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7年“七七事變”到同年11月初，中國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取得了重創日軍的不小勝利，使日軍付出了官兵傷亡和經濟上的重大代價。日軍想速戰速決已不可能。日本爲了儘快結束這場戰爭，急切希望蔣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對日妥協，甚至投降。與此同時，日本特務機關和已叛國投敵的漢奸想方設法拉攏他們認爲可以同流合污的中國軍政大員、地方實力派、失意政客，誘其叛國。閻錫山正是他們理想的獵物之一。
閻錫山在中華民國史上是一位軍政要人，在華北是獨一無二的、有政權、有兵權的顯赫人物，他在中國抗戰中的地位、作用和影響舉足輕重。
1939年日軍中國派遣軍總部成立後，總參謀長阪垣徵四郎將對閻錫山誘降工作的代號稱爲“伯工作”，由華北派遣軍和山西派遣軍共同負責。日本天皇親自批准了這一項工作。日本政府和老牌特務土肥原賢二與阪垣徵四郎、日軍華北派遣軍司令、山西派遣軍司令以及駐太原的第一軍司令官筱都把誘降閻錫山的工作放在首位。
“存在就是真理”是閻錫山的信條。爲了存在和發展，保住“華北王”的地位，他認敵爲友，聯日反共。
閻錫山是中國第二戰區司令長官，是封疆大吏，握有很大權力，爲什麼要喪失民族氣節，走投靠日寇的道路？對此，他於1940年11月委派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與日軍密談前作了如下表白：
目前咱們的處境很不好。蔣介石借抗戰之名消滅咱們，不發給咱們足夠的經費，也不給補充人員和武器，處處歧視咱們，事事和咱們爲難。共產黨對咱們更不好，到處打擊咱們，八路軍在山西各地有嚴密的組織，把老百姓都拿過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們，那就只有被消滅。咱們如果想在中國求存在，非另找出路不可。存在就是真理。只要能存在住，以後怎麼轉變都可以。權衡情況目前只有暫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發展咱們自己，這是一個不得已的辦法，也是咱們惟一的出路。日本人想依靠咱們，這些時派來過一個人，在克難坡(吉縣)住了幾天，我已叫迪吉(第二戰區長官部機要處副處長)跟他到太原和象乾(即蘇體仁，僞山西省省長)、西樵(即樑上椿，山西省公署參議)他們研究研究，看看有沒有機會和辦法。現在他們接上頭了，叫我派代表到太原。我認爲現在公開派代表到太原還不是時候。所以約定派人先在孝義白壁關村和他們會見。我想別人不可靠，你去最合適。你和西樵、象乾他們很熟，可以通過他們協助接頭。你這次去，主要是商量四點，也就是四句話，即“亞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內政自理”。前三句對日本人無害，他們也希望這樣做，會同意。第四句可能有爭執，一定要爭取做到。如果內政不能自理，老百姓就不會相信咱們，不跟着咱們走，咱就不會有力量，那就談不上和他們(日軍)合作了。這四句話，前三句是咱們遷就他們，後一句要求他們遷就咱一點。如果要求咱像汪精衛那樣，我是絕對不幹的。
從以上閻錫山一席“推心置腹”的談話，可以斷定：
一、閻錫山感到了從未有過的絕望和孤立。
