沒有經濟來源的學生。據統計，戰時由中學至大學畢業，全部靠貸金或公費完成學業的，大約有l2萬多人，包括像李政道、楊振寧這些後來的知名學者，順利地念完西南聯大，皆得益於貸金制度，這項制度，爲中國培養出大批的優秀高級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
對於貸金制度的改革，陳立夫一直到他的晚年都非常得意，在回憶錄中，他津津樂道地寫到：
據民國七十七年去美國參加第五屆中國科學史國際會議的劉廣定教授說："我這次赴會，過數位六七十歲之大陸學者坦言：抗戰期中，得以公費就讀國立大學，實爲陳先生之恩澤，特予稟告。" 我認爲我人在臺灣，而在大陸上的學者，還懷念着我，這貸金制所產生的久遠影響，尤使我格外欣慰。
第四，推進國民教育運動。國民教育以前皆爲地方政府主辦，這種制度，使得小學不普及，學齡前的兒童就學率極低。爲了改變這種狀況，1940年，在陳立夫的努力下，國民政府頒佈了《國民教育實施綱要》，將國民教育的近期目標具體化。章程規定，國民教育的普及分三期推進，第一期自1940年8月起至1942年7月止，目標爲：各鎮(鄉)均應成立中心小學一所，至少每三保成立國民學校一所。入學兒童要達到學齡兒童總數的65%以上，入學民衆總數要達到失學民衆總數的30%以上。第二期自1942年8月起至1944年7月止，目標爲：保國民學校應逐漸增加，或原有的保國民學校增加班級。入學兒童要達到學齡兒童總數的80%以上，入學民衆達到失學民衆總數的50%以上。第三期自1944年8月起至1950年7月止，目標爲：保國民學校數繼續增加，以期達到每保一校。入學兒童要達到學齡兒童的90%以上，入學民衆達到失學民衆總數的60%以上。從前四年的實施情況來看，計劃的目標基本實現，遺憾的是，在第三期計劃實施期間，陳立夫已離開了教育部。陳立夫一心想當個採礦工程師，夙願未成終成一生遺憾。撫今憶昔，他常常將七年的教育作爲自己平衡得失的彌補。在自述中他這樣寫道：“我想我既無機會採煤礦，何不轉而開開‘文化礦’呢?”這對國家民族來說，倒是“從根救起”的工作。因此，每每憶及七年教育的歷史，他總覺得“百年樹人的教育文化工作”，是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作爲。
與周恩來正面交鋒
周恩來曾說過：在敵人之中，陳立夫這個人是值得重視的。1945年10月，國共兩黨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周恩來與陳立夫終於有了一次正面交鋒的機會，兩人脣槍舌劍，爲了自己的理想與主義，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國共兩黨代表在重慶經過多天的談判，終於簽署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國民黨被迫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國方針，承認民主政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保證人民的某些民主權利等。
《雙十協定》簽訂以後，中國共產黨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諾言，着手將長江以南--蘇南、皖南、浙東、浙西的新四軍撤往江北，再次用實際行動向全國人民表明和平建國的誠意。可是，簽字的墨跡未乾，蔣介石就在10月13 日向全國各戰區將領下達“剿匪”手令。
面對內戰陰雲密佈的險惡形勢，中共代表爲維護國內和平，於12月27日提出了關於無條件停止內戰的三條建議，國民黨也提出三項辦法作爲對中共提議的答覆。 這時，美國政府採取了調解國共兩黨爭端的政策。11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批准赫爾利辭去駐華大使職務，並派陸軍上將馬歇爾爲特使，來到中國，參加國共停戰談判。
經過商議，1946年1月5日達成了《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1月10日，又由張羣、周恩來簽署了《關於停止國內衝突、恢復交通的命令和聲明》，由雙方所屬部隊發佈停戰令，並規定於1946年1月10日午夜12時停火。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對於召開政協會議，陳果夫、陳立夫一直有牴觸情緒，甚至堅決反對。陳立夫多次提醒蔣介石別上了共產黨的當。
在這次政治協商會議上，陳立夫與中共代表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後人的回憶將這段會議中的辯論具體地描述了下來。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式在重慶的國民政府禮堂舉行。
