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之遙》可能比不上電影原型故事本身精彩，那就是1920年轟動上海灘的“閻瑞生案”。從案件發生到“慘情小說”的熱銷以及電影《閻瑞生》的拍攝，着實熱鬧了好一陣。 當時在上海，一天有5家戲院在演閻瑞生案的戲。
12月15日，姜文電影《一步之遙》在北京舉行了首映，公映放在了12月18日。從首映式上得到的反應，第一批觀衆對《一步之遙》並不滿意，《一步之遙》可能還比不上電影原型故事本身精彩。
電影《一步之遙》的故事原型是1920年轟動上海灘的一起命案“閻瑞生案”，而早在1921年這起命案就已經被改編成電影上映，電影《閻瑞生》也成爲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故事長片。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湯惟傑的研究方向之一是中國早期電影，而在2006年前後，他曾花了相當長時間研究電影《閻瑞生》以及電影故事原型，並掌握了豐富的一手資料。12月15日，湯惟傑就1920年的“閻瑞生案”接受了記者專訪。在電影《一步之遙》正式上映前，讓我們通過湯惟傑來了解一下1920年的這起上海灘大案以及此後上海灘文藝界對此事的創作發揮。以下爲湯惟傑口述。
閻瑞生手頭緊，出了下策
閻瑞生讀過震旦大學，外文不錯，據說懂英法文。我看到一些材料說，他曾到香港短期工作，一直都是在洋行工作。但閻瑞生有個惡習——好賭，他還有個相好，是個妓女名號題紅館。1920年端午節前，閻瑞生偏偏丟了工作。他去題紅館那裏向她討一隻鑽戒，說自己最近頭寸不足，過幾天就還給她。題紅館就把鑽戒給了他。閻瑞生把鑽戒當了600大洋，回頭就去了江灣跑馬場賭博，結果一下子把錢全輸了。情急之下，他就出了下策。
1921年報紙上刊登的電影《閻瑞生》劇照
當時他有兩個狐朋狗友吳春芳和方日珊，他們是販茶葉的，閻瑞生拉他們一起幹一票。其實他已經有了目標。題紅館的姐妹中，有一個是這個行當裏的佼佼者，也就是王蓮英。1917年，新世界(戲院)爲了招攬客人辦了花國選美。當年妓女選美很多，新世界一拍腦袋，現在已經是民國了，我們把獲獎名頭改了，第一名叫花國總統，第二三名叫花國副總統，第四名叫花國總理，而王蓮英就是1917年的花國總理。
花國選舉是模仿了所謂政治選舉，到後來，公衆經常會把花國總統和民國總統放在一起開玩笑。這也可以看出當時民國的政治文化，妓女選美成爲諷刺政治的一種方式。
王蓮英愛出風頭，只要出場就要珠光寶氣披金戴銀。恰好在那個年代，這些妓女們算是時髦女性，愛戴鑽石。閻瑞生通過題紅館知道王蓮英有這種生活派頭和習慣，她出門行頭全身上下總要幾千塊錢。於是閻瑞生就有了打劫的念頭，但總得要有辦法把她噱出來。
爲錢財殺人，被捕後執行槍決
閻瑞生在震旦大學讀書的時候有個同學，是上海商會會長朱葆三的兒子，叫朱老四，閻瑞生不僅跟老四關係很好，還跟老四的弟弟老五關係很好。朱老五有一輛小轎車，車牌號1240號。當時，轎車是時髦事物，上海的小報經常報道上海灘伶人妓女的緋聞八卦，經常寫某某妓女坐着紅色轎車在四馬路疾馳而過之類。
閻瑞生就向老五借了他們家的轎車。我查了當時的口供。當時報紙胃口很好，在案子了結以後把證人證詞、口供全部登出來了。朱家老五後來說，我也不是很情願，畢竟轎車是很昂貴的。老五說，當時他欠了閻瑞生一個人情：閻瑞生丟了工作後，再找工作需要一個保人。他找了老五，但他沒答應，所以有點欠他人情。這次借車就同意了。回頭，閻瑞生他們就把朱家司機打發走了，然後就把王蓮英接出來。
他們開車一下子就到了徐家彙。當時的徐家彙還是郊區，一片麥田。閻瑞生事先做了準備，他買了一種叫哥羅芳的麻醉藥水，倒在棉花上悶在王蓮英臉上，然後把她拖到地上用繩子勒死了。閻瑞生三人就把王蓮英身上的行頭分贓了。後來說，王蓮英身上行頭大概值4000大洋。
