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文藝復興以前，蒙古軍的征伐對全球的震動可謂是空前絕後的。自1206年鐵木真在哈拉和林組建他的“大蒙古國”之後，就對周邊國家與民族開展了曠日持久的一系列侵略戰爭，奠定了空前絕後的東起太平洋，西達波斯灣，西北一度進抵多瑙河，橫跨歐亞大陸，蕩平整個東部農耕地區的蒙古人世界。這不僅在當時是一場空前的風暴，捲起漫天沙石塵土掩蓋了繁榮的文明，甚至使草木爲之不生，亦給以後的世界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就好像火山爆發在一瞬之間，但最後一縷煙塵的散去卻要待到數年之後。
蒙古人的興起與強盛在十三至十四世紀間，波斯文反映這段時期的史料有志費尼書、瓦薩甫書和拉施特書。其中，志費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具有突出的地位。它成書最早，所記述的史實大多爲著者親見親聞的。由於著者本人在二十歲以前已開始爲蒙古政府服務，不久成爲蒙古人派駐烏滸水以西諸省長官阿爾渾的祕書，曾三次隨行赴蒙古首都哈拉和林。書中的許多材料均爲其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親身所體驗，具有較強之可信度。《世界征服者史》所記史實上溯鐵木真西征，下止於旭烈兀平滅阿殺辛人的阿喇模忒諸堡，間敘坐鎮蒙古本土的歷任合罕(可汗)及地方諸侯之作爲，詳實真切地描述了蒙古人世界征伐的一段風雲血腥的歷史。從《世界征服者史》中的各類史料來看待蒙古人的世界征伐，我們是無法對其作出任何讚譽的。對於人類而言，這是西歐鼠疫大爆發之同時的又一場浩劫，且相比而言具有更加持久和惡劣的影響。從下文不難證實這一點：
首先，蒙古人的征伐，對於亞歐各民族來說意味着生靈的塗炭與原有燦爛文明的毀滅。從《世界征服者史》中，我們可以看到：蒙古大軍在征討過程中，僅要稍遇抵抗，抑或是當地居民伺候不周，便會在被佔領的城鄉大肆燒殺破壞。一旦繁華的都市被蒙古軍攻陷，隨即防禦工事被拆毀，建築被焚燒，珍寶被掠奪，居民被屠殺殆盡(僅少數工匠及婦孺可倖存)。享有盛譽的巴格達大學於1258年毀於西征的蒙古軍人之手，歷代收藏的數百萬冊藏書被拋入底格里斯河，河水爲之變色。更有甚者，由於遊牧民族的“得地不守”習慣和“駐夏”(夏季退回蒙古高原避暑)習俗，往往每隔一段時間這類慘劇便在同一地點重複上演。即使是納貢稱臣之地，蒙軍也要大肆勒索劫掠，造成當地經濟生產的極大損失。繁榮的中原文明受到極大破壞，而盛極一時的東部儒家文明則更是遭到滅頂之災。撒馬爾罕、布哈拉都是當時中亞的商業、文化、宗教中心，人口稠密，商旅繁榮，而蒙古軍均使之片瓦不存;富庶的呼羅珊省在蒙軍經過後幾乎千里無人煙。蒙軍在佔據花拉子模首都後，燒燬了城池尚不罷休，又挖開河堤，淹沒周圍大片土地。《世界征服者史》記載布哈拉遭到蒙古人的洗劫後一個倖存的逃生者，當他被問及布哈拉的情況時回答說：“他們到來，他們破壞，他們焚燒，他們殺戮，他們劫掠，然後他們離去。”簡短的幾句話，真切反映出當時戰爭的殘酷和人們對蒙古軍隊的恐懼心理。西征的蒙古軍究竟殺戮了多少人現已無從計算，但無論如何是不會少於五千萬的，大約佔當時世界人口的1/8—1/10。而作爲重災區的中亞，人口喪失估計達到50%—60%，從此長期處在貧困蕭索之中，影響甚至直至今日。
其次，蒙古人的征伐直接製造了空前的人口大遷徙(或者可以說是民族大遷徙)，對衆多民族的正常生活秩序與經濟文化發展帶來巨大劫難。在上文已提到，蒙古人在屠城之時，惟有手藝的工匠可豁免。蒙軍往往使之成爲隨軍匠戶或移徙至蒙古本土或中國內地進行奴役。這種人口遷徙規模之大，歷史上前所未有。據中國史書記載，當時從華北地區一次遷徙百萬漢人民戶充實漠北，同期有大量的色目人(回回人)以軍人或隨軍人員身份進入中國與漢族雜居，成爲現今中國回族的來源。而在我看來，這種民族遷徙勢必對衆多民族的正常生活與經濟發展造成巨大影響。衆所周知，文化植根於民族，而民族植根於一定的地域。當文化離開了原有的土地，自然會有兩類不同後果：一類是作適應新形勢的改變從而繼續流傳，如佛教在中國漢化後形成禪宗與淨土宗繼續發揚光大;另一類則是由於種種原因融入其他文化之中，久而消失得無影無蹤。不可否認有許多文化或工藝技術在其載體的毀滅或輾轉流離中逐漸趨於湮沒。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我們可發現，哈喇契丹(即中國史籍上的西遼)是一個佛教王朝，乃蠻部的屈出律信仰基督教，而花拉子模則是伊斯蘭教國家，這至少表明蒙古軍到來之前，中亞是三大宗教並存的地區。但自蒙古軍進入中亞後，佛教和基督教便在當地難覓蹤跡了。這總不能說是蒙軍西征的功績吧?《合罕言行錄》表明蒙古君主對伊斯蘭教採取寬容政策，但其也未將過去繁榮的東部文明有所保留，使這一地區沉寂了二百餘年之久。
