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30日，北京，新政協即將選舉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人。當代表們看到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位黨內副主席候選人名單時，都大爲驚訝。他們紛紛交頭接耳-爲什麼是高崗?
和其他兩位黨內候選人朱德、劉少奇相比，高崗的威望、資歷是遠遠不及的，更別說能否和主席毛澤東、總理周恩來並肩。甚至與年齡相仿並同爲大區負責人的鄧小平相比，他的功勳和履歷也要差上一大截。所以不管彼時還是現在，66年來黨史、政治史研究者對此一直聚訟紛紜。
高崗晉升之快，權柄之重，地位之隆，似乎和領袖毛澤東對其的培養提攜是分不開的，而究其原因，可能是高氏身上那種勇武明快、不拘小節的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令人欣賞和信任。
不過，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急躁輕信、剛烈慨然的性格成就了高崗，但最終也將他送入末路。
由囚徒到西北局書記：三十六歲
按照黨史的記敘，“(1935年)10月19日，北上紅軍到達陝甘蘇區的吳起鎮。11月初，他們在甘泉同徐海東、程子華、劉志丹率領的在陝甘地區活動的紅十五軍團會師”，這標誌着中央紅軍的長征勝利結束。然而，需要說明的是，當時受王明路線影響，陝甘蘇區的中高級幹部如十五軍團參謀長劉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崗，此時都關在大牢中，等待“肅反”的最終結果。若中央紅軍晚來一步，而毛澤東沒有下令“刀下留人”，那後果將不堪設想。
中央對於“肅反”的糾偏迅速而有效。11月7日，包括高崗在內的被迫害幹部全部釋放;30日，宣佈此次肅反是“極左主義”，高崗等人正式平反;12月13日，毛澤東、周恩來在瓦窯堡接見了高崗。
隨後，高崗帶了十三人去陝北與內蒙交界處任蒙古工作委員會主任。“那裏的工作不好搞，一片黃沙地，天天颳風，跑來跑去，經常打仗”，照他的形容，“當時認爲自己是流放去了，是蘇武牧羊”。
高崗的腹誹並不過分。據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李維漢很多年以後回憶，“由於‘左’傾路線沒有清算，陝甘邊蘇區的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仍然戴着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所以對他們的工作分配，特別是對一些高級幹部的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
此時的高崗，生理心理都飽受折磨。一方面，他“被關押拷打的身體還不太好”，另一方面，他擔心會被人“害死”。如此身心消沉，以致他竟然有了“不如出家去當和尚”的想法。
正在此時，他的老同學、老領導、老朋友劉志丹犧牲了。劉志丹的犧牲更刺激高崗振奮起來，“發狠地在蒙古幹出個樣子給他們看看”。
另一方面，由於劉的去世，論陝甘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高崗就排在了第一位，他事實上成爲了西北蘇區的代表--當時這裏已經成爲中國革命全新的“落腳點和出發點”。毛澤東曾形象地說，“你走的路多，但你失去了根據地”，而高崗“沒有走路，但陝北還是一個根據地”，以突出在地化的重要性。
加之高在劉志丹犧牲後的工作誠然卓有成效，有目共睹，於是，他開始進入中央的考察視線。高崗那種“不設防”的性格也讓能夠被多方接納。據和他同事多年的老領導回憶，“一方面聽人說高崗很勇敢”，“另一方面，感到他有些粗，水平不高，生活浪漫”。這種毫無心機的做派使得他能夠最大程度地團結同志。
1935年11月初，中共中央剛剛抵達陝北，高崗還是個肅反大牢裏的囚徒。僅一年後，他已經有資格列席政治局會議。到1941年4月份，中央決定成立總綰陝甘寧黨政大權的西北局，任高崗爲書記，連革命元老林伯渠、謝覺哉都是其下屬。這時，他才三十六歲。
由副主席到囚徒：四十九歲
1953年初的高崗，達到了他人生的巔峯。此時他以中央政府副主席之尊，兼任人稱“經濟內閣”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行政序列上已和周恩來並列。而他在東北大區的實際影響力依然存在，東北局各項事務仍向其彙報。
他還於此時搬進了東交民巷8號，之前的法國駐華大使館，一棟佔地百畝的別墅將成爲他的私人辦公處，最後也成爲其囚禁與葬身之所。
據鄧小平近三十年後的回憶，“毛主席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高崗敢於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指毛澤東-引者注)也有責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對劉少奇同志、總理有意見，而對高崗擡得比較高”，“高崗又從毛主席那裏探了消息，摸了氣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個大區的支持，因此暈頭轉向”。
但是，很顯然，“有些粗，水平不高”的高崗錯誤地判斷了毛澤東的意向，更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到1953年底，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以“北京有兩個司令部”這一後來家喻戶曉的比喻，和高崗劃清了界線。
這次會議以後，對高崗的指控逐漸升級。到1954年2月6日七屆四中全會的召開，其實已經爲高崗作了政治定性，那就是“在黨內進行宗派活動、分裂活動和其他危害活動的分子”。隨後，中央組織“高崗問題座談會”，由周恩來主持，對高進行全面揭發和批判。“座談會”僅僅開了兩個下午，高崗就精神崩潰，於次日下午開槍自殺，幸好手槍被親屬及祕書搶下，纔沒釀成大禍。然而，自殺前一晚他做了一件事，真正導致其政治生命的徹底終結。
他寫了一封信，一封給毛澤東的信。
據他的傳記作者瞭解，“信中既有高崗的個人檢討，也有對一些問題的辯解，還有他與別人在一起議論劉少奇等的情況彙報”。向領袖彙報思想並懺悔，這很正常，但問題是，他“把致毛澤東的信放到了一個信封裏，並在信封上寫下了‘劉少奇收’”。更有甚者，他次日早晨還在信封上抹了點鮮血。他的祕書和妻子發現後，覺得不妥，決定私拆信件，“打開一看，給劉少奇的信正是昨晚寫的致毛澤東的信，信的擡頭寫的是毛主席，落款是高崗”。
給毛澤東的信爲什麼要寄給劉少奇，上面還要抹上血跡，並以自殺明志?相信對這個問題最好奇的是毛澤東，據其祕書葉子龍回憶，“他對此事感到厭惡”，進而說，“隨他去!”葉子龍認爲，毛澤東“從此徹底放棄了挽救高崗的想法”。
高崗自殺(未遂)發生在2月17日下午一點半。晚上九點，劉少奇主持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決定對高崗在其住所實施管教-也就是監禁，並令其停職反省。也就是在自己的家裏，高氏成了囚徒。
從此，高崗再也沒有跨出東交民巷8號半步。8月17日，正好距上次自殺半年整，凌晨兩三點，他吞下了平時偷偷攢下的大量安眠藥，再度自殺。這次，他成功了。這顆黨史上最耀眼的政治流星終於墜地，這時，他才四十九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