他於1939年利用蔣介石在全國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機會，在山西製造“十二月事變”，企圖將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山西新軍(決死隊等)、犧盟會以及所有進步組織、抗日民主政權消滅，然後再配合國民黨中央軍把八路軍趕出他的勢力範圍，繼續維持他在山西的獨裁統治。但事與願違。經過和決死隊等新軍部隊一個半月的較量，他除去從決死三縱隊瓦解了七、八、九三個團，並使其他縱隊一些零星的舊軍官等少數人叛逃外，其他卻一無所獲。在晉東南，晉城、高平、沁水、陽城、陵川、浮山等縣大部還是被中央軍所控制。更爲重要的是把整個晉西北丟了。他在全國失去了山西是“統戰模範區”的美稱，把爲他增添無限抗日光彩的犧盟會、決死隊、戰動總會一手推到了對立面，暴露了他反共、反人民、親日妥協的醜惡面目。他的嫡系部隊六十一軍、十九軍、獨八旅，尤其是騎一軍等部損兵折將，一蹶不振。第六集團軍總司令陳長捷、孟憲吉等棄官拋印投靠了蔣介石，趙瑞、楊誠等被俘後搖身一變投敵當了漢奸。蔣介石也虎視眈眈地盯着他，不僅在糧餉、軍火武器上卡他的脖子，而且一有機會就要派中央軍進入他的防區興風作浪，名爲支持，實爲蠶食。堂堂第二戰區司令長官所統轄的軍隊僅有幾萬人，能供其糧草錢財的縣份也只有寥寥幾縣，而且大都是人煙稀少、地瘠民貧的山城小縣。
二、不惜民族氣節，要“聯日”求存。
雖然他已感到“處境很不好”，但他卻不願回心轉意，真心實意地和代表抗戰、團結、進步力量的共產黨、八路軍、犧盟會、新軍合作抗日，爭取抗戰的勝利和民族復興。而且更怕共產黨奪取他的天下，失去“華北王”的地位。同時，亦不甘心受蔣介石“處處歧視”、“事事爲難”的抑制，甚至還怕蔣介石真的和日本政府“和談”成功而落個“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的下場。爲了“存在”，閻錫山不惜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喪失民族氣節，以反共爲籌碼，“暫借日本人的力量”來“發展自己”，“只要能存在，以後怎麼轉變都可以”。他玩弄兩面三刀的手法，不管採取什麼辦法騙得日本的信任都行。只有這樣才能憑藉實力隨時應變，亦即隨時可以適時應勢而“存在”而“發展”。只要能“存在就是真理”，哪管什麼國家尊嚴、民族氣節。
三、閻錫山派代表和日軍的使節互訪、洽談的真實意圖是想暗中藉助日軍的力量滅共拒蔣，而不是要把他的軍政大權都被日軍操縱做傀儡。 他所謂的“亞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內政自理”四句話的談判原則，最重要最有實質意義的是“內政自理”這一條。但他未免有點太天真了。雖然他堅持不像汪精衛一樣去公開當漢奸，但他卻充當了暗藏在抗戰陣營中的汪精衛之類的角色，與日軍互不侵犯、聯日反共，本身就是破壞統一戰線、破壞抗戰的一種嚴重的叛國行爲。雖然漢奸的名分還尚不完全具備，但已有漢奸之實的事實卻是無法推卸的。
六年中閻錫山與日寇進行了六次密談，簽訂了互不侵犯、共同反共、互通有無等“協定”，對抗戰事業造成極大破壞。
從1940年春到1945年秋的六年中，僅有據可查的閻、日會談就有六次，由閻錫山親自參與的有三次，並與日軍簽訂了政治上聯合反共、經濟上互通有無、軍事上相互配合進犯抗日根據地等多條“協定”。這六次密談是：
一、白壁關會談
