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會下圍棋的女性極多。她們主要集中在社會中上階層和能夠接受到文化薰陶的羣體中，有宮廷貴婦，有文人妻女，也有青樓名妓。《西京雜記》中就有漢高祖寵妃戚夫人下棋的記載，五代十國時期後蜀的花蕊夫人曾以宮廷佳麗學圍棋的場景入詩，南唐後主的大小周皇后，皆雅擅此道。擅長弈道的文人妻女也不在少數，如宋代詩人胡元功的女兒胡與可(同時也是狀元黃由的妻子)，清代進士石爲崧的女兒石學仙、進士王光燮的女兒王采薇等。
與圍棋有緣的青樓名妓則更數不勝數，李師師、嚴蕊、柳如是皆有擅長圍棋的記載，北宋營妓宋瑤甚至被稱爲“弈妓”，清代蔡韻卿、陳玉卿、張若濤皆工弈道，被叫做“青樓三姝”。另外，女性下圍棋不分年齡，優秀的女棋童也曾見諸記載，如《夷堅志》載“宋劉鎮有八歲女，善棋”。
非但如此，女性的圍棋水平甚至完全可以蓋過家中的男性親人，如乾隆朝進士孫星衍根本不懂圍棋，而妻子與他完婚不久便來約棋，他只能回答不約，並“頗心愧之”。(《香豔叢書》)清代蔣坦自負圍棋高手，“平生此技未肯讓人”，但與年未及笄的妻妹珮琪對弈，卻三戰三北，不由不感慨：“(珮琪)所造如此，殆天授耶!”(蔣坦《秋燈瑣憶》)像珮琪這樣的棋技，估計已經達到準專業水準了。《香豔叢書》還記載過一個更爲專業的女棋手——金陵繡琴，她曾在清代知名國手施襄夏那裏學棋，並在師父讓子的情況下與之大戰，二人大戰的實錄，以兩局棋譜的形式留在了《海昌二妙集》中。
當然，上述種種記載並非都出自信史，個別說法或有虛構之嫌。但至少可以說明：從社會心理的角度，人們是樂於傳播和接受“女子擅長圍棋”這一信息的。那麼問題來了，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代，社會爲何樂於接受女性喜歡一項智性遊戲呢?
作爲“道”的圍棋：淳風化俗、養性樂道
這種現象與古代社會對圍棋的文化定位有關。中國古代對圍棋的理解，一直存在兩種傳統，一種側重於圍棋競技性的一面，將之視爲爭勝負、謀輸贏、鼓勵機詐的“術”。發揚一種過分強調“術”的遊戲，自然會敗壞禮教與德性。所以，漢代賈誼說：“失禮迷風，圍棋是也。”(白居易《白孔六帖》)三國時期東吳重臣韋曜甚至寫下《博弈論》，提出要取締圍棋。他認爲圍棋所包含的技藝無益於世道人心，而且易使人沉迷其中，妨礙正業：“(圍棋)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直到晚唐，皮日休還有類似的論調。皮日休反對堯發明圍棋的說法，他認爲堯乃仁義之君，不會發明這種害詐爭僞的遊戲：“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僞則亂，是弈之必然也。……夫堯之有仁義禮智信，性也，如生者必能用手足、任耳目者矣，豈區區出纖謀小智，以著其術，用爭勝負哉?”
在這種傳統的理解裏，不僅女性不應該下圍棋，而是應該全面取締圍棋。幸而，另一種傳統的力量更爲強大，而且漸漸成爲社會的主流聲音。另一種傳統看重的是圍棋背後所蘊含的哲學與義理，將之視爲敦風化俗、修身養性的一種“道”。在這種理解下，學習圍棋不僅無礙正業，而且本身就是正業的一種——陶冶心性。當然這種傳統也是在歷史中建構起來的。
孔子曾對圍棋做過很有限的提倡。《論語•陽貨》中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邢昺疏：“夫子爲其飽食之之，無所據樂，善生淫慾，故取教之曰：不有博奕之戲乎?若其爲之，猶勝乎止也。欲令據此爲樂則不生淫慾也。”吃飽了沒事幹，難免胡思亂想，走上邪路。不如下下棋，圖一個樂，打發一下時間，總比去搞歪門邪道要好。這種觀點頗爲當時社會所接受。按照這種說法，讓女性學圍棋，也似乎別有用意：能夠打消衛道士與善妒丈夫們內心難以啓齒的隱憂。
到漢代班固時，他已將圍棋視爲合乎天地至理的哲學載體：“上有天地之像，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圍棋逐漸被納入儒、道體系之中，被賦予了更多形而上學的含義。到唐代，與琴、書、畫並列，成爲文人四友。元代胡助的《圍棋賦》描述圍棋爲“子圓局方，法乎天地”，清代樑章鉅在《觀弈軒雜錄》中稱圍棋爲“養性樂道之具也”，明代孫作更是駁斥了僅將下棋視爲玩物喪志的看法，認爲圍棋的發明者“率意苟爲，必歸於道”。
美術史的研究者多認爲，宋、元乃是中國傳統繪畫的一個關鍵轉折，此前，匠師畫佔據畫壇的主流;此後，文人畫興起，漸漸取代了匠師畫。其實，圍棋也經歷了這麼一個歷程，整個古代歷史發展的趨勢就是：將圍棋視爲哲學與義理的“道”的傳統漸漸壓倒了將圍棋視爲技藝的“術”的傳統，棋手之棋，也漸漸成爲文人之棋。儘管研究者很難說出明確的轉折時代。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傳統社會爲何允許甚至鼓勵女性學習圍棋了：既能陶冶情操，又能教化人心，還能打發閒暇無聊的時光，何樂而不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