蒙古人的世界征伐，以建立數個大的汗國，實現所謂“韃靼人的和平”告一段落。蒙古人的世界體系亦自有其特點，如各汗國之間依靠“兄每弟每”的關係，連接起數條通暢的道路溝通商貿，促進中國技術(火藥等)的西傳。但事實上，這樣的“和平”是建立在野蠻征服、嚴酷統治衆多民族的基礎上的，只會引起被壓迫民族的強烈反抗。短短百年之後，在風起雲涌的民族起義中，這個“體系”被徹底摧毀，但不可否認，這一段歷史給被壓迫民族的心理上留下了難以抹去的陰影。俄羅斯近代一些落後野蠻的制度(農奴制、夾鞭刑等)就留有蒙古習俗之殘跡。中西歐國家由於蒙軍的回撤(恰逢蒙古可汗的去世)免遭一劫，但他們亦如驚弓之鳥，“東方”給其的印象成爲了野蠻落後的代名詞，直至近世西方國家亦常有人以此爲藉口鼓吹種族優劣論。本人以爲，中國人(漢人)強烈的排外情緒，亦始於蒙古軍的南侵。古代的中國人並無太多的懼外、避外、排外情緒，孔子在失意之時就曾打算遷居九夷。(見《論語·子罕》)直至唐宋，中國人對待外來文明，一向可謂兼容幷蓄。唐代中國文化吸收了數不勝數的外來成分，唐人對“蕃客”和留學生持歡迎、接納的態度。當時在首都長安和全國各地，有大批的“蕃客”經商定居，大批留學生慕名而來，甚至其中有出色者應考中第獲得官職。唐政府甚至允許外國人享有法律上的自決權。唐《永徽律》規定：“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這一規定，是後來明清法律所不曾有的，體現了唐人尊重外國人的態度，也反映了當時中外交往的頻繁。宋代繼承了這一傳統，特別是南宋時代，爲了繁榮經濟，在東南港口設法招攬外商，進而規定華商若能招徠一定數量的外商即授予相當官銜，這也是以後歷代所不曾有的。歷史上，唐宋的兼容幷蓄與明清的閉國排外形成鮮明的對照。本人以爲，這與蒙古人的南侵有不可分的關係。儘管在此之前中原也曾受到數次北方遊牧民族(鮮卑人、契丹人、女直人等)的侵襲，但其規模相對而言尚不大(在蒙古之前尚無佔據江淮以南者)，其破壞性相對而言不算嚴重——遼金君主在南下時大都懷着欽慕中夏文明的心態和稱帝中原的野心，自然就要有所顧忌。而十三世紀前期蒙古人的南侵，均是兵分數路，使用重裝騎兵作戰，殺傷力和破壞性極大。再者，蒙軍南侵初期意在劫掠，以後雖也佔領州縣土地，但採取卻是將農田改成牧場，將農民驅逐或擄略的手段，而其屠城舊制也遲遲未廢。僅以四川一地爲例，據史料記載，在蒙軍南下前四川原有人口超過1300萬，經歷蒙軍大肆燒殺，僅存85萬人!當時著名的刻書中心眉山毀於戰火。漢族是一向以農耕經濟爲主，重視傳統的民族。蒙軍的瞬間毀滅不僅僅是漢族人民生命財產上的滅頂之災，使漢地經濟在短期內難以恢復，也給漢族民衆在思想上造成不可磨滅的創傷，使漢族人深切感受到外來力量的可怕，天長日久，這種恐懼感蔓延成爲對整個外來文明動輒產生恐懼與排斥，現在看來是不足爲怪的。雖然一統中夏的忽必烈汗死後僅數十年，蒙古皇帝就在如火如荼的民族起義中兵敗北逃，但漢族人心中的懼外、避外、排外的思想卻延續下來，極大影響了以後幾百年的歷史進程。千年易過，蒙古人世界征服的罪孽難消!蒙古帝國終究成爲了歷史，其建構的世界體系也隨着各個汗國的陸續滅亡而不復存在。在帝國的遺址上新的民族國家紛紛誕生。但是，蒙古人留下的痕跡是如此深刻，如此使人難以忘懷。故而，當舊的一葉翻過去時，總有人致力於回過頭去探究，搜尋有意義的東西——歷史的魅力或許就在發掘與探究本身。這也是《世界征服者史》的意義所在，就像照相機一樣把那一段滄桑定了格，永遠展示在後人面前。當然，還有更多的史實遺落在那兒等待着有心人的採擷。歷史永遠等待着後人的開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