。雙方代表在孝義縣白壁關村日特晉中公館工作人員白太沖家中進行，前後兩次。第一次是1940年11月。日方代表爲日本山西派遣軍參謀長楠山秀吉，僞山西省省長蘇體仁、省公署參議樑上椿等。閻方代表爲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隨行人員爲騎一軍軍長溫懷光、參謀長齊鳳洲、騎一師師長趙瑞。在會談中，楠山秀吉提議：日、閻雙方取消敵對狀態，互相提攜，共同“反共”。趙承綬表示原則同意，並希望日軍撤出孝義、汾陽幾個縣城，供給武器。會談未就實質問題達成協議，雙方同意請示上級後再談。第二次是1941年3月。日方代表爲宮內幸五郎，閻方代表爲趙承綬。雙方協議：日軍從孝義縣城撤出，讓閻軍進駐。此項協議於同年6月實現。
二、汾陽會談。
自白壁關會談後，閻錫山聞訊日軍將進攻閻軍，來往曾中斷一時。經過日本軍方派大倉商事日本顧問林龜喜作爲非正式軍使赴吉縣直接轉達日軍意圖後，日方接受了閻方關於在離石縣一帶對共軍作戰的要求。1941年7月，雙方意見基本一致，於是決定9月10日，兩軍代表在汾陽城內簽署正式協定。1941年8月8日至11日，閻、日代表在山西省汾陽縣城內會談。日方代表爲日本華北派遣軍參謀長田邊盛武，隨員有日本山西派遣軍參謀長楠山秀吉、獨立混成第十六旅團長若鬆，僞山西省省長蘇體仁、省公署參議樑上椿。閻方代表爲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隨員有第七集團軍司令部參謀長續志仁、騎一軍軍長溫懷光、參謀長齊鳳洲、騎一師師長趙瑞等。會議結果雙方代表在《日本軍與晉綏軍基本協定》上簽字。此協定分爲“方針”、“要領”兩部分：
方針
(一)本共存共榮建設新東亞之目的，晉綏軍與日本軍成立停戰協定，與南京政府(汪精衛僞國民政府)合作。
(二)依據於南京締結之中日國交調整基本條約，國內之政治及軍事由中國方面自理。晉綏軍之管轄區，先爲山西，漸次及全華北。實力充實時即行努力統一國家，實現東亞和平。
(三)閻錫山先任南京政府副主席及軍事委員長。將來適當時機任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及華北國防軍總司令。
要領
第一階段
(一)晉綏軍與日本軍締結停戰協定。
(二)停戰協定成立後，孝義縣城(此時爲日本佔領)交予晉綏軍，晉綏軍即向以孝義爲中心區域推進，閻長官移住孝義縣城或隰縣，與日本軍緊密配合。
(三)合作實現後，日本軍集中於軍事上必要之地區，晉綏軍擔任山西省內各地方之治安。其詳細辦法，隨時與日本軍商定之。
(四)晉綏軍兵力三十萬，由山東、河北補充壯丁約十萬人，餘由山西省內補充。武器由南京政府給以下列數目之補充：
步槍十萬枝；輕機槍八千挺；重機槍九百挺；擲彈筒四千個；各種炮三百門及所需之各種彈藥。
關於糧食與服裝，就地徵發，由日本軍予以援助。
(五)爲整理晉鈔，予五千萬元之透支借款。
(六)在執行協議期間一面祕密聯絡各反共將領，一面在太原或孝義與汪主席協議合作。
(七)軍費每月由南京政府支給一千二百萬元。
(八)以上各條，必須祕密地，並在可能範圍迅速施行之。
第二階段
(一)第一階段工作完成後，閻長官即向重慶政府督促反共和平。如不接受，則向中外宣言單獨行動。
(二)第一階段之軍隊部署及軍隊補充完成後，與日本軍合作，首先肅清山西省內共產軍。爲此臨時支給二千萬元之軍馬、武器費，另外每月軍費爲二千萬元。
(三)山西共產軍肅清後漸及華北全部。此時南京政府更供給下列武器及其他所需之彈藥、汽車、步槍十萬支、輕機槍八千挺、重機槍一千八百挺、擲彈筒二千個、其他炮三百門。
(四)晉綏軍兵力五十萬，由山東、河南、河北、安徽等地補充壯丁約十萬人，餘由山西省內補充。
(五)恢復太原兵工廠。
