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多數人都已經不知道什麼是沙眼，可在半個世紀前，這是一種流行極廣的疾病。
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有六分之一的人患有沙眼。在中國，沙眼發病率高達50%。在邊遠農村，還有“十眼九沙”的說法，最嚴重的會直接失明。
有個日本人曾聲稱自己發現了沙眼衣原體，一下子就成了全日本的驕傲和國寶。他在紐約的墓地是日本人出國旅行的朝聖地，他的頭像也被印在了新版日元紙幣上。
有個中國人，同樣研究沙眼衣原體，卻完虐日本人。
他發現了日本人研究中的疏漏，甚至將沙原體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裏，並堅持四十天不治療來證實沙眼衣原體的致病性，在沙眼防治中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他曾用兩個月時間研製九萬毫升的減毒活菌苗，抑制了建國初期大肆蔓延的鼠疫。
他領導中央防疫處研製出獨立穩定的牛痘疫苗，將天花病例趕盡殺絕。
他成功研製出國內第一隻青黴素，挽救了二戰中千萬條性命。
中國自己的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和世界首支班疹傷寒疫苗，均出自他手。
然而，他卻在政治運動中不堪誣衊凌辱上吊自盡。離世後學術成果遭人竊取，國際眼科防治組織甚至不知道該將沙眼金質獎章頒發給誰。
人們都說，若他尚在世，科學成就絕對足以獲得諾貝爾獎，後來的“非典”也不至於肆虐成災。
李約瑟對中央防疫處的回憶。
“非典”時，衛生部老幹部嘆息：“湯飛凡若在，何至於此?”
他是中國生物製品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也是國際公認的“衣原體之父”，他就是湯飛凡。
1914年，顏福慶任校長的湖南湘雅醫學學校招收首屆學生。湯飛凡和其他熱血青年一樣，有志於學醫救國，報名參加了入學考試。
中美合辦的湘雅醫學院，對於英語水平有着嚴苛的要求。
湯飛凡的英語水平不高，他向學校申請入學後緩考英語。
“倘若之後還考不過，就自動捲鋪蓋走人。”
教務長愛德華·胡美被他的真誠好學所感動，破例錄取了湯飛凡。
顯然湯飛凡不會讓教務長失望。他超乎常人地刻苦用功，一本英文詞典被翻得破爛，英文和醫學水平突飛猛進。
1921年，因爲畢業要求嚴格，當年一同入學的18名同學只剩下了10人。湯飛凡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湘雅順利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後，沒有停止求學腳步。
哈佛醫學院。
畢業後，從湘雅到協和，從協和到哈佛。病毒學拓荒時代裏，湯飛凡是第一個研究病毒學的中國人。但從他從不理會這些頭銜，始終埋頭苦思，步履匆匆。
當湯飛凡決心留在哈佛，進一步探究微生物領域時，恩師顏福慶從大洋彼岸寄來一封信，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顏福慶。
作爲中國現代醫學教育先驅，顏福慶有志於擺脫“中外合辦”的現狀，創建中國自己的醫學教育體系。百廢待興之際，顏福慶希望湯飛凡能回國幫忙。
二話沒說，湯飛凡收拾行囊回到祖國，任中央大學醫學院細菌系副教授。
之後九年，湯飛凡潛心學術。這段日子裏他所做的研究，爲各項醫療事業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然而，抗戰炮火的燃起讓湯飛凡做出了最爲堅定決絕的選擇：放棄學術，抗戰救國!有人曾說，是命運扼殺了他的夢想，他卻堅定地說：“這不是命運，是我個人的選擇。”
他走出實驗室，參加了上海救護委員會的前線醫療救護隊。在離炮火幾百米的地方，湯飛凡和醫療隊的同胞們一起，對傷員們進行初級的創傷治療。
三個月來，救護站數次差點被炮火覆蓋，湯非凡隨醫療隊輾轉各地，他出生入死，幾次過家門而不入。家人擔心他的安危，身高僅有一米六的他倒說：“因爲我目標小，炮火打不中我，所以我幹這個最合適。”
湯飛凡與李約瑟博士交談。
就在戰爭進入白熱化階段時，湯飛凡同時收到了兩份邀請，分別是來自英國雷德氏研究所的聘請和顏福慶重建中央防疫所的請求。
