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吏部右侍郎愛仁則向皇帝奏稱，京師“步軍營額設甲兵共兩萬一千餘名，風聞現在空額過半”。最近，媒體連續曝光數起“吃空餉”事件，如福建龍巖市“九年吃空餉公務員”、重慶萬州“官二代吃空餉兩年”、湖南永州“數百教師吃空餉”等，使得“吃空餉”現象再次成爲熱議話題，“吃空餉”也成了新詞條。
“吃空餉”並非最近纔有的現象。早在1999年，媒體就報道僅33萬人口的國家級貧困縣寧夏同心縣，吃財政飯者1.1萬人，超編2800多人有拿工資不上班的“掛職幹部”，也有僅十歲的“娃娃幹部”、“書包乾部”，甚至有四五歲的“學齡前兒童幹部”。十多年來，“吃空餉”報道不絕，可見頑疾難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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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吃空餉”的語源，“餉”本意指軍糧，引申爲軍人的俸給。所以，“吃空餉”本意是指軍官虛報兵員冒領軍餉。在二十五史中，未出現“空餉”這個詞。但在清代的官方文書中，有“空餉”一詞。在行政領域，中國古代的確存在“不上班但是可以領工資”的現象，但並沒有類似同心縣那樣嚴重的情況。中國歷史上特別是明清時代，地方財政的管理極爲嚴格，其整飭有序出於我們現在的想象。
據同治十年纂修的《合江縣志》(該縣位於長江上游，隸屬四川)記載，該縣吃財政飯的公務人員，正式編制包括：知縣一名，年薪45兩，養廉銀600兩;典史一員，年薪31.52兩，養廉銀80兩;教諭、訓導各一名，年薪各40兩;稟生(縣學學生)20名，共64兩;衙役之類的縣政府辦公人員，包括門子、皁隸、馬快、轎傘扇夫、仵作、膳夫、捕役、門軍、禁卒、更夫、鬥級、倉夫等共68名，工食銀每人每年6兩，共408兩;民壯8名，每人每年工食銀8兩，共64兩;鋪遞兵6名，每人每年工食銀6兩，共36兩;救生船水手12名，每人每月支銀0.6兩，共86.4兩;還有用於春秋祭祀文昌廟、社稷壇等用銀每年66兩。總計財政支出1560.92兩，其中吃財政飯的共118人，工資1494.92兩。當然，如果遇到有閏月的年份，稟生、衙役等要加補一月的工資。
這就是說，清代的州縣吃財政飯的人很少，一個縣只有一百來個人，而財政支出明確，財政紀律嚴格，工資的來源也清楚：比如養廉銀共680兩出自火耗，救生船水手工資86.4兩是鹽庫給錢，因爲設置水手的目的是負責鹽船在江上的運輸安全，其餘大部分出自地丁銀。當地稅收中留用爲工資的在財政制度中叫“存留”，其餘都要上交，稱爲“起運”。
清代地方財政收支制度非常嚴格，運行效率很高。這種財政制度也有弊端，主要是地方財權太小，很多地方公共服務沒有財政支持。其好處是因其執行的剛性，扼制了財政支出的混亂，“吃公餉”之類的現象，就沒有存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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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吃公餉”普遍存在於軍隊中。軍隊與地方的差別，主要是地方管商民，負有徵稅的職責，因此其腐敗表現爲徵稅時的攤派和多徵，地方官場對這部分財富再分配;而軍隊沒有徵稅權力，收入靠國家財政撥款，所以其腐敗方式便主要是平時通過虛報兵員、戰時虛報軍用物資耗費來達到目的。因此，“吃空餉”成爲常見手段。鴉片戰爭爆發之前的1838年，禁菸派官員黃爵滋在奏摺中說，“糧多冒領，則有餉無兵”，1853年吏部右侍郎愛仁則向皇帝奏稱，京師“步軍營額設甲兵共兩萬一千餘名，風聞現在空額過半”，可見“吃空餉”現象之嚴重。
古代軍隊的“吃空餉”，與現下“不上班但是可以領工資”的現象，儘管有很大不同，但也有共同點，即財政的混亂和低效率。公共財政本來應完全用於公共服務，但“吃空餉”卻使公共財政支出轉化爲個人私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