(六)在此期間，聯合各反共將領，向和平統一方面邁進。
第三階段
(一)負責維持華北全境治安。
(二)由南京政府支給華北善後費一萬萬元撫卹軍民。
附帶條件
(一)察哈爾、綏遠問題與蒙古民族問題之解決，概由汪、閻商議決定。
(二)西北實業公司、同蒲鐵路及山西省人民公營事業董事會所轄各工廠承認完整歸還，俟閻長官回來後施行。
協定自雙方代表簽字日起生效。
日、中文各制兩份，雙方互換保存，日、中各一份。
民國三十年九月十一日
昭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
於汾陽
晉綏軍代表趙承綬
大日本華北派遣軍代表田邊盛武
關於上述協定中，雖未明確雁北十三縣的歸屬，但在會談中日方已承認閻錫山實行“山西自治”，爲完整山西政權，將現屬蒙疆區管轄的十三縣仍歸劃山西範圍。
在簽署《日本軍與晉綏軍基本協定》的當日，日軍楠山秀吉和趙承綬又簽訂了晉綏軍與日軍的《停戰協定》，全文如下：
晉綏軍與日軍互爲友軍，彼此合作，爲向共同防衛之目標邁進，訂立協定如下：
第一條晉綏軍與日軍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敵對之戰鬥行動。本共存共榮之旨，努力解放亞洲民族，建立新亞洲，首先剷除共產主義之破壞而密切合作。
第二條晉綏軍自本協定締結後，儘速向協定區域發展，日本軍當予密切合作。
有關實行此項條款之具體事項另行協議決定。
第三條日本軍協助晉綏軍之整編、訓練及補充軍械。對於徵集糧秣，應互相協助。
附則
本協定自雙方代表簽字之日起生效。
中、日文各制兩份，雙方互換保存，日、中各一份。
民國三十年九月十一日
昭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
於汾陽
山西派遣軍代表楠山秀吉
晉綏軍代表趙承綬
以上兩個協定因都在山西汾陽簽訂，故通稱爲“汾陽協定
”。11日上午簽字結束後，日軍設宴招待閻方人員，並贈送僞聯幣二十五萬元、法幣七十五萬元及布匹等。
“汾陽協定”後，閻、日雙方於1941年10月，又在太原舉行了爲充實“汾陽協定”中有關“防共協定實施細則”的談判。10月初，趙承綬、續志仁到太原，在東典膳所一號成立辦事處。日軍山西派遣軍司令巖鬆義雄與趙承綬正式會見。繼而由山西派遣軍參謀長楠山秀吉與趙承綬會談，並於10月中旬簽訂了《防共協定實施細則》。其主要內容爲：
1、日方分批撥給閻錫山壯丁五萬名(由原先承認的十萬人減至五萬)，步槍十萬枝，適當配備訓練人員及彈藥。
2、日方第一批撥給閻錫山步槍兩萬枝。閻錫山收到後由吉縣移駐隰縣。
3、日方第二批撥給閻錫山步槍三萬枝。閻錫山收到後由隰縣移駐孝義。
4、日方第三批撥給閻錫山步槍三萬枝，閻收到後，通電反蔣，由孝義移駐太原，將吉縣小船窩渡口移交日軍進駐，閻軍由晉西向南同蒲沿線移動。
5、其餘步槍兩萬枝，按需要由日方一次撥給之。
6、雙方進行物資交換。
7、閻方派第二戰區長官部高級參謀張文(少將)駐運城，憲兵司令部服務員劉虎文駐臨汾，騎一軍參謀楊向山駐汾陽，分別成立辦事處，以便雙方駐軍加強聯繫、交換情報。
三、安平會議。
1942年5月5日，日、閻雙方又在山西省吉縣安平村舉行了“安平會議”。日方代表爲日本山西派遣軍司令官巖鬆義雄，隨員有華北派遣軍參謀長邊田盛武、山西派遣軍參謀長花谷正，僞山西省省長蘇體仁、省公署參議樑上椿等。閻方由閻錫山親自出席，隨員有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第十三集團軍總司令王靖國、第二戰區長官部祕書長吳紹之、第七集團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續志仁、騎一軍參謀長齊鳳洲等。