由於停戰協定簽署的好消息已經傳開，參加會議的38名代表和列席會議的中外記者，個個喜形於色，興高采烈。而致開幕詞的蔣介石也發表了諸如確保人民自由權利、釋放政治犯等等，蔣介石的“誠意”使會場的氣氛充滿了喜悅。開幕式過後，政協會議便開始討論各項議案。
列入會議日程表的，主要有政府改組、施政綱領、軍事問題、國民大會、憲法草案等五大議案。
五大議案一展開討論，立刻引起了激烈爭論，特別是國共兩黨的立場不同，分歧就更加明顯，尤其對一些重大原則問題，各方代表爭論相當激烈。爭論的焦點，實際上仍是能不能實現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及如何實現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
陳立夫躊躇滿志地參加了這次會議，上次遭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駁斥以後，他內心一直窩着火，今天，他要力陳自己的觀點，把面子挽回來，也給中共以有力的回擊。 會議剛一組織發言，陳立夫首先站了起來，慷慨陳詞道：“我極力主張首先軍隊國家化，然後政治民主化。”陳立夫剛說完，還未落座，張羣也跟着附和。
周恩來站了起來，義正嚴詞地對陳立夫說：“現在的政府還是一黨專制的政府，把軍隊交給政府，實際是交給了國民黨，人民的軍隊就等於變成國民黨的軍隊。故此，中共方面堅持政治民主化是軍隊國家化的前提條件，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應同時進行，沒有先後。”
周恩來的話，一些代表們表示贊同。陳立夫和張羣面面相覷，無話可辯。通過激烈的爭論，最終達成了折中的協議，確定了軍隊屬於國家，軍黨分立、軍民分治的原則以及以政治軍，公平合理地整編全國軍隊的辦法。陳立夫要求中共將軍隊交給國民黨的企圖未能實現。
關於國民大會的問題，圍繞十年前國民黨包辦選出的舊代表是否有效問題，一黨專政還是多黨專政問題，關於憲章問題等，會議也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陳立夫剛纔在軍隊問題上被周恩來等擊敗了，現在到了黨的問題，陳立夫感到優勢在自己一方，所以，他又顯得十分活躍。
陳立夫說：“拿歷史的眼光看，中國必須實行一黨專政，如果多黨專政，勢必造成國家混亂，政權無核心無權威性。”陳立夫停了一下，又接着說：“我認爲，舊代表仍然有效，不應有爭議。”
周恩來則針鋒相對：“陳先生，請不要言辭過激，舊代表是國民黨一黨創辦的，是在國民黨控制之下選舉的，這是不合法的，更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願望。”
陳立夫辯解道：“有人批評國大選舉法有指定代表爲不民主，我仍有不同意見。其實，中國要進入民主，還要相當的時間，請各位代表要正確看待。”
陳立夫剛說完，中共代表鄧穎超馬上站起來反駁：“中國民主化進程固然要一定時間，但即使是現在的中國，指定代表本身是不民主，也是不必要的。”
陳立夫絲毫不讓，繼續辯解道：“希望中共方面不可忽視這個問題，中國的國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崇尚清高而不願意選，須三顧茅廬去請，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
這時，中共方面代表陸定一聽不下去了，也站起來反駁陳立夫：“陳先生認爲，中國人民有不願意參加競選的習慣，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些事實，但數量極少。相反，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說，當時青年黨是放棄競選的，中共更是被迫無法參加競選。如果中共有好環境，會不參加競選嗎?要說國情，國情主要的是在這裏，許多政黨都願競選，滿足這一要求很重要。”
面對中共代表的夾擊，陳立夫無話可說了，他在等待着下一個問題的爭論。
關於實施政治制度問題，爭論仍然十分激烈。
陳立夫又首先發言：“國民黨以黨治國是效仿蘇聯，今天大家以多黨制的理論來批評一黨制，那是什麼也不能解決的，希望大家要充分認識一黨制的實際情況。”
接着，陳立夫還對中共解放區實行三三制政權，提出指控：“衆所周知，相信國民黨代表在國大代表中比例甚少，比中共方面所說的'三三制'還要少。”
陸定一又站起來反駁陳立夫：“國民大會舊代表的名單已經發表，據說國民黨員佔半數，加上當然代表與指定代表，合計起來，如說國民黨代表在國民大會中的數目比‘三三制’下中共黨員在民意機關中所佔人數還少，這是難以令人相信的。”
陳立夫還要說什麼，陸定一接着說下去：“我們認爲蘇聯制度的特點是使無數的工農知識分子有權。國民黨學習這一制度，如能使工農知識分子有權，那就不勝感激，而事實確是大家共見的。不是嗎，陳先生?”