一邊是和平穩定高薪厚祿，一邊是風雨飄搖食不果腹。
湯飛凡沒有猶豫，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後者。
在昆明郊區的種羊防疫站。
日寇轟炸，物價飛漲，中央防疫所裏設備簡陋，人員稀少……
這些困難，湯飛凡心裏不可能不清楚。
可是隻要一想到前線的戰士、後方的同胞，都在飽受着傳染病的折磨而逐漸凋零死去，他就不能置之不理。
“在湯飛凡心中，有些事終歸要有人去做，哪怕只有萬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哪怕是知其不可而爲之。”
日寇轟炸，他就將防疫所遷到偏遠的鄉下;物價飛漲，他就自己養豬養雞，種草種菜;設備簡陋，人員稀少，他就發動身邊所有人共同投身黴菌的尋找和疫苗的研製中。
果然，他們竟在一位技工的皮鞋中分離出一株能產生青黴素的菌種，這株菌種就是後來就被用於生產國產青黴素的原料。
你肯定沒辦法想象，現在聞名於世的青黴素，當時竟產自這樣的環境：沒有自來水，只有一臺又舊又漏、每天用完後都要修理的鍋爐;
用過的瓊脂還要回收使用，回收的設備也只是一隻破木船來放在湖裏進行透析;沒有商品蛋白棟供應，就從養的豬的胃裏製造……
中國防疫事業的真勇士，就是這樣一步步地做着不可能的事。
國外狂犬疫苗接種後，會有萬分之一到三千分之一比例的嚴重反應，但中央防疫處製備的狂犬疫苗投入使用後沒有發生過一起意外。
對於雲南一向流行的斑疹傷寒，中央防疫處於1943年製成出的中國最早的斑疹傷寒，使盟軍再次免於滅頂之災。
1945年，中央防疫處採用的針對恙蟲病的防治措施，也有效控制了困擾盟軍已久的“不明熱”。
抗戰終於結束，湯飛凡一心想要建立起全國性防疫和生物製品系統。但隨後不久，內戰硝煙再起，湯飛凡心灰意冷，決定接受哈佛邀請，前往美國。
臨行前，他夜不能寐，幾番思量後，他最後一次改變了自己人生的道路：留在國內，繼續前半生未竟的事業。
他辭去了所有行政職務，專注於沙眼病原體的研究。沙眼病原究竟是細菌病原還是病毒病原?幾個世紀以來學界爭論不休。
這次，又是一名日本學者的論文引起了轟動，全日本都引以爲榮。湯飛凡心存懷疑，嚴格按論文分離細菌，證明了其錯誤的結論。一時引起日本方面的不滿，同時也將自己推向了風口浪尖。
“你行你上啊!”
湯飛凡真的自己上了。
1958年，他命助手將分離出的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並在此後四十天內堅持不做治療，頂着一雙紅腫的眼睛收集着沙眼病毒的臨牀醫學資料。
懶姐一下子想起了以身試毒的李時珍。
就這樣，他成功分離出了沙眼病原體，並因此在沙眼的預防與治療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進展。
這以後，僅以上海爲例，短短數年沙眼發病率由84%下降到5.4%。如今，沙眼已基本絕跡。
他心中的中日戰爭，終於以中方的勝利真正圓滿告終。
但在他身後，麻煩還在接踵而至。
1958年，反右運動開始。
第一天，他被批爲“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插在社會主義陣地上的一面大白旗”;
第二天，他就“升級”成爲“民族敗類、國民黨反動派的忠實走狗、美國特務、國際間諜···”;
第三天，他不堪凌辱，上吊自殺。
在他死後，論文裏第一作者湯飛凡的名姓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從前共事過的張曉樓。頒獎典禮上出席的是他，人民畫報上笑得燦爛的是他，民衆心中的先進典範也是他。
再沒人知道湯飛凡是誰，他就像被他研製出的疫苗消滅掉的病菌那樣，瞬間消逝。
湯飛凡的家人學生不滿，要求討個說法。
過了很久，國際醫學界才終於記起了這位曾爲人類眼睛作出卓越貢獻的科學家。1980年，國際眼科防治組織授予湯飛凡一枚沙眼金質獎章，並且打算爲他申報諾貝爾獎。
可惜這時候，世上早已沒了湯飛凡。
曾有首歌唱過：“祈禱擁有一顆透明的心靈，和會流淚的眼睛。給我再去相信的勇氣，越過謊言去擁抱你。”
湯飛凡，受過多少苦難依舊保持一顆純潔堅定的心，他治癒了世上無數迷茫的眼睛，不應該被我們輕易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