這件事情發生在當年的1920年6月9日。6月15日，當地附近農民發現了屍體。原先閻瑞生叫其他兩人把屍體埋掉，但他們當時可能有點怕，天色也已經晚了，只是簡單拋屍在田野裏。當地農民就把這個事情報告上去。
發現女屍是6月15日，第二天這件事情就上了報紙。當時閻瑞生還在上海。但是，朱老五坐不住了。王蓮英的養母他們來找老五了。老五爲了證明自己的清白就去找閻瑞生。他們一行幾人邊走邊說，走到百多洋行的時候，閻瑞生藉口進去辦點事情就不見了。
閻瑞生當時已經結婚，他的家其實在青浦。他逃亡後還回了一次青浦的家，然後又逃到外地去了。很快，閻瑞生在外地把錢花完了。通緝令當時發得很遠，7月，閻瑞生在徐州銅山被人發現，然後被押送回上海。
王蓮英(左)、閻瑞生照片
閻瑞生的一審在會審公廨，當時是法租界，然後引渡到華界。當時上海有個淞滬護軍使，那一任是盧永祥。一審就判了死刑。1920年11月23日，閻瑞生在龍華被槍決。槍決那天，圍了上萬人，據說他的相好題紅館也在現場。
“慘情小說”開始登場
閻瑞生案的來龍去脈大致就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6月15日女屍在麥田被發現，第二天報紙就刊登了此事。到了7月2日，《申報》上就刊登了一則廣告，說他們要出版《蓮英慘史》。之後《閻瑞生自述》、《蓮英痛史》、號稱“慘情小說”的《槍斃閻瑞生》之類的小冊子不一而足，紛紛登場，一時間充斥街頭報攤書肆。
從這個事情，你會發現，當時的上海媒體相當發達，大大小小中文報紙都對閻瑞生案連篇累牘。有意思的是，當時這個案子在租界一審的時候，審理是不對外的，但是各大報紙都派過去抄審判文書，然後回來登報。甚至幾份英文報紙都連續刊登了這個案子的進展，9月20日《字林西報》還爲此寫了社論《蓮英與電影》，這篇社論說這起兇殺案的細節跟電影情節非常近似，很多電影橋段都是從這抄襲來的，比如兇手是三人組，受害者是漂亮不安分的女性，夜晚的兜風和兇殺等等。那段時間，好萊塢非常流行拍連續性的偵探片。
閻瑞生案最精彩不僅是案件本身，而是圍繞案子發生的這些有意思的事情。
1920年11月23日，閻瑞生在龍華被槍斃。11月24日，上海灘同時有兩部戲在演這件事，一個是在大舞臺，一個是在笑舞臺。大舞臺演的是連臺本戲《蓮英劫》，笑舞臺演的是文明戲《蓮英被難記》——也就是早期的話劇。閻瑞生案後，江南一帶的戲曲門類都改編過這個案子，我甚至發現北方的一些戲曲門類也有改編，後來我在網上看到過郭德綱版的《閻瑞生》，說明相聲也改編過。
當時在上海，最熱鬧的時候，一天有5家戲院在演閻瑞生案的戲，其中有一家黃金榮的共舞臺，共舞臺唱這齣戲的有兩個很有名的人，一個是後來成爲黃金榮小老婆的露蘭春，一個就是孟小冬。其中有幾個著名的唱段，在當時都是廣爲傳唱的。百代公司在1921年2、3月份曾出過一張唱片，錄的就是她們倆的閻瑞生案唱段，叫《驚夢》。這張唱片我有。
1921年2月，在南市九畝地的新舞臺也演了文明戲版的“閻瑞生”，這個版本的“閻瑞生”還在報紙上做廣告，說自己的戲跟別人的很不一樣，弄了一輛真汽車在舞臺上。閻瑞生當年在逃脫的時候，有一次是跳進河裏的，所以在舞臺上真的弄了一個水池，讓演員跳進池子。在視覺上，新舞臺力求還原當時的現場。在這種情況下，電影版《閻瑞生》的出現是呼之欲出的。
1920年7月2日《申報》15版刊登的小說《蓮英被害記》廣告
電影《閻瑞生》曾在全國放映三年
電影《閻瑞生》跟上海興起的第一波電影產業是同步的。一戰結束後，上海開始引進大量外國電影，很多人都想進入這一行。在一戰前，上海這邊已經有人在拍電影，但規模都很小，電影本身很多也就10來分鐘。一戰後，進入上海的外國電影中好萊塢電影越來越多，大家意識到這是一個有利可圖的產業。你會發現，第一批進入電影圈的人，他們中有90%以上的人同時是炒股票的。電影對他們來說是商機，跟炒股票是一回事情。上海的電影產業完全不是文藝青年們搞起來的，純粹是逐利的。