陳立夫被陸定一駁得無言以對，他不得不胡亂爲自己辯護：“學習蘇聯，不也是中共所推崇的嗎?”
陸定一打斷陳立夫的話，繼續道：“蘇聯並不是一切事情由黨包辦，而是由黨領導人民工作。在中國則一黨專政，這是辦不通的，中國應實行多黨政治。”
陸定一還回顧了過去國共兩黨合作的歷史，指出：“在大革命到抗戰中，國民黨有其功績，但所能有其功績，乃因實行了兩黨或多黨合作，這一點，陳先生不能不承認吧?”
陸定一的發言，得到了多數代表的贊同，陳立夫一時無言可辯，默不作聲。
在中共和多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及國民黨內民主主義分子的積極努力下，政協會議就大多數問題達成了協議。
陳立夫有些悶悶不樂。於是，他三番五次找蔣介石，聆聽他的指示。蔣介石命令陳立夫對政協決議“就其犖犖大端，妥籌補救”。
6月下旬，上海各界人士鑑於蔣介石已決心發動內戰，聯合發起組織上海人民和平請願團，由馬敘倫、胡厥文、鬍子嬰、雷潔瓊等爲代表，於6月23 日赴南京請願。然而，當他們到達南京下關火車站時，陳立夫早已佈置好的CC特務們蜂擁而上，對代表們圍攻毆打。馬敘倫、雷潔瓊等多人受傷，陳立夫又釀成了“下關慘案”。後來，陳立夫曾對自己的部下說：“對付共產黨，我什麼都不怕!”
流亡美國養雞賣蛋
由於陳立夫與蔣介石的另一心腹、臺灣省主席陳誠不睦，爲防止內鬥，敗退臺灣之後的蔣介石決定清除陳立夫這塊絆腳石。陳立夫察言觀色，明白蔣的用意，一次在跟蔣介石談話時主動表示：“總裁，大陸失敗，黨、政、軍三方面都應該有人出面承擔責任。黨的方面，果夫和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我覺得果夫和我都不宜參加此次黨的改造。”蔣介石聽後，默不作聲。陳立夫知道大勢已去。不久，陳立夫得到了蔣介石的命令，叫他在24小時內離開臺灣。1950年8月4日，陳立夫帶着全家倉促離臺。
離臺後，陳立夫一家先到瑞士，稍事停留之後遷往美國，最終定居在新澤西州湖林城外的來克塢鎮。此時的陳立夫，剛年滿50歲。雖被稱爲“四大家族”之一，論資產陳家實際上根本不夠格稱作“大家族”，因此，謀生很快成爲陳立夫流亡生活的主題，於是陳立夫決定辦個養雞場。當時，在美國定居的江蘇醫學院前院長鬍安定準備投資辦個養雞場，需要合夥人，找到了陳立夫。陳立夫與胡安定考察了60個養雞場，挑一個便宜的買下來，成交價爲4.7萬美元，可先付2萬元，剩下的分十年付清。陳、胡二人翻箱倒篋，傾盡所有，只湊足8000美元，四下裏告貸，經朋友援手，總算把雞場盤了下來。
陳立夫的這個養雞場，上上下下只有陳立夫和夫人孫祿卿兩人。夫妻二人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除了喂飼料、孵雞、撿蛋、大小分類、洗蛋、秤蛋、包裝和運送外，還得請專家打針。這段生活雖然清苦，但一家人卻也其樂融融。陳立夫的小兒子陳澤寵曾經回憶，陳家當時只有一間房子，雞兒就那麼在屋子裏大搖大擺地走來走去，家人只好在雞羣裏面跑來跑去。
那時候很多人去看陳立夫，有人看到陳立夫打着領帶在雞場工作的照片，懷疑他養雞隻是“作秀”。作家李敖曾就這個問題問過陳澤寵，陳說：“你太不瞭解我父親了，他非常尊重中國傳統禮儀。他覺得見客人不穿正裝很不禮貌，所以平時他就打個領帶，再帶上圍兜，如果有客人來，他趕緊摘掉圍兜，不然還要進去換衣服。在他的想法裏，衣服不見得要華麗，但一定要整潔。”