會上，日方要求閻錫山先投降，然後給人給槍；閻錫山則堅持先要兵要槍，然後投降。雙方爭執不下，暫時休會。日方指使蘇體仁、樑上椿居間討價還價，也無結果。閻錫山乘休會期間溜出會場，不辭而別。會議未達成具體協議，但也沒有完全破裂。
四、太原政治、經濟、軍事部分協議。
1943年春，日方又主動提出，雙方先實行“部分合作”的建議。閻同意派代表到太原談判。日方參加談判人員爲山西派遣軍司令部參謀井寬一。閻方指派第二戰區黨政分會祕書長樑武爲政治代表，原西北實業公司經理彭士弘爲經濟代表，第三十四軍軍長王乾元爲軍事代表。1943年6月，日方山西派遣軍參謀長花谷正提出日、閻“政治、經濟、軍事部分合作方案”五條。雙方經過具體磋商，達成如下協議，並進入實施階段。
1.政治方面：閻方第一批派遣十五人充任五個縣的僞縣長、保安隊副大隊長和警察所長(地區和人員名單略)。第二批選派靳祥垣充任日僞山西省衛生事務局長，隨帶祕書主任毛德如、祕書盧憲武、科員李呈祥，另派陳興舜充任日僞山西省保安隊司令部總務處長。
2.經濟方面：1943年秋，在太原設立山西產業株式會社董事會，由日方井寬一、河本大作、高橋鐵造(日僞太原鐵廠廠長)，閻方彭士弘、賈英雲等五人組成。日、閻雙方進行物資交換，在井寬一主持下，日方派大倉洋行高田克、鍾淵紡織株式會社原敏郎參加，閻方派曲憲南、吳子青參加，先後交換六次。
3.軍事方面：日方接納閻方代表第二戰區長官部在臨汾設立辦事處，與日方第一一四師團司令部聯繫，交換情報。1943年12月，由日方接應閻方六十一軍約八千人由臨汾渡汾河進入浮山、安澤地區；1944年5月又接納閻方第十九軍第三十七師渡汾河增援，日、閻兩軍配合進犯中共領導的太嶽區抗日根據地。1944年春，日、閻雙方各派部隊夾擊中共領導的晉南秸王山抗日根據地。
五、瑤圃會談。
1945年6月下旬，日、閻雙方在山西孝義縣瑤圃村進行了第五次會談。日方代表爲日軍華北派遣軍參謀長高橋坦，閻方由閻錫山親自參加，隨行人員爲第十三集團軍總司令王靖國、第二戰區長官部祕書長吳紹之，還有閻方駐並(即太原)辦事處人員、第二戰區黨政分會祕書長樑武、第三十四軍軍長王乾元等。高橋坦表示希望閻錫山早日到北京，在日軍協助下掌握華北政權。閻表示不願意去北京，建議日方先向中國“講和”，自願居間聯繫，向蔣介石說情可保存日軍實力。這次會談未取得一致意見。
六、司馬村會談。
1945年8月初，日本投降前夕，日、閻雙方在山西省汾陽縣司馬村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談。日方代表爲山西派遣軍參謀長山岡道武，閻方由閻錫山親自參加。雙方協商了日、閻交接太原的措施和步驟。
閻錫山在日軍大舉侵華並佔領大片國土、無數同胞慘遭屠殺、各族人民正與日軍浴血奮戰的國難當頭之際，身爲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的軍政大員，不以身作則領導戰區軍民堅持抗戰，卻勾結日僞軍朋比爲奸、認敵爲友，完全是倒行逆施。儘管閻錫山還沒有像汪精衛那樣公開叛國，且在與日軍、漢奸蘇體仁等勾搭的同時，也曾進行過一些爲保存實力而消極抗戰的活動，但閻錫山與日軍達成的“協定”本身和對部分“協定”的執行，已給國家、民族和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已構成了對國民政府的不忠，對抗日戰爭的破壞，完全喪失國家尊嚴和民族氣節。