但電影版《閻瑞生》的出現是另外一羣人在做。當時上海有一羣在洋行裏工作的年輕人，他們都喜歡電影。這羣人和中國早期電影淵源很深，有些人一直從事電影行業直到1949年後。這羣人裏有顧肯夫、徐新夫、陸潔等，陸潔後來還成爲文華電影製片廠廠長。這些年輕人都喜歡看電影，他們在1920年冬天建立了一個叫中國影戲研究會的組織，最初不到十個人。他們一開始想做一份電影刊物，1921年1月份，他們在《申報》上登了預告，說他們正在編中國第一本電影雜誌。
現在的資料顯示，3月底4月初又在《申報》上刊登廣告說，第一期雜誌要出來了。到了5月，他們又在《申報》上登了廣告，內容有兩條，一是自己改了名字，中國影戲研究會改名爲中國影戲研究社，辦公地點從山西路搬到了浙江路;二是向大家做了預告，第二期雜誌可能拖期，因爲他們在拍電影。在此之前，他們已經登了廣告說自己正在拍閻瑞生的電影。他們自稱投資5萬元，我覺得是吹牛。之後，他們還登了幾次拍攝花絮。比如，昨天幾月幾號一行人到江灣拍一場戲，扮演閻瑞生的人叫程壽芝，他認識閻瑞生，他也在洋行工作，據說兩人長相很像。後來大家做了比對，確實是有點像。
中國影戲研究社的這些年輕人要拍電影，問題是他們沒有拍過電影，也沒有摸過攝影機，只是喜歡看電影而已。所以真正的拍攝是交給了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在1917-1918年間成立了活動影戲部。當時商務印書館主業是教材，他們對外宣稱這個活動影戲部拍的是教育電影，但其實是娛樂電影。
1921年電影《閻瑞生》劇照
商務印書館接了中國影戲研究社的這單活。所以電影《閻瑞生》的導演是商務印書館的，導演可能是兩個人，一個是任彭年，一個是徐新夫，但這只是一種說法。
當時的電影還沒有那麼嚴格的拍攝標準，也可能是大家一起拍的。但是掌機的人是很清楚的，就是商務印書館活動影戲部廖恩壽，真正執筆的是商務印書館楊小仲，他後來成爲有名的導演，曾拍過《孫悟空三打白骨精》。
1921年7月1日電影上映，中國影戲研究社包下來當時上海最豪華的電影院夏令配克影戲院——解放後更名爲新華電影院，就在現在的南京西路鳳陽路一帶。這是中國電影第一次在夏令配克影戲院放映。做廣告的時候，他們還自我標榜，我們演的都是真的，涉及到當時犯罪的地方，犯罪的那些經典，它都說是真的，比如一品香飯店，王德昌茶葉店，佘山天主教堂。
電影《閻瑞生》的票價當時是1塊和1塊5兩種，生意非常好。電影放了一個禮拜，每天晚上放兩場，第一場7點，第二場9點半。這部電影，膠片10本，每本10分鐘，也就是說這部電影有100分鐘左右。從這也可以看出，當時上海的夜生活非常豐富。而這種放電影方式是當時上海的慣例，白天是很少放電影的，《閻瑞生》也只是在那一週的週六白天加映了一場。也就是說，在首周，《閻瑞生》共放了15場。據1927年的《中國影戲大觀》所講，這部電影在第一個禮拜賺了4000大洋。
電影《閻瑞生》從1921年起不斷再映，並在全國輪演，大概一直演到1924年。
由此可見，上海的媒體非常發達。這件事情本身也催生了新的媒體，比如中國影戲研究社，他們去拍了電影。他們其實也是“一片公司”(就只拍了《閻瑞生》)，後來再也沒有拍過電影，但這裏有些人成爲中國電影的老前輩。而他們編的雜誌，第三期開始跟明星公司合作，這也是他們的最後一期。其實除了閻瑞生案，很多社會案件都很快被改編成各種舞臺劇。從這也可以看到，上海當時的媒體和娛樂界的吸納能力非常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