陳家養雞場最興隆時養了6500多隻雞。陳立夫的兒女曾問他：“你爲什麼要養雞?這又不是你的專業。”陳立夫無奈地說：“雞不會像人那麼複雜，雞比人聽話，雞比人好管。”爲節省開支，陳立夫的養雞場全部採用人工飼養，勞力支出很大，陳立夫出力最多。三年下來，養雞場利潤可觀。
好景不長，隨着橫貫美國東西的高速公路通車，西部地區大量廉價雞蛋源源而來，蛋價暴跌，直接威脅到了陳家養雞場的生存。不幸的是，1964年10月，陳家養雞場附近的森林失火，陳家養雞場被燒了個一乾二淨。好在陳的長子、次子均在美國獲得了博士學位，還找到了不錯的工作，陳立夫夫婦可以從他們那裏得到些接濟。
雞場被焚後，陳立夫又把目光投向養雞業的“下游產業”———雞蛋加工上面。陳立夫家中有一個做皮蛋的祕方，陳立夫按祕方做出的皮蛋，不僅好吃，而且好看，在美國的華僑之中，人稱“陳立夫皮蛋”。中秋節到來之時，頗有商業頭腦的陳立夫將2萬個鴨蛋製成鴨蛋黃供應，着實賺了一大筆錢。隨後，他又擴大業務，做湖州糉子、年糕、鹹鴨蛋等。
在當年唐人街，陳立夫家制作的辣椒醬也一度成了熱銷品。當時，陳家在美國有很多老朋友，經常到陳家聚會。陳夫人很會做菜，大家覺得她做的辣椒醬非常好吃，先是有人來要一罐兩罐，後來三五罐，越來越多，直到有人開始訂購。陳夫人後來說，她是盛情難卻。這種辣椒醬味道鮮美，有人美其名曰“陳立夫辣椒醬”。
立夫開養雞場、賣皮蛋的消息接二連三地傳進了蔣介石的耳朵裏，在雞場起火和出雞瘟的時候，蔣介石還曾祕密通過近臣俞國華給陳家寄錢，幫陳家渡過難關。陳誠死後，蔣介石派人赴美，讓陳立夫準備儘速返臺定居，並指派專人在臺灣爲陳立夫督造官邸。當時已任“國防部長”的蔣經國親自出馬爲陳宅選址。1969年國民黨開完“十全”會後，陳氏夫婦回臺灣定居。
堅決維護祖國統一
遠在1973年，陳立夫便滿懷熱情地在香港《中華月刊》上發表文章呼籲祖國統一。文中說：“中國統一的真正實現，使世界知道，中國人是不可欺的。”並尖銳地指出：“沒有一個帝國主義者願中國統一，要統一隻能靠中國人自己的覺悟。在雙方分裂對峙中，靠帝國主義在後撐腰，這些撐腰是爲中國嗎?不，是爲他們自己，這是很清楚的。中國人無論在大陸或在臺灣以及海外各地，勢必額手稱頌化干戈爲玉帛。”
爲了推動祖國統一，陳立夫先生不斷地探求溝通的途徑。他認爲國共兩黨曾有過兩次合作成功的先例。第一次合作，促成北伐;第二次合作，贏得了抗戰最後勝利。特別是第二次合作，國共兩黨能從民族利益出發，顧全大局，捐棄十年內戰的深仇，重握合作之手，那麼，時至海峽兩岸如今隔絕幾十年以後，爲了祖國的統一，國共兩黨應能實行第三次合作。1975 年春節後，蔣介石祕密找來已經從美國回臺灣擔任“總統府資政”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讓他通過在香港的祕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請毛澤東來臺灣訪問。陳立夫和談心切，在沒有得到迴音的情況下，就在香港報紙上公開發表了一篇題爲《假如我是毛澤東》的文章。陳立夫在文中歡迎毛澤東或者周恩來到臺灣訪問，與蔣介石重開談判之路，以造福國家和人民。陳立夫特別呼籲毛澤東能“以大事小”，不計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國共兩度合作的先例，開創再次合作的新局面。時值大陸正處於“文革”，動亂年月，自然不可能有結果。
