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埃及，儘管歷史上出現文明的時間很早，但是重洋相隔，數千年間，並未有直接交流見諸史冊，且雙方似也不甚瞭解對方的存在。鄭和下西洋，雖然途徑摩加迪沙、蒙巴薩等非洲東海岸地區，卻未履埃及地方。埃及作爲國家和文明，載入漢文文獻，要到西方傳教士在明末清初向中國人介紹世界地理知識之際。
郭嵩燾：埃及文明不早於中華
同治年間，中國士人開始成規模地前往歐美，而西行的必經之路即是居印度洋與地中海之間的埃及。1866年斌椿出遊時，蘇伊士運河尚未浚通，中途必須換乘火車，期間乘便觀覽了金字塔。
斌椿發現金字塔墓道入口有“橫石刻字”，雖然歷經風霜，能辨識者僅二三成，但是還是可以判斷其狀“如古鐘鼎文”。同行的張德彝也注意到了洞口的文字，不過在他看來，這篇“埃及文”更類似於“鳥篆”。
1876年，郭嵩燾因馬嘉理案向英國道歉，並擔任正式駐英法公使。據郭嵩燾記載，在埃及時，使團成員也登岸參觀閒逛，有人就在當地買到了“埃及古蹟圖”數張，其實應該是古蹟的照片或其放大版圖像。
其中有克萊奧帕特拉方尖碑正面和左後方兩幅，碑上能看出有刻字，形態據說比較類似於金文、古籀和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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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燾當即命人臨摹下來，審視之下，發現有像鳥、像馬、像眉目等各種形狀者，並由此推斷，古埃及造字原則與中國相同，進而得出結論稱，人類文字草創階段，無非象形、會意兩種手段。
抵達歐洲後，郭嵩燾接觸到了更多古埃及和古埃及文字的知識，也遇到了一些埃及學家。
他在英國與埃及學家百爾治(Birch)經常有往來，並從其處聽說了不少埃及考古之事。比如古埃及文字在西方，實際上也是數千年來沒人能夠解讀，直到商博良(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成功釋讀羅塞塔石碑。
當然，在與另外一些對東方歷史感興趣者的會面中，談話就不滿足於對古文字的比較了，而往往由文字出發去推論兩個文明的先後。郭嵩燾堅持認爲埃及古文字和中國的金文類似，不過三千年左右的歷史而已，埃及文明不會早於中華。
張蔭桓：運回法老石碑複製品
近代埃及國力衰微，文物古蹟亦不能自保，四散而收藏於各列強的博物館中。中國出使人員和遊歷者，也曾在英、法、美等國見識到了埃及文物和類似中國上古文字的古埃及文字。比如負責考察世博會的李圭，曾在大英博物館見過埃及木乃伊等物。崔國因則是在美國的博物館中，參觀了古埃及的棺木。
薛福成是在梵蒂岡參觀的埃及博物館，他也很關注古埃及文物上的文字，認爲與中國的篆書相似，以象形字、會意字居多。
在法國巴黎，張蔭桓前往盧浮宮參觀，宮中有專門陳列古埃及文物之室，文物上的文字有類似鳥篆者，有類似大篆者，讓其不禁感嘆“上古文章朴茂”。之後在西班牙，他也參觀了陳列有埃及藏品的博物館和美術館。張蔭桓在美術館發現有一枚高約一尺八寸的古埃及銅象，背面刻有非常清晰的古埃及文字。這使他興趣盎然，也和王韜一樣萌生了製作拓片的心思，只可惜交涉之後，並未被館方允許。 到美國之後，張蔭桓能讀、喜讀古文字的名聲傳揚了出去，甚至曾有美國國務院從事外交工作的官員，將不知是何處的古文，共三十八個字，送到中國使館，請其考認辨識，張雖不甚有頭緒，但見其類似篆書，認爲應該是古埃及文字。
此後張蔭桓更是在外務交涉之餘，留心相關信息，多次專門詢問曾去埃及讀書的法國同行，關於埃及石幢及文字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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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和詢問，終究難以過癮，手拓古物上的文字，又一般不爲收藏者和博物館允許。於是張蔭桓便向收藏機構討要埃及古碑的複製品，並如願以償。他非常高興，不僅回贈中國圖書，還爲石碑寫了五十四字的題記。
這塊埃及石碑是1866年在蘇伊士運河沿岸出土，上面的文字記述了法老托勒密三世及其妻子貝勒尼基之事蹟。據張蔭桓記載，石碑及小碑上有所謂“象形字”、“破體字”和“希臘字”三種，實際上便是古埃及聖書體、世俗體和希臘文。由於托勒密三世時期是埃及的希臘化時期，所以碑上並列希臘文字，這當然也是破譯石碑內容的關鍵。
端方：收藏古埃及文物的大咖
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以作預備立憲準備，五大臣中有嗜好古物和古文字的端方。端方在國內就聽說過古埃及文物和文字，所以藉着出使的便利，不僅考察各國政治，也順帶考察了埃及古物。
根據北京大學顏海英的介紹，端方收藏的古埃及文物，僅今日所見，就有數十件，其中有五塊埃及古碑原件(現藏於北大塞克勒博物館)，又有四十多塊石碑複製品和人形木棺，現藏於國家博物館。
由於端方精於金石之學，故所有複製品都非常精美，或與原物相去不遠。更難能可貴的是，端方藏品中有約五十件的內容，從未發表過，這說明當年他很可能是把原件都帶了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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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得到異域金石之後，也毫不藏掖，會“摹拓其文”製成畫幅、扇子等，分送衆人，俞樾就曾得一柄，還賦歌一首，記此幸事，又感嘆其文字難以通讀解釋，“中國文字猶難通，況在大荒西經中”。
未幾，保路運動爆發，端方率湖北新軍入川鎮壓，大軍行至資州發生譁變，端方殞命，家藏寶物四散。1912年，上海的有正書局，曾出版過一冊數十頁的圖錄，名爲《埃及五千年石刻》，其中基本上是端方所藏的摹繪或拓片。
又有山東人慕玄父輾轉獲得古埃及棺蓋一具，也是從端方處流出者，慕氏不能辨認，遂請埃及學家達拉塞、美國杜耳博士和北大教授李泰棻多人幫忙，成《希臘埃及時代棺銘考釋》一冊，於1922年鉛印出版發行，並請羅振玉作序。
次年，曾經在美國皮博迪博物館整理過數百個古埃及人頭骨的李濟，從哈佛大學學成歸國，開啓了傳統金石學向現代考古學邁進的新篇章。
