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於廑先生講究師德，也十分尊敬自己的老師，更善於從老師的談話中吸取治學的營養。吳師生前多次與弟子談及自己被南開大學經濟所免試錄取爲研究生的經歷。先生所撰《自傳》中對此有更詳實的記載：“1938年冬，在經歷了抗日戰爭初期一段流離失所的生活之後，我到達了昆明。當時昆明已經設立了包括北大、清華、南開在內的西南聯合大學。陳序經先生任西南聯大法商學院院長兼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研究主任。……陳先生同我談話約一小時，問了我好些問題，其中有的涉及東西方對知識的看法。談話將要結束了，他說：‘南開經濟研究所正在恢復，計劃招收幾名研究生，你來吧，不用考試了。’……在他同我僅僅作了一次談話就決定收我作研究生，這對我確實是喜出望外。”其實，這種不拘一格的錄取方法，正反映了這位具有很高辦學才能的學者之慧眼所在。
吳於廑先生對自己弟子的培養既寬容又嚴格。通過西方史學的講授，他使學生看到長期受西方影響的世界史學科確實需要開拓和發展，尤其是擺脫西歐中心論和堆砌國別史的不良影響，有許多研究課題等待人們去探索，使後學之人看到自己擁有的學術活動空間和發展前景。
另一方面，他又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實事求是地肯定西方近現代史專業已取得的積極成果，指出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史學在專門研究上的多方面積累，已經爲世界歷史的比較、綜合研究準備了可以認真着手的條件。他要求學生認真研讀西方史學名著，密切關注西方史學的新成果，在釐清學術前史的情況下蒐集資料、策劃選題，明確論文寫作可以達到的深度和廣度，防止枝蔓旁生，大而無當，使學生感受到哪怕在一個具體問題的論述中要取得成績，也要付出艱辛的勞動。他充分肯定蘭克開辦討論班(“習明那爾”)的培養方法，在研究生論文的具體選題方面發揚學術民主，尊重作者本人意願，不以導師的研究興趣作取捨。憑藉寬容的學術氛圍和導師淵博治史的播化，其論文水準不僅獲得外來專家的一致好評，而且拓寬了所在研究集體的學術層面。
弟子們的學術視野爲之大開，學術思路也變得活躍起來。西方史學過去經歷了哪些流變，形成了哪些史學傳統，有哪些史學遺產值得借鑑?這些問題經常出現在學子的腦海裏和彼此的討論中。帶着這些問題再去閱讀西方學者的史著，對歷史的觀察就比以往深入和全面得多。事實表明，兼治史學史不僅促進了研究生論文的寫作，而且作爲一種基礎學習，也爲他們以後的治學研究提供了後勁。由於接觸了風格各異、流彩紛呈的歷史題材、史學思想、編纂方法、寫作技巧，也有利於學子博採衆長，逐步形成自己的治學特點。
吳師博士生弟子在論文基礎上所出專著有：李平譁《宗教改革與西方近代社會思潮》，今日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劉景華《城市轉型與英國的博興》，中國紡織出版社1994年版;姚凱《日本封建社會自治城市研究》，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陳勇《商品經濟與荷蘭近代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