在中國共產黨嚴肅忠告、部屬極力反對和蔣介石的牽制下，閻錫山最終未敢降日。
對閻錫山長期與日寇、漢奸來往、進行密談、簽訂“協定”等洽降活動，八路軍駐第二戰區辦事處主任王世英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軍多次對他提出正面忠告。受中共中央之命專門做山西省上層統戰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杜任之、樊耕農等也做了大量工作。
杜任之在《我所瞭解的趙戴文老先生》一文中說：“……早在1941年6月，他(閻)就與日酋巖鬆義雄信使往來，暗中磋商，擬定條款，準備投降(日本)了。當時黨中央指示我們地下特別小組說：‘閻錫山是個軍人，他要公開投降日本，會比汪精衛等人有更大的危害，我們必須堅決拖住他，不許他公開投敵。這是一項政治任務，必須堅決完成。’我首先去找趙戴文(閻錫山的謀臣策士、山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二戰區政治部主任)說：‘抗戰開始，你曾經公開表示不做亡國奴，堅決死守太原，與城共存亡。那時，你名聲顯赫……現在會長(閻)要回太原，也就是要去當漢奸。這樣，他就會遺臭萬年。你是不是同他一起回太原？’趙戴文立即說：‘我是有民族氣節的人。我絕對不回太原當漢奸！要回，他回去，我的墳墓就在黃河邊。"杜任之說：“這當然很好！你決心不回太原，很有中華民族的氣節；他回太原當了漢奸，就成了民族的罪人。你和他共事多年，就忍心看他陷入罪惡的深淵嗎？你得想辦法拉他一把，不要叫他走那條路。”杜任之還曾對趙戴文說：“你還是把幹部們的思想情況向閻老總說說，大家都不同意他這樣幹。別看有些軍政人員現在跟他磕頭盟誓。要真回太原，保管落個君不君，臣不臣，衆叛親離。”
杜任之等人還以各政治團體的名義，用不同筆跡寫了多封警告信投入“密報箱。”這些警告信閻錫山都要“親閱”，因此，這給他增加了很大壓力。
閻、日妥協消息逐漸透露後，閻錫山內部譁然。一些高級幹部紛紛請趙戴文代表大家向閻詢問究竟。趙戴文向閻陳述了一般輿論，並堅決表示個人不贊同的意見。閻長時不語。趙說：“今日一打失敗，仍是成功。不成功退往河西，也是成功。要回太原當下流漢奸，你如何吃得下！”
閻、日妥協的傳聞明朗化以後，閻一些部下大感悲憤，紛紛去找趙戴文提出不贊成的意見，請趙向閻表示反對。趙說：“我向來是一切都服從他。這件事不能再和他含糊了。”於是趙見閻詢問：“外傳與日妥協這件事，到底有沒有？如果有，大家是反對的。你回太原去，大家都不願意跟你回去。”閻問：“你的意見如何？”趙說：“我也反對。”閻動了氣說：“我如果投降，你將怎麼辦？”趙戴文說：“我一定跳黃河而死，決不跟你再回太原去！”內部輿論，很多部屬特別是一些高級官員的態度，閻錫山不得不認真考慮，如一意孤行，將使自己陷入衆叛親離的絕境。
閻錫山與日寇的密談也引起重慶蔣介石方面的警惕和關注。蔣介石曾派軍令部長徐永昌、詮敘部長賈景德到山西會見閻錫山。閻強調“二戰區的環境惡劣，補給困難。”蔣介石答應清理欠餉，增加軍費，兵源、物資都可酌情予以補充。但要召回與日本的談判人員，停止對日談判。閻錫山對蔣介石的意見陽奉陰違，一方面電召趙承綬返回克難坡，一方面又將樑武等人留在太原，繼續與日軍保持接觸討價還價。但爲了保持與重慶政府的關係，閻錫山也不得不有所顧忌，在公開降日上三思而行，不敢貿然投入侵略者的懷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