儘管他發出的信息，如石沉大海，沒有任何迴應，但陳立夫並不悲觀，仍在堅持探索祖國統一的途徑。這時，1976年10月，恰逢中國大陸粉碎了“四人幫”，接着召開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全會公報中，陳立夫先生注意到第一次沒有用“解放”臺灣一詞，而代之以“臺灣回到祖國的懷抱，實現統一大業”的提法。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今，二十多年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和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葉劍英、胡耀邦、江澤民都先後用不同的聲音，呼籲國民黨能依時順勢，負起歷史責任，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統一、共同振興中華之大業。
這一切陳立夫先生都看在眼裏，記在心裏，他對中國大陸對統一祖國做出的不懈努力，很受感動。他覺得彷彿看到了兩岸言和的曙光。於是他在1988年7月14日，國民黨召開的“第十一屆中央評議委員會”上，聯合34名“評議委員”，提出了“以中國文化統一中國，建立共信;以投資共同實行國父實業計劃，建立自信，並以爭取大陸民心，以利和平統一”的提案。提案明確指出“中國之統一爲臺灣海峽兩岸及海外全體同胞之共同願望”，提出了“以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統一中國，建立共信”。提案在臺灣引起震動，不少民衆和愛國人士紛紛響應。然而臺灣當局卻無動於衷。 《人民日報》爲此發表社論，認爲該提案是“順應兩岸人民強烈要求和平統一，振興中華歷史潮流的……這種謀求祖國統一的積極態度令人感佩。” 臺灣《新新聞》發表題爲《反共老人要做聯共先鋒?》一文。文中稱這位公衆形象是常年滿口孔孟，“道貫高中”中華文化教材的89歲反共守舊老人，一下又躍居爲“和平統一”的急先鋒，激進的程度真讓國民黨以開明自居的當權晚輩們瞠目結舌。
國民黨“十三大”後不久，在一次會見臺灣“中國統一聯盟”代表時，陳立夫慷慨陳詞，他認爲，海峽兩岸若通過合作而達到中國統一，中國必將壯大起來，在世界上發揮無比的影響力。這位90歲高齡的老人感慨萬千，他真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國的統一。
1992年，在接見大陸首批訪臺記者時，他說“若爲了國家統一，只要兩岸人民需要我，我就會去大陸，我最大的心願就是國家強盛，人民安樂。”
1994年陳立夫曾贈送親筆書法給前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內容是：“求統一不談小節，爲和平先天志成。”
1999年在澳門迴歸的時刻，101歲的陳立夫書寫了“雪恥榮歸”四個字送給澳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